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精大王——吳蘊初
吳蘊初，1891年出生在中國江蘇一個清寒的書香之家，靠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當時日貨大量充斥中國市場。他抓住時機，發揮自己的技術專長，在極艱苦的條件下試製成功味精，並籌資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味精廠，生產出佛手牌優質天廚味精，打敗了日貨“味之素”，有力地支持了當時的抵製日貨運動。
吳蘊初是個永不滿足現狀，永不停止的人，總想做別人沒做過的事。他看到中國急需發展基礎工業，便立誌為發展中國的基礎化工獻身。他說：“吾國地大物博，不貧於天然產品，而貧於工業產品。夫工業品中，經化學工業之應用而冶製精煉者十居八九。故化學工業之盛衰，實為國家經濟與工業發展命脈之所係，是振興工業之根本。固吾輩自當勉竭綿薄，殫精竭慮，共創其成。”他迎難而上，創建了天原電化廠(現名天原化工廠)、天利氮氣廠，生產鹽酸、硝酸，開拓了中國的氯堿工業，為中國的化工事業奠定了基礎。
吳蘊初深知個人的作用畢竟有限，中國要發展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為了培養更多的化工人才，他設立獎學金，資助清寒的優秀學生上大學，還建立中華工業化學研究所，開展科研工作，並創辦化工刊物，傳播化工知識，交流化工技術。他自己沒有一間私人房產，卻贈送上海化學學會一棟花園洋房以開展工作。他為中國化工事業的發展可謂嘔心瀝血，竭盡全力。他是中國個人出資在全國範圍設立獎學金的第一人，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科技人才。
吳蘊初不懂政治，更不願涉足政治，他隻想用他的技術為國家服務。但他強烈的愛國心，他很高的社會地位，使他不可避免地帶上了一些政治色彩。抗戰前夕，他響應政府“航空救國”的號召，捐獻“天廚號”飛機兩架，在當時成了風雲一時的人物，自然也得到了國民政府的讚賞。1945年，國共和談，毛澤東到重慶欲與工商界人士見麵。當時國統區著名工商界人士中不乏進步人士，而吳蘊初卻大膽地和王若飛聯名邀請工商界人士到毛澤東住處座談，成了國統區著名實業家中第一個公開和共產黨攜手的人。
吳蘊初曆來主張世界大同，熱心社會公益事業。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作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即將他的全部股票集中起來成立“蘊初資產保管委員會”，由社會名流參與組成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所有收益一半用於擴大企業，一半用於社會公益事業，於是“蘊初公益基金會”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此類性質的私人基金會。至此，他的“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主張得以徹底實現，了卻了他的心願。
吳蘊初的一生，隻活了62歲便離開了人世。他想幹的事情很多很多，卻隻能帶著對祖國、對事業的深深眷戀和無盡的遺憾離去。個人是渺小的，在曆史的長河中隻是滄海一粟。他的崛起和殞落都有強烈的時代色彩。
一、資本，不僅僅取決於金錢，更取決於素質與知識
他的家業，談不上富裕，連溫飽也不足以保障。他開創實業時，幾乎是一文不名，有的隻是良好的素質與知識，這是他的全部資本，也是最可靠、最強大的資本。
吳蘊初可謂出身於清門的良家子。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基本群——本分、善良、勤勉、忠厚，自力更生，與世無爭，“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絕無詭詐奸狡之心，亦無巧取豪奪之行。重身分，重素行，亦重仁愛之道。祖上幾代，均以教書為業。吳蘊初的父親吳簫舫一直從私塾教到公學，後來才做了美國基督教聖公會辦的聖約翰大學的中文教師。一家10口，老人之外，6個孩子，就全靠簫舫公的洋“束修”度日，其清貧可想而知。
