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經濟進展經濟學
在過去20年裏，聯邦政府已經試圖以立法程序減少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這一立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平等機會是否可以用立法的形式實現?根據哈佛大學的理查德·弗裏曼的說法，1964年的《民權法案》在減少歧視和改善黑人工薪者的命運方麵已經成為一個主要因素。在評論弗裏曼以及芝加哥大學的詹姆士·海克曼和理查德·巴特勒等人的發現時，我們發現他們對改善黑人經濟福利立法的重要性得出了謹慎得多的評估。一方麵他們同意作為反歧視立法的結果，似乎年輕的黑人們改善得較好，他們的入學率提高就是一個例子。另一方麵，他們總結說，黑人作為一個整體其問題仍未解決。
大家都會讚同1964年至1975年之間黑人經濟出現了相當大的改善。黑人婦女獲得了更為顯著的收益。1964年，黑人婦女的平均工資或薪水是白人婦女平均薪水的58％，到了1975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97％。並且，黑人婦女的工作地位也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對黑人男性工人來說，年齡與技能水平在他們所達到的程度上有很重要的差別。1964年，年齡在20～24歲的青年黑種工人可以掙得青年白種工人所掙收人的68％，到了1975年，該數字為85％。對老年工人來說，進展一直較為緩慢。可比較的數字在1964年是65％，在1975年為70％。男性中更為引人注意的成功一直是在具有較高素質的黑人群體中，1964年黑人專業人士掙得可比較白人收入的69％，而到了1975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84％。對具有博士學位頭銜的人，以及新近獲得商業學士學位的畢業生來說，黑人們在70年代中期似乎與可比較的白人幾乎一樣好。這些都是引人注意的收益，它們得利於1964年《民權法案》的通過。弗裏曼論證說：1964年的法案為黑人將需求曲線移向右邊。他使用大量的數據來支持這一事實，即正是這項立法，改變了黑人的機遇。
另一方麵，海克曼和巴特勒使用同時間序列分析和數量經濟的技術方法，總結說該證據並未表明需求曲線向右移動。相反卻是供給曲線的向左移動。他們的論據是60年代末有關福利的社會支出導致在低工資收入的工人(即那些最有可能參與社會福利計劃的人)中間，勞動力參與率的降低。鑒於在這低工資群體中黑人占有比白人大得多的份額，其後果就是要相對減少勞動力黑種工人的供給。根據海克曼和巴特勒的說法，在天平較低的一端是減少的黑種工人供給，那些保留在勞動中的黑人的相對工資顯然是被提高了。他們發現的關鍵是，如果市場需求向有利於黑人的方向移動，會導致勞動力參與率上升。但事實恰恰相反。也就是說，黑人的勞動力參與率下降了。海克曼和巴特勒相信這一發現是與需求向右移動(弗裏曼認為是《民權法案》的結果)不一致的。對海克曼和巴特勒來說，黑人福利改善的最重要的源泉是，由於改善學校質量、工業化和從南方向外遷移而出現的美國南方的顯著變化。
這兩種立場相距有多遠?海克曼和巴特勒讓步說，也許立法已經有了某些影響力，尤其是在青年黑人身上，如同早些時候說到的那樣。並且肯定地說南方學校的改進，以及某種程度上更加樂意雇傭黑人，如果不是直接地，也至少是間接地與立法活動相關。不過，這些立場之間的差異是重要的，因為它們提出了在禁止歧視的直接立法中有效程度的問題。回答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應當指出：無論人們站在哪一邊，黑人福利的兩難困境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弗裏曼和海克曼及巴特勒都已表明：黑人在勞動力中的參與率低於白人的參與率，也就是說，年輕黑人中的失業率要比白人中的失業率高得多。所以，一個社會如何能夠創造機會的平等這一問題仍然存在。
小結
1964年至1975年之間，黑人的經濟改善似乎相當可觀。有兩個可變換的原因已經給定。一個是因為1964年的《民權法案》，對黑人的需求曲線已經向外移向右邊。一個相反的觀點主張黑人的供給曲線已經移向左邊，因為福利計劃已經降低了在黑人中間的勞動力參與率。第二種觀點的辯護者爭論說已改善的黑人福利主要來源是學校質量的改善，美國南方的工業化和從南方向外的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