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
李約瑟是英國著名的中國學學者，是一位著名的英國科學家，他的大半生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化遺產。他的名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在全世界享有盛譽，自出版以來，就被學術界中對於比較社會學（特別對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和醫學）感興趣的學者所熟悉、學習和引用。這部書被譽為20世紀最突出的漢學著作。但是人們簡直不會相信，著有這樣一部名著的作者既不是專業漢學家，也不是專業科學史家，而是一位頗有成就的生物化學家。他之所以致力於研究中國科學史，一方麵是出自興趣，但更重要的是他要使全世界人民對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作出正確評價，消除曆史偏見。
李約瑟的名字，與他那部享譽世界的權威之作——《中國科學技術史》聯在一起，他以他的大半生時間著述這本書，所以人們常常以他於1948年開始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為界，將李約瑟的一生劃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在1948年以前，他經曆了童年、中小學及大學生活，經過勤奮鑽研成為一個生物學家和生物化學家。1942年他來到中國，在中國逗留4年後，到倫敦和巴黎擔任了兩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的第一任科學部副主任。1948年回到英國劍橋，開始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
一、青少年時代
李約瑟原名約瑟·尼達姆（JosephNeedham），李約瑟是他的中文名字。他1900年12月9日出生於英國一個小康家庭。他的父親，名字也叫約瑟·尼達姆，是德俾郡人，小時候家境極為貧困，長大後上蘇格蘭阿伯丁大學學醫並擔任過解剖學教授，後來在倫敦名醫集中的哈裏街開設診所行醫，成為著名的麻醉藥外科專家。李約瑟是他第二次結婚後所生的獨子。李約瑟的母親阿莉西亞·阿德萊德·蒙哥馬利是北愛爾蘭人，她不僅擅長鋼琴演奏，而且還擅長作曲，尤以情歌見長，是一位頗有聲望，富於藝術氣質的音樂家。可以說，李約瑟生長在一個很理想的環境裏——一個有深厚文化修養，頗為富裕而且受人尊敬的家庭。但是李約瑟在童年的時候，常感覺到父母之間有一層隔膜，似乎二人格格不入。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不同的性格和職業。李約瑟的父親為人和藹，同時又嚴肅認真，講求實際，這是一位科學家應具備的美德；而他的母親卻相反，好出風頭，極度奢華，追求浪漫。一個科學家與一個音樂家的結合構成一種完美的文化互補，這種互補使他們的兒子得到益處。但父母的分歧在李約瑟幼小的心靈中留下烙印。對此，他往往采取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例如，他的父母不願意一起外出旅行，他就有時跟著父親，有時跟著母親。為了躲避卷入雙親經常發生的激烈爭吵，他寧可孤獨地在屋子頂層的育兒室玩耍。育兒室裏雖然有積木、精致的小鐵路以及各式各樣的玩具，但他仍感到孤獨乏味。後來他曾寫道：“一個小孩子處於這樣的環境，要不偏袒任何一方是很痛苦的。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同情父親醫學的和科學的心理狀態勝過同情母親的浪漫豪放。”因為他父親常幫他在沙灘上建水壩、挖運河、造水利工程，帶他去教堂、博物館，並不斷地向他解釋各種各樣的東西。他的母親雖然喜歡他，常常給他買些高價的玩具或禮物，為了給他更多的機會練習法語，他的母親每年帶他和保姆去法國一次，但除此之外很少管他。因為她是受人崇拜的作曲家，經常惹來一大群想一瞻風采的戲迷歌迷，令李約瑟感到厭煩，所以後來他到任何地方度假時，總喜歡盡量避開人多喧囂的場所。
父母親性格的分歧，給李約瑟的影響極大，為了在這種分歧之中達到自己的平衡，他無意識地從父親那裏學得了科學的頭腦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熱情，從母親那兒學得了寬大的胸襟和有謀略、有創造的精神；而為了使父母親能友好相處，他又使自己處在“搭橋”的狀態中，他希望自己的父母有共同語言，能和睦共處，他希望使不和的氣氛融洽起來，並由此養成一種性格，永遠謀求把分裂的東西合並起來，這種調和，表現在他以後對待科學與宗教、生物化學與形態學、宗教與社會主義、東方和西方等多方麵。