“窮有窮誌氣，富有富心胸”，窮得起，也富得起，是中華民族的正派傳統。不麻煩他人，不招惹惡人，不虧待好人，不卑服壞人，詩禮傳家，正直做人，也正是中華民族的傳統家訓。吳蘊初的這種“承訓”條件非常充分，“飽學”的祖父已是“賦閑”在家，又甚喜歡這個長孫，故自吳蘊初呀呀學語起，便將其所學所悟或直接或間接地一點兒一點兒地灌輸給他的“細娃貴崽”。待這個“細娃貴崽”稍大之後，讀書之外，老祖父又總是要其伴在身邊，教其做些“細務”：灑掃清理，捧煙打水，傳拿遞取。“細娃貴崽”也做得十分麻利與愉快。吳家雖說不上“出入盡鴻儒”，可也稱得起“往來無白丁”，到吳家與吳老爺子攀談的多是讀書人，話題無非是詩書、先賢的時事。由於吳蘊初常伴於旁，“細務”又做得快，多半時間端正了身子，仰起臉兒來望著、聽著，先賢名人的許多勤奮向學、英勇報國、正直做人、刻意為民的動人感人的故事，自然激勵著吳蘊初；時事的“國恥民難”也對吳蘊初產生著重大影響，特別是“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因為事往不久，痛感猶新，在吳蘊初五六歲時，時常聽祖父與人談起這一話題。特別是有幾個持新學的親友，將這國恥民恨談得更為具體，見解更為深灼。
甲午時，吳蘊初才隻3周歲，癸已時也隻4周歲，可國人盛議時，他就已是六七歲，已進了塾，懂了不少事了。國事之痛，有識者無不扼腕，無論年老的、年輕的時有人來與祖父痛憶此情，讚英雄，罵日倭，慷慨激憤之情溢於言表，且反複多次，不厭其詳地陳說，又是如此重大而震撼人心，在靈秀的吳蘊初幼小的心靈裏能不打下深刻的烙印?為國家為民族，不計一切，直至獻出生命的英雄可佩；欺人霸道的直比土匪還凶的日倭可恨可惡!從幾百年前就劫掠沿海，如今在大劫大殺之後，蠻橫無理地占我土地，殺我國人不算，還要在大劫大殺之後，要我國出錢“賠償”；明明是搶占了土地還要“贖”還，比綁票的土匪還要凶惡、殘忍不知多少倍，有人摸著吳蘊初的小腦袋說：
“那兩萬萬三千萬兩，連你也得攤上5文錢——你也得拿出你爹爹幾天的‘束修’呢!”
爹爹的幾天“束修”，若是一家10口呢?豈不是爹爹一兩個月的“束修”，也就是說得一個10口之家一兩個月的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行!反過來，如果不是被人搶奪了去，那麼所有的10口之家，特別是那些不得溫飽之家，不是至少可過上一兩月的好日子麼?——非得強大起來不可!
接下來就是八國聯軍進北京大肆燒殺，且逼迫清廷訂下了《辛醜條約》，索取的所謂《庚子賠款》(“殺人放火掠奪費”!)更高出《馬關條約》多多，這些對吳蘊初愛國圖強的心理的形成都具有重大作用。
原本就具有良好素質，再受了良好的教育與影響，懷有奮發向上的誌向，所以吳蘊初在當時當地的一幹學童中也甚是不凡與出眾。還在未滿10周歲時，也就是光緒二十七年辛醜(公元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前，吳蘊初即考取了“童生”。舊製中“童生”是取得做官資格的最初級“學位”，得了“童生”就可入“庠學”，進一步考取“秀才”；得了秀才即可“入監”、“入貢”，再參加“秋闈”的鄉試考舉人，而進一步參加會試考“進士”。中舉即可做官，此時秀才也較其他人好捐官。因此，得中“童生”，就等於有了做官的最基本條件，是“官苗子”了。所以有人與10歲的吳蘊初開玩笑說：“阿貴大人還沒得掃帚長，就進得學了，好聰明啊!”可是“阿貴大人”，家不足貴，而且屬於“賤”類，那學校的執教者不堪為“師”，以門楣變臉色，歧視貧寒，屢屢侮辱吳蘊初，氣得吳蘊初采取少兒惡作劇的手段反抗：從屋上掏洞撒尿。因而，被逐出了學堂。
不去考那撈什子秀才、舉人，學點本事，找個出路，至少可以賺兩個錢添補添補家用。就是出於這種心理，在吳蘊初14歲時(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已)進了廣方言館。由於光緒已於前幾年接受了張百熙、張之洞等大員的奏請，厘定了公學各級學校章程與學製，基本上以張之洞提倡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原則，興辦了不少學堂，上海的廣方言館便是這一時期與這一指導思想下的產物。廣方言館幾乎相當於現今的外語學校。進這所學校，祖父是反對的，老人家出於愛國心理一向不喜外國的東西，而且也覺得國家太弱，即使外語學得再好，也難得與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這個他最喜歡也最寄厚望的長孫說：
“讀洋書，學洋文，到頭來國人不喜，外人不用，還不得給洋人去倒夜壺?”
