第二個問題所涉及到的或許是我考慮的主要之點——猜想量子力學的詮釋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概率計算的詮釋問題。
第三個已解決的問題是一種狀態的準備與測量之間的區別。盡管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十分正確的，並且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在一個思想實驗上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非常重視這個錯誤；那時我不知道甚至愛因斯坦也犯了一些類似的錯誤，而且我認為我的過失證明了我的無能。我聽說愛因斯坦的錯誤是1936年在哥本哈根“科學哲學大會”以後。根據理論物理學家維克多·韋斯科夫的提議，我受到了尼爾斯·玻爾的邀請，在他的研究所裏逗留了幾天進行討論：先前我已為我用來反對馮·魏茨澤克和海森堡以及反對愛因斯坦的思想實驗作了辯護，前兩人的論據並不使我十分信服，但後者的論據確實使我信服，我也和梯爾林以及和薛定諤討論了這個問題，薛定諤告訴我，他為量子力學而怏怏不樂，他認為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它。因此當玻爾告訴我關於他與愛因斯坦的討論——他後來在施爾普的《愛因斯坦》卷中描述了那些討論——時我是處於一種失敗主義的情緒中。我並沒有想到從這一事實中得到安慰：即根據玻爾的說法，愛因斯坦和我一樣犯了錯誤；我感到我失敗了，並且我不能抵製玻爾個性的巨大影響。我多少還是屈服了，盡管我仍然為我對“波包收縮”的解釋作辯護。韋斯科夫似乎樂於接受它，而玻爾卻過於渴望闡述他的互補性理論，以致不能對我為宣傳我的解釋所作的微薄努力給予任何注意，而我也沒有堅持這一點，因為我滿足於學習，而不是講授。當我離別玻爾時，他那和藹可親。才華橫溢、積極熱情的品質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我也幾乎覺得無疑他是正確的，而我是錯誤的。但是我不能自信我理解了玻爾的“互補性”理論，並且開始懷疑是否有別的什麼人也能理解它。雖然有些人顯然已被說服，認為他們是理解了。正如愛因斯坦後來告訴我的，還有薛定諤也有這種懷疑。
這使我去思考“理解”問題。玻爾以某種方式斷言，量子力學是不可理解的，隻有古典物理學是可以理解的，並且我們不得不順從這一事實：量子力學隻能部分被理解，而且隻有通過古典物理學的中介去理解它。這種理解的一部分是通過古典的“粒子圖像”達到的，大部分是通過古典的“波圖像”達到的；這兩種圖像是不相容的，它們就是玻爾稱為“互補性的”。沒有希望去更充分地或更直接地理解這個理論，要求的卻是放棄要達到一種更充分理解的任何試圖。
我猜想玻爾的理論是建立在對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理解持十分狹隘的觀點之上。看起來玻爾想到的是用圖像和模型理解——用某種形象化理解。我認為這種觀點太狹隘了，我終於發展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根據這種觀點，即要緊的不是對圖像的理解，而是對一種理論的邏輯力量的理解，就是說它的說明力，它對有關問題和其他理論的關係。多年來，我在講演中發展了這種觀點，我想第一次是在阿爾巴赫和普林斯頓，在劍橋一次關於量子力學的講演中，在明尼阿波利斯，後來又在普林斯頓以及其他地方。這個觀點可在我新近的一些論文中找到，雖然隻是一個梗概。
關於量子物理學，數年來我一直是不抱信心的。我不能忘卻我的錯誤的思想實驗，並且，雖然我認為為自己所犯的任何錯誤感到痛心是對的，但現在我認為我過分重視這個錯誤了。隻是在1948或1949年，與一位量子物理學家阿瑟·馬爾赫進行了一些討論之後，我似乎才重新鼓起勇氣再次回到這個問題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