李約瑟在1984年寫給《少年科學》雜誌的信中談到父母的職業及性格對於他的影響，他說：“我自小就繼承了一種頗具靈感的稟賦，即理論和浪漫性的結合。後來我發現，這種稟賦在總體上極富有中國文化的特色。”
他經常和父親在一起，並且更加喜歡父親的職業與愛好，因此他從父親身上學到的東西更多些。他父親開業當全科醫生時，當時一般藥物都得由自己配製，尚在上學的李約瑟常被他父親叫去幫助配藥。這種工作要求高度的細致穩妥，這使得李約瑟從小就樹立起責任心——他一次也沒配錯過。
他父親以其嚴肅認真的性格影響著年少的李約瑟。父親是個好老師，注意言傳身教，經常教李約瑟一些精辟的帶有哲理性的語言，如“空手不上樓”，“再好的東西，不吃三份”，“今日事今日畢”，“一物一處，一處一物”等等，盡管李約瑟對這些話一時還難以理解透徹，但父親的言行使他有所領悟。這些名言警句在幼小的李約瑟腦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並成為他以後生活、工作的指南。
在父母的薰陶下，童年的李約瑟對基督教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他父親在宗教方麵對他的影響很大。他父親早就是英國天主教派牛津運動的突出人物。李約瑟每星期都隨父親去教堂作禮拜。他父親經常帶年幼的李約瑟去泰晤士河河堤的坦普爾教堂，聆聽主教巴恩斯講道。巴恩斯傳教不同於別人，而是像作學術報告似的，娓娓動聽，引人入勝。巴恩斯講述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和中古時期的經院哲學，及一般講道中不會講的各種問題。在巴恩斯的影響下，李約瑟的思想不但能夠接受人類的其他宗教信仰，而且能夠承認確實需要運用科學知識來重新考慮基督教的學說及其實踐，他朝思暮想著傳教修道的生涯。後來，他真的對各種宗教表示了極大的崇敬，如對道觀和僧廟、回教堂、神社、猶太教會堂等表示了虔誠，這連他的英國同胞也難以理解。
父親收藏的大量寶貴的書籍對李約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父親診室的四麵牆上都是排滿了書的書架、書櫃，一直排到裏間屋子。經常呆在診室的李約瑟喜歡這些書，他從書中獲得知識，開擴眼界。他父親允許他自由取閱。他十分喜歡看哲學、宗教以及其他英國國教精神氣質的著作，有些書至老仍喜愛如初。後來他回憶這段經曆時說起，他父親藏書中有一本書叫《古代埃及人的風俗習慣》，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他喜歡古代埃及端莊的服飾和體態的美，它的莊嚴肅穆的宗教以及它的象形文字。在他早年的心靈中，牢牢地樹立起一種觀念：在基督教社會傳統中所有看似顯然絕對的東西，卻根本不是絕對的，而僅僅是某一種文明的特殊形式所訂定的相對價值的產物。
李約瑟接觸平民百姓的時間較多，加上他自幼養成的試圖調和一切分歧的性格特點，使他自幼樂於與勞動人民相處，他每天放學後，總是要到一家店鋪去買塊巧克力，回家時在公共汽車上同售票員分了吃。這與他以後一生中同工匠和手藝人特別親切，充分信任他們並與他們友好相處是分不開的。
二、求學生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李約瑟被送到愛爾蘭諾普頓郡昂德爾的一所公校去讀書。這所公校非同一般，它十分重視工科教育，因為學校裏有許多學生都是工廠主的兒子，準備學了工科之後當工程師，繼承家業。李約瑟在這樣一個學校環境中，收益不小。學校規定每個學生每星期必須到學校工廠的金工車間工作幾小時，並按照各種機器製圖安裝設備；還必須到鑄工車間鑄件，學術工活。經過這些訓練，他獲得大量基礎知識，這對於他後來在中國建立科技聯絡所以及編寫中國機械工程史都有極大幫助。學校另一個特點是重視寫作，校方盡量讓學生閱讀各種讀物，教學生寫些與這些讀物有關的作品。這是一種很好的訓練，也有助於他以後的研究工作。學校的第三個特點是改進了古典文學的教學製度，在學希臘、拉丁語法和語言的同時，還鼓勵學生多閱讀英譯的希臘哲學著作，李約瑟從中真正了解到了希臘哲學的內容。