可14歲的吳蘊初以為，學，他就要學好，學好了，也就學懂了洋人的東西，“我學好了，有了作為，說不定還叫洋人給我倒夜壺呢!”於是，他堅持進上海廣方言館。也果如其想，工夫是不負有心人的，何況他又十分聰明，沒多久就學得很不錯了，再加深造下去，那麼純熟起來是不成問題的，可父親簫舫公的那“五鬥米”已填不飽漸已長大的五弟、妹的肚子了，他是長子、長兄，不能不分擔家庭之重。於是隻好於學了剛剛一年就戀戀不舍地放下了洋書本，仍回到了嘉定縣西門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學，憑他學的那點兒“ABC”，做起了英語教師，收入雖說不多，可也於家計不無所補。但是，時局的變化，又使他渴望學習的勁頭大大地增長了。張之洞等大臣會訂的“學章”，已得正式頒用，決定丙午(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一科之後，“俟各省學堂辦齊有效，各科學額分別停止”。並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以孫家鼐充任。丙午會試以後，各省學堂已“辦齊有效”，故於當年(1906年)八月初四，清廷正式頒令廢止了科舉，推廣學堂。上海兵工學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組建的，相當於稍高於中專的檔次。畢業生多數安排去向是上海製造局，待遇自比小學教師好得多。科舉一廢止，上海兵工學堂便開始傳出了招生的消息，吳蘊初聽了躍躍欲試，便向其父簫舫公提出了報考的要求。簫舫公雖深覺家用開支愈來愈大，自己已獨力難撐，可仍為兒子的前途著想，略一沉吟，便應允了。可是有兩個條件。今年考不取以後就不要考了——那麼點兒底兒，考上與否，實是未知之數；考上了，家裏是無力負擔的，須一邊學習，一邊打工，爭取自立。吳蘊初信心十足，也十分樂觀，他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說：“父親大人放心，孩兒不但在經濟上會自立，還要多賺點錢來貼補家用!”
簫舫公聽了深覺對不住這麼小的兒子，至於“貼補家用”，他相信這個長子不是隨口說說，定會當回事去做，可他才隻十四五歲呀，內疚與欣慰之下，他唯有苦笑。
他考中了!進了上海兵工學堂的化學專業!
“兵工”不“兵工”，對他並無大的影響，這“化學”卻自此為始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使他得入了科學殿堂之門，直接關係了他終身的事業!
