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財之神——蔡萬霖
蔡萬霖，1924年出生於台灣苗栗，幼年時家境貧寒，以種田勉強維持生計。蔡萬霖是在其兄蔡萬春的帶領下走上經商之路的。
1932年，剛剛從台灣竹南公學畢業的蔡萬春不安於貧困，帶著年僅8歲的蔡萬霖同闖台北，謀求富家之路。
在台北，蔡萬春以販賣蔬菜為生，後又經營大米、油鹽醬醋等小本生意起家。經過長年的商場生涯，積累了頗為豐富的經驗和一筆雄厚的資金。之後，蔡萬春創辦了大萬商行，經營雜貨。至60年代初，蔡氏家族已頗具規模，他們的一係列企業、公司已在台北應運而生了。
蔡萬霖到達台北後，一麵幫助其兄經營，一麵就學於台北商工專科學校，學習經營之術，畢業後，成了蔡萬春的得力助手。蔡氏家族也因為有了他而如虎添翼，生意逐漸開始興隆起來。
蔡萬霖先後創辦了大萬商場、大萬旅社、第十信用合作社等，曾一度輝煌。1979年“十信案件”發生後，蔡氏家族分解。蔡萬霖成立了霖園關係企業集團，經營國泰人壽、國泰建設、三井工程等企業。在他的管理下，霖園集團日益發展壯大，現已有10餘家分公司。1988年7月7日，美國《富比士》財物雙周刊報道的192位10億美元以上的世界富豪中，蔡萬霖、王永慶、張榮發、徐有庠榜上有名，其時，蔡萬霖以56億美元的巨額資產壓倒雄踞首位多年的王永慶。蔡萬霖由此躋身世界十大富豪之列，名列第八，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華人。
1989年，美國《財富》雜誌報道他個人資產已上長為90億美元，在全球億萬富翁中排名第六，並成為當之無愧的台灣首富。由此，他被譽為“聚財之神”。
一、別出心裁，創設一元開戶的“幸福存款”
小時候，媽媽做飯時，總是從定量的大米中抓出一把米放進小壇子裏，這樣日積月累，竟也節餘下來許多糧食。每當春天青黃不接時，取出來供全家食用，常可解“無米之飲”的大急。
蔡萬霖想：“一元開戶，幸福存款”，不是同樣的道理嗎?
從務農、小商販到經營工業產品，這致富之路，說平坦也不平坦，說順利也不算順利，隻能說是雙腳已經立穩，有了些基礎。要有新的作為，還得積累資本!
一位企業家說過：“真正的企業經營，除能賺取正當的利潤外，是必須以對社會、國家與人類有益為前提的。”怎樣才能做到“賺取利潤”與“對社會有益”這二者兼顧呢?蔡氏兄弟在苦苦地思索著。同時也在四處活動：搞調研、摸行情、看動向、收信息……
50年代後期，台灣的經濟已經有了起飛之勢——產業工人增加到100多萬人，連同依靠他們生活的家屬在內，不下700萬人，大約占台灣全省人口的2／5。但是經濟起飛帶來的物質利益大抵為資本家及其代理人所據有，工人所獲工資本已少得可憐，又被上漲速度驚人的物價吞掉不少。一個平常的紡織女工，每月可賺新台幣10000—15000元，但卻隻能領到兩三千元的薪水，平均一天不到100元收入。依靠這點工資要想買房子、置辦產業，就得靠平日從牙縫裏摳出點錢存起來。於是，信用合作社便成了他們的向往之處。
位於台北的第十信用社，地理位置優越，業務又好開展，是個理想的不可多得的好部門。可是，這“十信”的管理權卻在別人手裏，欲達此目的，非把管理權爭來不可。
智勇雙全的蔡氏兄弟，各自施展出看家本領——萬春的沉著、冷靜和老練，足以對付那些奸滑者；而機智、靈敏而精幹的萬霖，斡旋於各對手之間，抓住有利時機，主動出擊；有時也學點孫子兵法，搞它個聲東擊西什麼的，致使一個個競爭對手敗下陣來。
“沒有社會各界朋友們的支持，沒有廣大民眾擁戴，是難以如願以償的。”
“天時、地利、人和，是缺一不可的。”
兄弟倆奪得了“十信”管理大權後，在總結經驗時，深有感觸地道出了個中奧秘。
1957年蔡萬春出任“十信”理事會主席。初戰告捷，就看他怎樣施展才華了。