四年的學習生活，校長F.W.桑德森給了他很大的影響。桑德森是一位有天才、有社會主義信念的老師，他宣揚合作的美德，貶斥競爭，經常教育學生要用開闊的心胸思考問題，拋棄一切卑劣、狹隘的思想。這種觀點對李約瑟很有吸引力，他把這種觀點與他從母親那兒學到的性格溶合在一起，終於大膽構想出了《化學胚胎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史》那樣的巨著。桑德森先生很重視對曆史文化的回顧和總結。他自己籌資創辦了“未來博物館”，館中陳列曆史文物和學生自己繪製的曆史圖表，用以說明各朝代的興盛衰亡及其科技文化方麵的成就。記憶方式有多種，用畫圖表方式來加強記憶是其中頗為有效的一種，畫圖表也是對知識羅列、總結、比較的有效方式。桑德森之所以要學生們畫圖表，就是要幫助學生們對過去有透徹的了解，從而對未來有正確的推測。李約瑟也參與了畫這些圖表，而且畫得很好。這對於他後來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的每章後麵繪製圖表極有幫助。畫圖表的過程中，他認真學習、總結，使他意識到社會進化是生物進化的繼續，回過來又成為宇宙進化的組成部分。
有一個時期李約瑟經常牙痛。為此要乘火車到距離學校30多英裏的地方去看病，他常常不得不在火車站等上幾個小時，後來他對火車的製造和駕駛極感興趣。有位老司機對他不錯，教他開火車，他慢慢就學會了。他後來說，這一方麵證明了他父親的格言——“不要小看或拋棄任何知識”，另一方麵使他對工人階級產生了友誼和同情。
李約瑟從昂得爾中學肄業時，他開始對實驗科學有了強烈的愛好，於是一改初衷，希望繼承父業，成為一名外科醫生。他曾告訴他的好友何丙鬱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經常作為助手，在外科手術室裏協助父親，每次得到一個畿尼的報酬（一個畿尼相當於1.05英鎊）。
李約瑟還在父母的鼓勵下學習了多種技能，如打字、騎馬、幫助做外科手術等。後來，打字成了他起草論文、稿件的重要技能，馬成了他到中國甘肅地區最便利的交通工具。但外科手術卻使他覺得厭倦，他始終認為它比不上更需要動腦的研究工作。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由於缺乏軍醫，李約瑟也曾被任命為皇家海軍誌願後備軍少尉軍醫。但還沒等他去服役，世界大戰就結束了。
李約瑟一心學醫，於1918年10月考入著名的劍橋大學的岡維爾—基茲學院。48年以後，他當上了這個學院的院長。
李約瑟剛入大學時，他誌願讀醫科，並得到了化學、生理學和解剖學的優等生學位。他本來打算學解剖學、生理學和動物學等生物學科。依照劍橋和牛津兩所大學的製度，攻讀醫科的學生先要修習三年理科課程，生物化學是其中的一個科目。當年劍橋大學生物化學係的講座教授是生物界中鼎鼎大名的霍普金斯爵士。在指導教師威廉·哈代爵士及霍普金斯的誘導下，同時被實驗室內層出不窮的新發現所吸引，李約瑟決定改學生物化學。3年級結束時，他急切想去考本利維生化獎學金，從事生物化學的研究工作。霍普金斯勸他還是等到大學畢業之後再去考。1922年夏天，李約瑟大學畢業，隨即報考了本利維生化獎學金，他果真考上了。他考得基茲學院研究員的職稱，繼續在該院搞研究工作，便放棄了原來學醫和爭取醫學博士學位的念頭，結果沒上大的教學醫院，也沒有取得醫學職稱。為此他常感到遺憾，但同時又常感到幸運，因為正由於這樣，才使他有機會遇到魯桂珍等幾位中國學生，從而開始從事他後半生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
在大學畢業前和開始從事研究工作的幾年裏，李約瑟是該院高年級和研究生的高級團體——套管俱樂部成員之一。這個俱樂部經常進行一些學術性的討論，它的不少會員後來都成了著名專家，他還當上了劍橋大學一個團體——聖路加協會劍橋分會的秘書。他四處選擇和邀請各方麵的專家給他們的晚會作演講，講阿拉伯醫學及其曆史，講摩尼教及其如何在西方又派生出其他教派，最後直跨中亞細亞進入中國等等，所講的內容十分生動。李約瑟和他的會員們對這些講演都極感興趣，他感到在這些講演中所學到的東西勝過所聽的正規學術報告。
在這段時期裏，李約瑟產生了這樣一個信念：他認為人類生活裏包含著各種少不了的經驗，它們各自存在，不能互相排斥；即使在方法上相互矛盾，彼此還是可以解釋的，這些經驗的各個範疇都是相對的，沒有一個能達到絕對真理，不要認為某一範疇是唯一可以解開宇宙之謎的鑰匙。隻有全麵地體驗所有的範疇，才有可能解決它們之間的矛盾。李約瑟用這種觀點來解釋他的“新機械論”，即科學必須用某種方法去研究，但他不會給你任何打開絕對真理的鑰匙。
他在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之後，覺得它對於社會倫理學和“尚處於這混合體”中的人類的責任方麵，道理闡述得極為透徹。而他的觀點是：“神學必須適應科學上的各種解釋，而科學又必須重視曆史學家和哲學家的洞察力。”又一次對科學和宗教作了一定程度的調和。在以後的20多年中，他一邊搞實驗工作，一邊出版了有關這方麵的著作，如與人合著的《科學、宗教與現實》，以及他自己著的《懷疑的生物學家》、《偉大的兩棲類》、《曆史在我們這一邊》、《時間——更新的長河》。
三、年青的劍橋大學生物化學教授