他憑他的特有的智慧，堅定的信心與努力，實現了他“一年考取”的誓言，也憑著他頑強刻苦吃大苦、出大力、耐大勞的實際行動實現了他另一個諾言：自立並貼補一些家用。他入學伊始，就擠出盡量多的時間去打工賺錢，而且很快就獲得了獎學金。雖是幾塊錢，可對於一個窮學生來說，特別是他這個無家人負擔卻要負擔家人的窮學生，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起碼認真節省著夠他的學習費用了。另外，一方麵是他學習勤懇，成績突出，另一方麵是校長體恤學生，富有同情心，很快就安排他到兵工學堂的附屬小學兼教算術學，可得到六兩白銀的報酬。這對於他來說又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可他還是不滿足，仍是擠出時間去打工做苦力。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寒，他都不畏寒熱，不辭勞苦，出去尋求幾文可以補貼家用的小錢!並在外白渡橋邊找到了這種出大力掙小錢的“基地”。外白渡橋位於交通要津，是運輸生活物資進入上海的要道，又距兵工學堂不遠。很快地十幾歲的吳蘊初就憑他特有的觀察力發現，外白渡橋較高，人力車輛，甚至驢馬車通過時都要加大力度，他就選中了這個可以出賣力氣的場所，一得閑便等待於橋下，發現上橋吃力的車輛就奔上去幫人推、拉，然後得幾文“回謝”。
夏日炎炎的黃浦江，上曬下蒸，令人目眩氣滯；冬日朔風凜烈的白渡橋，冷風寒浪，中人刺骨鑽心。但凡有點辦法的人誰不在此刻或樹下納涼或家中納福呢?可對吳蘊初來說，最冷最熱的時候，卻恰是學業較輕可以抽出更多的時間的日子，而愈是最冷最熱，過橋的車輛才愈需人助力，“回謝”也會多那麼一文兩文!酷暑中，那破皺的汗衫不能蔽日，皮膚多處曬紅，甚至曬破；嚴寒裏，那在實驗中被燒得遍是孔洞的棉襖，綻著一處處的棉花，亦即張著一個個風洞，那得避寒?往往令他瑟索不已!上海的癟三、痞子幾乎與十裏洋場並生，像陰濕屋角的跳蚤般到處擇人而噬，拖人下水，見吳蘊初身強體壯欲將其拉去。“燕雀焉知鴻鵠之誌?”吳蘊初隻感到委屈，喪氣，對這些人隻是不屑一顧地避開。
吳蘊初從14歲起，真正地自立了，而且十分自強。能考入兵工學堂的學生多為富有子弟，一些清門寒族也還是供得起的，無須去自謀生路，而且，課業之緊，之重要，也使其他學生就是想去打工也不得功夫。而吳蘊初卻身兼三務：化學專業學生、附屬小學教師、外白渡橋苦力!卻又都做得那麼好：坐在課桌前是好學生，站在講台上是好教師，走在橋板上是好苦力!教學、苦力都沒有累及他的學業，而且成績優異，校方嘉獎，教師喜歡，同學佩服，德籍教師杜博尤為賞識。這位異國良師深感吳蘊初是個素質甚佳的可造之才，格外重視，分外關心，毫不保留地諄諄施教，在吳蘊初身上傾注了不少心血。
自幼的詩書傳家加以勤勞的教育再經在兵工學堂的“三務一身”的刻苦學習與鍛煉，使吳蘊初幼而少，少而青，形成了良好素質，掌握了進入科學殿堂的鑰匙，這就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雄厚的資本。
二、經營，不僅僅是賺錢，更是為了救國自強
吳蘊初不在歧路上徘徊，而是本著他自己所確立的救國自強的目標義無返顧，勇往直前。盡管荊棘載途，每每路斷，但還是堅定地往前走，走出前人未走過的路。
1911年，年僅20歲的吳蘊初經過6年的艱苦學習，從兵工學堂畢業，畢業後來到當時中國的第一大鐵廠——漢陽鐵廠。
吳蘊初到漢陽鐵廠是做化驗師的，薪水也頗可觀，雖說遠離嘉定老家，以數日船程方到漢口，衣食是不用愁的。隻是，不愁衣食，哪怕是錦衣玉食也並非他的目的。他要的是一個救國圖強的途徑與手段。在漢陽鐵廠可以不愁一家生計，甚至做個幾年還可望生計更好，可他要的是“兼濟天下”，漢陽鐵廠的化驗師就不適於他了。因為推薦他的杜博，隻是個教師，在德商眼裏不算什麼人物，因而對吳蘊初很不重視，隻讓其做些單項的、次要的化驗。清閑算什麼?主要是期望在學術與實際上有所深造，那是寧願受大累的。既與自己的目標相違，吳蘊初便果決地離開了這裏，去另謀新路。不料，卻撞了個釘子。
