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大師—約翰·凱恩斯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年6月5日出生於英國古老傳統的發祥地大學城劍橋一個典型的學者家庭。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雖然隻是劍橋大學的一位年輕教師，就已經在邏輯學和政治研究中成績斐然，聲譽鵲起。母親弗倫斯是英國知名的神學家的女兒、早期的劍橋大學女子學院的畢業生，曾經受教於著名的學者紐因哈姆，這是凱恩斯一個值得炫耀的光榮。凱恩斯自己就曾不無得意地自詡是“一位劍橋研究者和一位紐因哈姆的門生聯姻的尤嗣。”
凱恩斯擁有一個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典型的幸福家庭：生活舒適卻樸實無華，前途總是光明燦爛的。凱恩斯的父母也都具有高尚的品質和卓越的智慧，充滿了對家庭的關心和對子女的熱愛。高聲朗育就是全家都喜愛的休息和娛樂，小凱恩斯經常聽父親朗誦狄更斯的作品。一家人還常常旅行至倫敦看戲，劇目都是父母為孩子們精心挑選的。這種藝術和文明的家庭氛圍，熏陶了童年時代的凱恩斯，給他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伴隨著凱恩斯的成長，父親內維爾也取得了學術研究和事業的飛速進步。內維爾對演繹邏輯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其論著《形式邏輯》屢次修訂再版，是劍橋大學的常用教科書。內維爾更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他的《政治經濟學的範圍與方法》(1890)，觀點明確，風格清新，治學嚴謹，在以後多年仍是英國在這一學科的典範論著，至今仍值得閱讀。父親對兒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這似乎命中注定要使凱恩斯成為“一位頭腦清醒而思想正確的劍橋學者”。1888年，凱恩斯年方4歲半，有人問他什麼叫利息，他說：“如果我借給你半個便士，而你又用了很長一段時間，那麼你就得在還我那半便士之外再加一便士，這就是利息。”兩年後，凱恩斯就已經思考大腦是如何思維這樣的艱深問題。兒子的聰慧使父親對凱恩斯更加鍾受，把他視為一位十分有趣味的夥伴。父子倆喜歡長時間在書房中一起閱讀。待小凱恩斯年歲稍長，內維爾就常常讓他隨侍左右，參與自己和同行之間嚴肅的學術討論，因為過早的正式加入有關邏輯學的深奧辯論，凱恩斯養成了一種持久的理性思維的傾向。1891年，劍橋大學授予內維爾科學博士學位，8歲的凱恩斯不僅身臨慶典，還收到了大量的禮物。父親的成功使凱恩斯非常激動、興奮，也使他切身地感受到榮譽來臨時的無尚光榮和自豪。
1890年凱恩斯被送進佩斯學校附設的幼兒園，但主要在家中接受基本教育。兩年後他就讀於聖·弗恩預備學校，開始了正式的學生生活。小凱恩斯並不強壯的體質是他取得優異成績的主要障礙。緊張的學習壓力使他感冒、咳嗽、發燒。致命的1893年大部分時間，他無法到校學習而在家休養。第二年情況明顯有了起色。凱恩斯連續獲得班級第一名，並在數學單科中表現出非凡的能力。臨近畢業時，小學校長把凱恩斯稱作“全校最傑出的學生”，而且堅信他將獲得伊頓公學的獎學金。伊頓公學是自亨利六世以來英國貴族的傳統名校，是培養英國上流社會精英的搖籃。伊頓和劍橋大學一樣，有悠久的曆史和崇高的聲望。因此，1897年7月伊頓公學的入學考試，成為凱恩斯人生曆程中的第一次考驗。入學考試的結果使全家如釋重負。總共有20人入選，凱恩斯名列第十，其中數學單科第一。凱恩斯的高興和激動是不言而喻的。在致父親的信中，他興奮地把入學伊頓描述為“有點像您獲得學位”。
如果說家庭給予凱恩斯的，僅僅是一種學者的秉賦，那麼伊頓公學為其提供了一個充分發展的空間。凱恩斯的數學出類拔萃，但他對詩歌、曆史和古典文學同樣興趣濃厚。他廣泛涉獵，但從不淺嚐輒止，這使對凱恩斯寄以厚望的數學老師非常不快，他總希望凱恩斯用盡可能多的時間專攻數學。凱恩斯的低年級導師盧伯克先生同樣器重這個好學、聰穎的孩子，他認為凱恩斯如果專攻古典文學，肯定能獲得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流成績。實際上，凱恩斯對所有的學科都未偏廢。他的全麵發展令所有關心他的人驚訝不已。