1924年，李約瑟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被他的母校岡維爾—基茲學院選為院士。這一年，他同一位女同事多蘿西·莫依爾結婚。婚後的生活一直很有意思，他們整個假日都在海洋生物實驗室度過，有時做實驗，有時去訪問別的試驗室，把業務和娛樂結合了起來。不久，他們夫婦二人同時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又名英國科學院）的會土。這件事當時曾傳為美談，因為除了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及其夫婿艾伯特以外，自17世紀皇家學會成立以來，他們是同時得到這項殊榮的第一對夫婦。李約瑟是研究胚胎的生物化學作用的，而多蘿西女士（後取名李大斐）是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學作用的權威。
李約瑟作為皇家學院院士，有機會與同院的其他文學士談論內省心理學，使他在研究精神病生物化學時，把神經生理學和神經心理學聯係起來，滿意地解釋了憂慮神經病、執迷神經病之類的精神狀態，並予以克服。
他這樣努力溝通生物化學同神經生理學、神經心理學之間的隔閡，同他企圖把科學和宗教作一番調和一樣，都是他“搭橋”心理的例證。不久，他在一次閱讀舊文獻時，偶爾發現了一篇有關雞蛋孵化過程中產生肌醇的論文，該論文使他又一次起了“搭橋”的念頭。他料想雞蛋在短短三星期的孵化過程中，一定有個奇妙的的化工廠。這個想法當即受到霍普金斯的熱情稱讚和全力支持。
1931年這項研究宣布完成，31歲的李約瑟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巨著《化學胚胎學》。這是他在生物化學上的成名之作。這本著作不僅給一門新的科學下了定義，作了解釋，為下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而且也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前驅。沒有他那種非凡的組織能力和記憶力，沒有他那種精密地管理和運用筆記、實例、參考資料，善於建立檔案和編製卡片索引的能力，無論科學和曆史方麵的創造性都無從實現。盡管他所有的著作都是探索，不作最後結論，但卻打開了寶藏的礦山，由學者嗣後進一步開發。
隨後，李約瑟被委任為劍橋大學生物化學教授。
同一年，生物化學和實驗胚胎學這兩門學科的界域發生了突破，這一根本性的發現，又一次引起了李約瑟對它進行研究的興趣。於是到了1942年他又出版了《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那裏麵提出了當時存在的許多問題，其中有些至今還解決不了，所以它仍被認為是一本有用的書。
在20年代和30年代，左翼政治思想曾在英國流行一時，劍橋生化實驗室也是個左翼思想占上風的地方。李約瑟的前任威廉·鄧生化講座講師霍爾丹是實驗室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對李約瑟的影響很大。霍爾丹是位積極的英國共產黨員，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蘇格蘭軍司令，對科學工作有著高度的創造性。霍普金斯出任過科學工作者協會主席，那是個代表各類科學工作者的工會組織，李約瑟也是該會老會員之一，幾乎從成立一直到後來合並為規模更大的科學、技術與管理人員協會。還有年輕的生物化學家諾曼·皮裏與多蘿西·莫依爾在劍橋科學家反戰小組中積極活動。實驗室另一特點就是它的國際性和接納女研究人員，世界各地的男女科學工作者聞訊後紛紛來到該室工作。
但是宗教生活的吸引力極強，李約瑟一麵在生化實驗室工作，一麵卻曾有兩年功夫在劍橋的良牧宣道會裏做雜務修士。1924年他才離開修道院。後來在一次訪問中他認識了一位出身低賤的猶太科學家，懂得了怎樣從社會下層來觀察生活，並在這位猶太科學家的引導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有時他還和夫人一起乘船出海搜集資料，並漸漸習慣了海上生活。李約瑟後來說，他很感激那時能有駕駛船隻的實踐，否則，在他寫《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造船和航海各章的時候，要困難得多。
李約瑟在大學時代熱衷於研究科學史，尤其是生物學史。他早期很多論文就是關於科學史的。這也許是受他的中學校長桑德森的影響，李約瑟在學生時代就對《生理學史》和《科學史》兩書極感興趣。他後來寫道：進入學校以來，我對於曆史就懷有熱忱。光做實驗室的科學永遠不能使我滿意，因而我感到有必要在《化學胚胎》書前寫了長篇的胚胎學史述，從一起始直敘記到1800年。這篇長序後來單獨成書出版，書名《胚胎學史》。