到了1915年的冬天，天津有幾個人想集股辦個硝堿公司，通過人約了吳蘊初去一同籌辦。吳蘊初覺得硝堿當時在國內還沒個像樣的廠家，辦好了是為國家民族增添一分實業，他也大有用武之地，就欣然答應下來，並知會了漢口鐵廠，整裝北上了。豈知滿懷熱望、千裏迢迢地趕到天津，卻兜頭被潑了一盆冷水：股東們不幹了。於是他就被困在了天津衛。客居外地，舉目無親，又沒了工作，自也沒了收入，實是度日艱難。可他仍不死心，仍想在天津找找出路看。天津的冬天不似上海，是較冷的，而他所住的房子裏連個火爐也沒有，實在是苦不堪言。直到1916年春，接到漢陽的來信，它才重又南返。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漢陽鐵廠決定試製在國際上已采用於築爐的效能很好的矽磚與錳磚。而所有的有關技術人員施展出了周身解數也試製不成，花費不少，毫無結果，怎麼向廠方交代?正自進退維穀，突聞吳蘊初已返回武漢，便如獲救星。吳蘊初雖說當時隻有25歲，可他是上海兵工學堂化學專業的高才生，在漢陽鐵廠的一年多化驗中也甚為稱職，料必有些把握。即使不成功，那也可以從旁證明一下，試製不出來，並非完全是他們無能。於是，就把這項試製的擔子推給了吳蘊初。
吳蘊初是有備而來的，矽磚與錳磚他雖未製過，也沒讀過有關的技術資料，可憑他的化學知識與分析，覺得這個難題雖大，他還是比別人有些把握的。何況國內矽磚與錳磚基本上還是空白，一旦攻下了這個難關，不僅於漢口鐵廠，對全國的冶煉企業都有好處。他早已立誌就是要找難題攻，就是要為前人之所未為，否則，如果亦步亦趨地跟著別人走，又怎談得上救國於自強呢?列強之所以強，主要強在他們科學進步、技術先進上，他們使用的許多東西都較中國是先進得多的，中國必須先加足了勁，把他們有的都也有起來，就是說攆上去，然後再設法超過去。不然，何以言強?而要有所無有，列強是不會給你的，就隻有自己去努力創造。如今矽磚與錳磚的試製正屬於他要尋找的類型。莫說還大有油水，就算對他的好處沒有一般人希冀的那麼大，他也要幹!莫說還有些把握，就是再多費些力氣，多花些心血，他也要試製成功!何況一旦成功，對他的本領與身價自也會得到明顯的提高，也就更便於實現他的願望。因此，他的決心甚大，自然也就信心十足，他不相信外國能為的，他不能為，而且也並非特別艱深的課題。他覺得他一定能也一定會辦成。但他在接受下來的時候，仍是留有餘地說：
“這許多同仁都攻不下的課題，我也很難說會攻得下來，盡全力而為吧!”
吳蘊初是吃得苦的，隻要他下了決心的事，他就不遺餘力地去做。任務一接到手，他就到處奔走，收集查找材料。凡有關的技術條件與數據，哪怕是細微到一句話，甚至隻有些間接關係，他都認真地、一字不遺地抄錄下來，再帶回來彙總、綜合、分析，幾乎是夜以繼日，每每廢寢忘食。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研究出了完善的方案，經他親手試製了幾次，很快便成功了。這是中國人製造矽磚與錳磚的首例；也為中國企業使用矽磚、錳磚做了良好的開端與重大的貢獻；也是吳蘊初在步入第二十五個生命年頭的化學事業上取得的首次成功。首戰告捷，是無限喜悅的，自也引起了社會的重視。在矽磚、錳磚的推廣使用中他的名字不脛而走，重於一時，他因此出任了磚廠的廠長，更被當時我國最早、最大的兵工廠——漢陽兵工廠看中，知他是個化學上難得的人才，聘他為該廠的製藥課課長，並授予少校軍銜。一時聲名鵲起，地位與薪水俱高了起來。仍不斷地有人打與他合夥或主表他入夥的主意。對一些他認為與他生命目標有距離的事，他都一律拒絕了。唯有對漢口燮昌火柴廠(當時火柴業的“燮昌”不隻一家，不但廣東有個“燮昌”，而且蘇州也有一個是火柴大王劉鴻生的嶽父葉世恭開辦的“燮昌”)老板宋偉臣的邀請一口答應。原因是宋偉臣提出要與他合辦一個硝堿公司，由宋偉臣出資，他出技術並任總工程師兼廠長，利用兵工廠的廢液生產氯酸鉀。