經辦信用合作社，一是要講信用，二是要講合作，缺了任何一個，就不成其為信用合作社了。唯有如此，方有益於社會和民眾。於是，“信用”、“合作”成了他們倆的信條和準則。
小時候，媽媽做飯時，總是從定量的大米中抓出一把米放進小壇子裏，日積月累，竟也節餘下來許多糧食。每當春天青黃不接時，取出來供全家食用，可解燃眉之急。這件事給兄弟倆以啟迪：城市裏的家庭主婦們假如每天將零用錢存上一點，這樣天長日久，不也是個可觀的數字麼?經過兄弟倆的反複思考及一次次論證後，他們決計在“十信”開創1元錢開戶的“幸福存款”儲蓄運動，宣布“隻要存1元就可以當‘十信’的客戶”。
這項運動得到熱烈反響，許多家庭主婦上街買菜時順道前往“十信”開戶，把手頭零錢存進去；成群結隊的學生放學後趕到“十信”開戶，把零用錢存進去。有的中學生將在假期打零工掙的錢，除去交書本等費用外，餘下的就都存在“十信”。
“十信”的1元錢幸福儲蓄得到了很大的成功，這一來“十信”全島聞名。人們都知道台北有個“十信”，同時也知道了它的經營者蔡氏兄弟。他倆借此良機，乘勢在17個地方分別成立了分社，以吸引更多的儲戶和更多的資金。正像設在台北的“總社”那樣，人們紛紛爭先恐後前去開戶。在業務工作中，他們發現光靠白天開展儲蓄業務，滿足不了市民們的需要。因此，開展夜間儲蓄業務大有必要。這樣，既方便了儲戶，同時也增加了儲蓄額，可謂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呢?他們想到了美國瑪麗·凱化妝品公司創辦人瑪麗·凱的話：“我們確實認為，如果你的幫助使更多的人如願以償，那麼你本人也會如願以償。在我們公司，那些取得最大成績的人，正是為大多數人的成長提供了幫助的人。”為此，蔡氏兄弟要求台北總社和17分社一律開辦夜間儲蓄業務，還要進行“微笑服務”，把儲戶當成真正的“上帝”。失職者或無故違反者堅決處罰!
在蔡氏兄弟及其全體雇員的一致努力下，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十信”社員竟有10萬人之眾，存款金額也高達170億新台幣，一躍成為全台灣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他們成功了!
他們打下了發跡的根基!
二、獨到的經營思想：讓“人人都成為小富翁”
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蔡萬霖深悟其中的辨證關係，因而讓“人人都成為小富翁”便成為蔡萬霖的經營之道。
縱觀蔡氏家族發跡的曆程，其實是保險業造就了他們，而蔡氏跨入保險業還有一段淵源。1960年，台灣“財政部”正式宣稱；考慮開放保險商的設立限製。1961年，台灣正式開放民間保險公司的設立。在台灣“開發政策”是公開的宣言，但是能夠捷足先登的人，絕非泛泛之輩。成立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的執照，是由當時台灣省籍名人林頂立取得的，但是他的財力一時無法籌足資本額所需的2000萬元台幣，隻好求助於台北市商界名人張祥傳(張曾任改製前的台北市“議會議長”，而其步入台北政壇，完全是林頂立憑關係促成的，可見彼此關係之深厚)。孰料張氏財力也不夠，轉而找上了蔡萬春。張蔡兩人同是1950年台北市第一屆“議會”議員，蔡萬春這時是大萬百貨公司董事長。
因此，“國泰人壽”創辦時，董事長是林頂立；取名“國泰”，也出自林頂立的意思。若論國泰的開山鼻祖，當屬林頂立。