李約瑟極力主張劍橋大學必須在科學史研究方麵有所作為，於是校生物學教務委員會指定他一個人成立一個委員會，再吸收其他人員組織一個科學史講座。他們舉辦的第一個講座吸引了許多聽眾，後來這講座內容刊印成書，名叫《現代科學的背景》。這個講座實際上就是劍橋大學科學史係的起源。該係後來擁有教師十數名，還有威普爾科學史圖書館，因此可以說，劍橋建立科學醫學史的獨立學科，主要應該歸功於李約瑟。
但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正式聽課學過科學史，隻是在埋頭實驗工作之餘，順便涉獵而已。20年代後期，李約瑟在編寫胚胎學史時，結識了查爾斯·辛格。辛格是一個文雅、真摯的學者，除了淵博的學問之外，還有善於決斷的頭腦，曾先後出版了《科學史與科學方法研究》，以及有關解剖學史、醫學史、生物學史、科學史等書，李約瑟奉之為“偉大的良師益友”，“可能是本世紀上半期英國最優秀的科學與醫學的史學家。”“確實是我在科學史上有過的唯一的真正老師。”是令他難以忘懷的人物。他給予李約瑟以友誼，給予他充分美好的忠告，提供尋找資料的線索，好多年特許李約瑟住在他的柯涅墅海濱的房屋裏，從地板到屋頂都以書作支架堆成一個珍奇的書庫。這裏還有許多哲學和神學書，主要的是曆史，“曆史與科學相搏鬥。”另一位前輩科學家柏廷頓也給他極大教益。柏廷頓非常講究實效，孜孜不倦，一生大部分時間任化學教授，寫過好多卷的化學巨著，還寫過不少關於化學史的著作，如他晚年所寫的《化學史》就是他的著名巨著之一。
李約瑟對於科學哲學也頗感興趣。他認為任何生物化學家如果想在實驗形態學、胚胎學和生物化學之間找出其聯係，使三者融合為一體，就必須了解生物體的哲學，了解生物體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以及生物體全麵控製機能的性質。當時有一部影響很大的書——《生物學原理》出版。作者是李約瑟的朋友伍德格，他二人誌趣相投，花了幾年功夫籌組了一個小團體，叫理論生物學會。他們常在伍德格家中辯論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活動內容後來成為他們的博士論文和題目。
李約瑟曾在耶魯大學所作的特裏講座學術報告裏集中講了科學哲學，這些講義後來以《秩序與生命》為名出版了。由於這本書反映了他當時的預見性，後為成為一本小經典。所有這些方麵的研究，大大有助於他後來進一步探討中世紀的中國哲學。
1924年李約瑟在岡維爾—基茲學院剛被選為研究員時，大多數老的研究員都對這個年輕人給以漠視。再加上他的左翼政治傾向，更是不受老一輩的歡迎。他在1927年得到了實驗指導的職位，繼續作為研究員；可是在1933年他越過講師學銜，躍升為威廉·鄧爵士講座副教授，擺脫了對未畢業的學生的管理和教程，可以集中精力進行研究工作和指導研究生。
四、人生的轉折點
1937年可以說是李約瑟一生的轉折點，那一年，有三名中國學生來到劍橋大學攻讀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他們是沈詩章、王應睞和魯桂珍。他們給李約瑟以極大影響，其中最有影響的人是魯桂珍。他們使李約瑟獲得了尋求已久的思想解放，即從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絕對價值中解放出來，認識到世界上存在著其他同樣微妙複雜、同樣迷人、同樣值得探討研究的思想體係和社會生活。李約瑟對中國的悠久燦爛的傳統曆史文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首先對中國漢字產生興趣。中國語言的方塊結構、一字一義、蘊義深刻，與他熟練掌握的英文、法文截然不同。於是他開始學習中文。他把一本中文詞典當作天下第一奇書，認真而又極感興趣地閱讀。他從某部漢英字典中抄錄了每一個漢字，這是一種艱難的學習。幾乎所有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都感到吃力。這一方麵是因為中文本身結構複雜，難以掌握，一方麵是由於東西方文化底蘊的差別。但李約瑟不畏艱難，饒有興趣地練習學習每一個漢字。他的這些中國學生此時成了幫他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的老師。當時劍橋漢語教授捷克學者古斯塔夫·哈隆看到李約瑟年近40歲，決心要學漢語，認為一定得有一種特殊的教學方法，才能速成，於是結合自己的譯文《管子》給李約瑟介紹中國古代哲學家和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