當時中國火柴業的原料多購自外國。莫看它是小小的一根，很小的一個頭兒，可這個小頭就需要幾種原料：硫磺、洋蠟、赤磷、白磷、氯酸鉀。氯酸鉀多是購自德國，遠渡重洋相去萬裏要一大筆運費不說，出關、入關的關稅也掌握在外國人手裏，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錢，受多少冤枉氣!正是了解了這些情況，正是去天津辦硝堿廠沒有辦成，吳蘊初才在宋偉臣提出合作時一口答應了下來。於是，隻有二十五六歲的吳蘊初便一身兼起了三職，開始在他希望的道路上跨越有力的步伐了。可是，中國人的命運，當時並不操在中國人的手裏，吳蘊初剛露頭角時，列強還陷在一次大戰中，一是無暇東顧，二是將原來設在中國境內的一些企業也多數放鬆，甚至撤回了，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才得以喘了口氣，乘機大發展了起來。可是，一次世界大戰總不過4年，到吳蘊初決定與宋偉臣合辦熾昌硝堿廠時，大戰已告尾聲，待吳蘊初將生產氯酸鉀的整套技術工藝研究成功，交給熾昌硝堿公司，付諸生產時，一戰早已結束，戰亂早已平息。連戰敗國德國也醫治了創傷。列強的大批貨物又氣勢洶洶地向中國這個巨大的他們認為有利可圖的市場卷土重來。憑借著他們攫取的在華特權，實是進行瘋狂的商業掠奪!而當時的中國政局，又處於軍閥割據與混戰的四分五裂之中，各路軍閥都隻顧自身的地盤與勢力，為保住槍杆子，為與其他勢力爭奪，還顧什麼國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拿國家民族的利益做為討好列強的手段，各尋靠山，爭相媚外，反而較滿清時尤有過之。有了這麼多握有重兵的狽，才引起實力雄厚的狼，狼狽為奸，還哪兒有民族企業的好兒?洋老子的東西，不好也好，洋老子的需要，不行也行；至於國貨，好也不好，國人的要求，行也不行!何況洋人霸占中國市場已慣，絕容不得你中國人自搞化工產品，漢口居然有了個生產氯酸鉀的熾昌硝堿廠，這還了得?洋商們便將他們生產的氯酸鉀大批運入，甚至與熾昌的平價競銷。他們生產曆史久，工藝又先進，再加上中國有人用槍杆子為他們開路。一個小小的剛剛起步尚未走穩的熾昌，如何承受得了?就是認賠去與其周旋，把漢口燮昌火柴廠全部資金都動員起來，又能拚得多久?何況，宋偉臣也是決不肯這麼做的。因此，運行不久的熾昌就隻好被迫轉產，改做火柴的另一種原料——牛皮膠了。可你仍是火柴的化工原料，你中國有了，豈不是不再用他外國的了?那也不行，於是又湧進了大批牛皮膠用來湮泯熾昌的新產品。可想擠垮牛皮膠，並不像擠垮氯酸鉀那麼容易。這回吳蘊初來了勁，技術上更求精，工藝上更完善，是可以在價格上與洋商打個持久戰，並獲勝的。可是宋偉臣一方麵是被氯酸鉀的被迫轉產嚇破了膽，另一方麵他的火柴廠也越來越不景氣，資金告急，他是再也不肯也不能拿出更多的錢來。吳蘊初見宋偉臣已無能為力，而他又不死心，此刻又風聞上海的劉鴻生1920年已在蘇州辦起了鴻昌火柴廠，很是興旺，不久又置下了其嶽父葉世恭的蘇州燮昌火柴廠，更加興隆，已得了“火柴大王”的稱號，便親自到上海找到了施耕尹。施氏原為上海兵工廠槍廠廠長，吳蘊初兼任漢口兵工廠的製藥課課長時，兩廠有來往，往來中兩人有了交情，此刻便拖施耕尹出麵與劉鴻生商討合辦事宜。劉鴻生也是個愛國的企業家，此刻已經有了幾大企業，火柴廠是他企業的三大支柱之一，也一心要將外國火柴連同原料一道驅出中國市場，因此滿口答應。於是，便由劉鴻生出資在劉鴻生購得的上海日暉港附近的一塊地皮上又辦起了牛皮膠廠，廠名仍叫熾昌，不過加了個“新”字。新熾昌牛皮膠廠的廠長也仍是吳蘊初。經過一段生產後，市場仍不景氣，瑞典、日本火柴又大量湧入，劉鴻生的火柴廠也遭到了衝擊，眼看著牛皮膠也難得持久，吳蘊初又打起了用電解食鹽的方法生產鹽酸燒堿的主意。可劉鴻生也沒了興趣，吳蘊初枉有技術能力，卻毫無經濟力量，又無相應的社會地位，隻好望“鹽”興歎!