凱恩斯一年級的詩作被校方刊登，存入圖書館長期保存。三年級一篇題為《斯圖亞特王朝的特征》的曆史論文，贏得理查茲英語論文獎第一名。四年級，他又以高出第二名101分的絕對優勢，榮獲湯姆林數學獎。五年級期末，他在綜合考試中名列榜首，榮獲張伯倫大獎，其中數學第一，曆史第一，英語論文第一。六年級臨畢業時，凱恩斯取得了對升學劍橋持家學院極為重要的“數學與古典文學”伊頓獎學金。碩果累累，不勝枚舉，，凱恩斯獲得了一個伊頓學生所能獲得的幾乎全部學術榮譽。應該說成功並非來自什麼天才的聰慧，而是來自六年的勤奮學習和全力拚搏。
凱恩斯還全心全意投入體育活動和伊頓的全部課外生活。他經常參加著名的伊頓足球賽，成為學校“帝王”號賽艇的榮譽船員。他還對板球、手球、高爾夫甚至登山運動充滿熱情。積極的鍛煉使凱恩斯在體質上越發強壯起來，使他得以承擔未來的繁重工作。時間對凱恩斯來說確實是無比珍貴。甚至在給父親的信中，他也希望有多一些的時間可以支配，“若一日有36小時，一周有14天，……則在我，和你一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凱恩斯不僅從伊頓獲得知識，還獲得一片廣闊的社交天地。伊頓公學有許多智力非凡、興趣廣泛的優秀青年，凱恩斯可以從他們中尋覓誌趣相投、親密無間的好友。社交對凱恩斯以後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作用，給予他充分發揮想象力的餘地和輕鬆自如表達觀點的機會。凱恩斯在伊頓學生中贏得了舉足輕重的領袖地位。
伊頓對凱恩斯如此的恩寵，使這位青年更加大度、樂觀和自信。他兼具學者的思想和政治家的風度。一個偉大的影子在伊頓公學不斷閃現。
1902年10月，凱恩斯進入劍橋大學持家學院學習。這位文雅、幹煉、才華橫溢的伊頓學生在劍橋同樣引人注目。一入學，凱恩斯就應邀參加劍橋最亨盛名的學生團體—沅波爾辯論團的活動。他還入選持家學院曆史最悠久的文學團體—亞平寧學會。凱恩斯大學時代參與活動的各種學術團體數不勝數，他的思想也愈發成熟。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發現“辯論學位”這一秘密團體對凱恩斯的獨特影響力。“辯論學會”創建於19世紀20年代，在劍橋的各種學術團體中獨具特色。“學會”充滿了一種非世俗性的神秘主義色彩，會員自稱“使徒”，科學和真理被奉為“學會的最高信仰”。使徒們相互尊重、親密無間，對知識的共同興趣，對研究問題的共同愛好把他們連結在一起。1903年2月，凱恩斯應學會之邀，每周六晚參與學會的辯論，論題既有實際問題，也有人類社會永恒的問題。包括文學、宗教、哲學和社會秩序等等。學會的精神令凱恩斯心向神往，並很快主宰了他的靈魂。在學會的辯論中，權威是微不足道的，真理才是所有人追求的至上目標。雖然大學時代的凱恩斯還未意識到自己將成為一名震驚世界的經濟學家。可是他畢生的學說，都反映了他既有向權威挑戰的無畏精神，又有“以智慧與精神力量啟迪人世”的偉大抱負。
1905年夏季，凱恩斯參加了皇家學院數學榮譽學位考試，在眾多競爭對手中名列第12。這個成績對於一貫領先，出類拔萃的凱恩斯來說是個不小的震動。數學被證明不是他的最佳選擇，他決定放棄數學榮譽學位的第二部分考試，而在畢業時參加文官考試，改選政府文職為了準備教經濟學。暑假後凱恩斯返回劍橋，投身於聲名顯赫的新古典經濟學大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門下。馬歇爾欣喜地發現，凱恩斯對某些經濟學問題具有天才理解，於是他興致勃勃地致信同行內維爾，“你的兒子的經濟學成績優異。我已告訴他：如果他決意以經濟學家為終生職業，則我不勝欣喜之至。”顯然，這位劍橋經濟學的奠基人未能使凱恩斯放棄文官考試，而轉向參加經濟學榮譽學位考試。主要原因或許是師徒之間存有很深的代溝，在性格和氣質上也格格不入。