60年代初期，台灣的經濟開始發生轉變，人民生活改善，手裏漸漸有些錢了。應該說，轉向保險業是符合時宜的。那時，正值台灣民營保險業蓬勃興起，入保險成了人們的熱點話題。“國泰”興隆，同時也給那些視金融業為財源者以極大的震驚和刺激。他們不再坐視並充當那種觀潮派，他們要行動起來，和“國泰人壽”一爭高低。除原先成立的“第一”、“國光”兩家壽險業外，繼“國泰”之後，又有“華僑”、“南山”、“國華”、“新華”等數家壽險公司相繼成立，並掛牌營業。這使得人壽保險業處於激烈競爭的局麵，對於“國泰”不能不說是一種壓力和威脅。“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狀況已不複存在，代之而來的是角逐、比試和競爭。
為擴大公司業務，蔡氏兄弟和林頂立在北起基隆、南到高雄的許許多多大、中城市廣設聯絡處，就連竹東、悟棲、麻豆、恒春、關山、羅東等等小集鎮也不放過。1962年他們隻有9個聯絡處，到了1967年，已發展到47個營業單位。他們委派專人住在那兒，長年辦理保險業務，像“十信”搞的“全民儲蓄”那樣，開展24小時的全天候服務，隨到隨辦，方便保戶。在交通不方便的山區，則建立業務據點，盡量做到不出現業務空白點。各業務經銷處的人員又把辦公桌搬出店堂，擺上高級組合音響設備，不時播放優美動聽的樂曲或戲劇唱腔，以吸引客戶。有的用擴音器宣講關於加入人壽保險的好處和意義，也有的幹脆在鬧市區豎起寫有““國泰”宗旨的宣傳板，以及拉出過街橫幅，進行鼓勵；還有的將“國泰”的業務範圍、服務宗旨、辦理手續及與保險業有關的知識，印成宣傳單，廣為散發，擴大知名度及樹立“國泰”之形象。不僅如此，這些雇員還想出了更加新鮮的點子，他們挨家挨戶到市民家中動員市民加入人壽保險，為此有時往往搞得飯吃不成，水喝不上，覺睡不安，勞累不堪。無疑，這樣的舉動常常讓人感動，從而自覺自願投保。
為進一步搞好拉保險工作，公司還招考大量的業務員。有人統計，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公司以不同方式刊登廣告305次，平均每次錄取300人，即約有十萬新液注入國泰人壽。為了指揮這個龐大的兵團，蔡氏兄弟也有“將將”之道：開展了世界性壽險業新局；首創“輔導專員”製度，由輔導專員分組指揮人多勢眾的業務員。這些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之後，點子更多了。其中有的業務員跑到陽明山第一公墓，從一座座墓碑上抄錄那些富貴人家子孫後代的姓名，帶回到業務點，然後查找有關資料，按圖索驥，直接登府拜訪、稱名道姓向人家拉保險，招攬生意。
其實，1963年，在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開辦之初，蔡氏兄弟就請了地方紳士主持分支單位的業務，一開始就有了好名聲作號召力。因此，慕名前來的有之；十傳十，十傳百，相互結伴投保的也有之。戰略上又用儲蓄保險代替人壽保險的促銷方式，搶占了不少市場。然而，蔡氏兄弟又鑒於保單僅僅是“白紙黑字”，沒有強大的實力，不足以相信；加以萬霖赴日考查時見到的繁榮的街道旁盡是金融機構的辦公大廈，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當時資金拮據的情況下，蔡氏兄弟毅然投資興建大樓。1964年嘉義大樓破土動工，隨後三四年間，又陸續在高雄、台中、屏東、彰化、新竹、基隆等大城市興建大樓。這些大樓共達109幢之多，它們好像一個個巨大的立體廣告牌，向人們展示：國泰是有雄厚而可靠的經濟實力的，和國泰打交道是最理想的、最劃算的。從而，國泰的市場占有率由1963年的31.6%，升為1967年的42.8%，淩駕於其他同業者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