到了1921年，新熾昌牛皮膠廠又麵臨著山窮水盡的境地，江浙的幾家大火柴廠已是自顧不暇，無力購買大批的牛皮膠，劉鴻生又開辦了他的第二大支柱企業——水泥廠，為此出國考察去了，對牛皮膠廠也不再過問，實際已無暇過問，吳蘊初更是無力支撐了。但他並沒有失望，也沒有頹廢，他仍懷著極大的信心，堅持著他初下的決心，極力從生活中去尋求、探索那通往目標的路。他在嚴重的挫折中保持著最清醒的頭腦，冷靜地觀察著，思索著。他從“熾昌”的氯酸鉀與牛皮膠的悲慘命運聯係到這一命運的成因：外貨的湧入與優勢。隻有在質量與成本方麵造出較外貨都更為優良的產品，方能在市場上立住腳，也才能將外貨抵製出去。外貨雖然數目龐大，可終究是有數的，隻要人人屬意於此，今日一種，明日一種，不愁沒有將其全部驅出中國市場的一天，至少它不至於如此壟斷，如此霸道，可在貿易上取得起碼的平等。群敵林立，擇其弱，在眾多的外貨中哪種最弱呢?眾難當前，從其易，那麼在眾多的外貨中，哪一種又最易掌握的呢?諸利群列，擇其大，那麼在眾多的外貨中，哪一種又是最易獲利又可長久獲利的呢?以這幾個選擇標準，他很快就選中了日本的“味の素”。
“味の素”是日本原包裝產品，中國人稱它為“味之素”，它之所以被吳蘊初優先選中，就是因為它符合了上麵所述的三個選擇標準。不用說很早，就是六十歲以上的人，都會記得，日偽時期鐵路沿線，大街小巷，幾乎是凡為人流較大或簇居集散處都彩繪著甚為醒目的“仁丹”與“味の素”的廣告。這種無所不在幾乎滲透到每個角落的產品宣傳，說明廠家能力強，而且生產廠家多，生產量也大，可也因此而有個弱點：一旦遭到較它物美價廉的同類產品的抵製，必如急流被阻當即積壓成山，不是另尋出路，就得停產。日倭的可惡，在吳蘊初的腦海裏印象最深，從明代以來的強盜式的掠奪愈來愈凶，特別是幼時那聽了多次，次次為之切齒的“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他終身難忘，時時想象著他如何能像戚繼光、俞大猷那樣縱馬搖槍，麾動鐵騎去痛快淋漓地驅倭出境。如今他已經抓到了一個機會，他可以憑了自己的本事，和那些不握倭刀而是一手握槍、一手握著“味の素”的日倭較量較量了。其次，“味の素”體小單一，便於研究，吳蘊初也有可能去研究。因為以他當時的經濟能力來說，是承受不起複雜龐大的實驗活動的。最後，像“味の素”這樣的產品是最易得利的，因為它是人們一日三餐中很理想的調料。有錢人的山珍海味需要它，吃不起山珍海味的廣大貧苦百姓也需要它，一碗素湯，一碟兒青菜，隻需放上那麼幾粒，就似魔幻般產生了奇效，鮮美的味道既可是一種較山珍海味廉價得多的享受，又可增進食欲。幾乎家家可買，餐餐可用，銷量自會極大，見利自也會極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