文官考試的結果是他的又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總成績名列第二，其中政治學、邏輯學、心理學和論文都名列第一。英國史的成績令人難以置信的高於數學，經濟學相對最差!顯然是由於出身牛津的經濟學主考官和來自劍橋的凱恩斯對最基本的經濟學問題具有不同的理解。第二名對凱恩斯來說，又是一個不小的缺憾。他熱切盼望的財政部職位被名列榜首者取走，他隻得在印度事務部供職，並由此開始自己的事業。
1906年10月，凱恩斯開始在印度事務部供職。他先是被派到軍務局，後來轉稅收、統計、商務局。年青的凱恩斯很快就感覺到文職官員生活的無聊和乏味。清閑呆板的案牘工作使這位優秀的劍橋畢業生無法盡情發揮其創造性的才能。其實，凱恩斯兩年的文官生涯並未荒廢。他獲得了有關政府部門如何行使其職能的豐富知識，特別是學會了不但從學者的角度而且從政府官員的角度來分析實際經濟問題。研究者通常隻是從複雜的經濟活動中抽象出各種規律性的概念和原則，政府官員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決策。建立科學的經濟學理論框架，為政府的決策服務，是凱恩斯經濟學的一大特色。另外，印度事務部的工作使凱恩斯對印度的貨幣和金融產生了極為濃厚的興趣。盧比問題是當時貨幣領域內最為經濟學家所關注的問題。凱恩斯是以在這個問題上研究的傑出成果，而初顯一個青年經濟學家的鋒芒的。
劍橋經濟學派的掌門人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適時地向凱恩斯伸出了雙臂。馬歇爾長期以來一直慷慨解囊，為皇家學院招募兩名經濟學講師。經濟學榮譽學位考試自1903年創立以來，參考者日漸增多。可是經濟學仍是劍橋大學的新興學科，師資力量奇缺。是年6月，庇古當選為教授，馬歇爾立即宣布不再繼續執教。他要為自己按計劃完成繼《經濟學原理》之後的幾部著作提供充分的時間保障，也為年僅31歲的庇古成為經濟學科的主要講授人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馬歇爾在離任前就寫信給凱恩斯，以每年100英鎊的條件向他提供皇家學院的經濟學講師職位。現在庇古教授依然盛情邀請，凱恩斯欣然接受。這一看似偶然的決定改變了凱恩斯的研究方向，使他注定成為一名驚世駭俗的經濟學家，而不是倫理學家或數學家。
可以說，凱恩斯加盟皇家學院的1908年，正是劍橋經濟學派興起和發展的關鍵時期。1890年，《經濟學原理》的問世，標誌著這個學派的建立，馬歇爾也成為劍橋經濟學當然的學術領袖。馬歇爾認為，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已經完全確立並確證無疑，下一代的經濟學家將可以放心大膽地將主要精力集中於這些原理的應用，以適應現實世界中各種與體製與實踐方麵令人眼花繚亂的局麵。就整體而言，劍橋學派包括凱恩斯在內都接受了馬歇爾的這一基本思想，凱恩斯尤其致力於把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用於通貨與銀行事務的研究。1908年11月，凱恩斯遷居皇家學院不久，即在《經濟學雜誌》發表了論“當前印度經濟大事”的文章，此文論述了1907年至1908年印度的動亂和盧比的管理關係，其推理無懈可擊，統計數字運用非常謹慎。他在印度事務部供職期間所獲得的知識，毫無疑問增強了文章的力度。翌年3月，研究員評選委員會順利通過了他的論文，從此他擔任皇家學院研究員直到生命的終結。不久，凱恩斯又以一篇精彩的論文《論指數編製方法》榮獲亞當·斯密獎，由此向人們證明了自己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非凡能力，並以此彌補未獲經濟學榮譽學位之不足。
除卻研究和寫作，甫抵劍橋凱恩斯就對教學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教學相長，艱辛的教學工作使凱恩斯的思想更加敏銳，理論基礎更加堅實。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凱恩斯始終是一位非常忙碌的授課人。經濟學原理和貨幣是他講授的主要課程。他的課程始終和他的經濟研究進程同步，永遠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獻給渴求知識的劍橋學生，他講授的所有課程，包括“公司財務與證券”、“貨幣與銀行”、“貨幣市場與外彙”、“印度貨幣與財政”，均使學生們受益匪淺。
課堂講授從來就不是劍橋學生獲得知識的唯一主要途徑，凱恩斯比皇家學院的任何教師都清楚這一點。1909年10月22日，凱恩斯為本科生建立了一個“政治經濟學俱樂部”，並自任會長。這個俱樂部以後發展為著名的“星期一晚會”，由於凱恩斯的熱情指導和積極支持，其在創立後的30年中盛名不衰。對每一位有誌於經濟學研究的劍橋學生來說，每一次“星期一晚會”的學術討論都是一次奇妙的經曆，足以令他終身難忘。
劍橋大學經濟學榮譽學位的首次考試於1905年舉行，應試者人數很少，到1910年隻有25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取得經濟學位的畢業人數才大大增加。就在大戰前後，皇家學院造就了為數相當可觀的一批傑出的經濟學家，如D·H·羅伯森、H·D·亨德森、G·肖夫等等。這些後起之秀成為劍橋經濟學派的中堅，馬歇爾思想的主要詮釋者和傳播者。而凱恩斯對劍橋經濟學的個人影響，是除馬歇爾和庇古以外，所有的人都無法比擬的。在著作和課堂講授兩者之外，凱恩斯主要通過他所主持的“星期一晚會”，結識了劍橋各時期最優秀的經濟專業學生，並和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凱恩斯自己的研究興趣幾乎全部集中在經濟政策的實際問題上麵。通過討論，學生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凱恩斯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研究方法。
作為一位嚴謹的經濟學家和學生的良師益友，凱恩斯在劍橋的聲望越來越高。
1913年，凱恩斯被英國經濟學會授予經濟學界的權威雜誌——《經濟學雜誌》主編職務。該雜誌於1891年3月問世，凱恩斯的父親內維爾曾被馬歇爾視為雜誌首任主編的最佳人選。21年後，馬歇爾再次強烈支持凱恩斯出任主編，已經在英國的經濟學家中傳為佳話。和父親的做法不同，凱恩斯欣然接受了主編的任命，對一位缺乏資曆，又鮮有著作問世的青年學者來說，這是一項巨大的榮譽。凱恩斯萬分珍惜這一來之不易的榮譽，保有主編職務直至去世前夕，前後長達33年之久。
一、給經濟蕭條切診：凱恩斯早期的經濟思想
經濟蕭條這一資本主義經濟周期中特有的一種經濟現象，曾困惑著多少人，年輕的凱恩斯決心對這一經濟現象進行切脈問診，由此產生了他的早期經濟思想。這些思想最終導致了凱恩斯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的個人的輝煌事業逐步建立起來了：《印度的貨幣與財政》一書，雖然篇幅很小，但無可否認地是一部力作；《和約的經濟後果》也是一部成功之作；這本書的出版發生過一個趣聞：此書出版後，凱恩斯曾與普蘭克教授共進晚餐，普蘭克教授是個數學天才，他獨立發展出來的“量子力學”乃是人類心智上的一個驚人的成就。普蘭克轉向凱恩斯說，他有次曾想投身於經濟學。但是最後他還決定不要去搞經濟學——因為它太難了。凱恩斯回到劍橋之後，高興地將這件事轉告他的朋友。“嗄，這就怪了，”他的朋友說，“羅素前幾天還告訴過我，他也曾經考慮要搞經濟學這一行，但是最後還是決定不幹，因為經濟學太容易了。”
1923年，《貨幣改革協議》一書出版，再度令世人刮目相看。在該書中，他開始猛烈抨擊“拜金狂”，抨擊人類消極地放棄對自己貨幣的控製，而將此責任移轉給國際金本位的非人為機能。當然，這是一本技術性的書，但正像凱恩斯的所有著述一樣，該書不時有頗具說服力的辭句閃爍其間。其中有一句辯辭應加入英國的格言集而無愧，當談到一項古老的經濟公理 的最後結果時，凱恩斯冷冷地寫道：“到了最後，我們全都死了。”
為了徹底完成這項工作，他在1930年出版了《貨幣論》，這是一部冗長、艱澀，而內容不均勻的著作，它有些地方顯得明白曉暢，有些地方則艱澀難懂，該書的主旨係在說明全部的經濟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