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商業家——阿曼德·哈默(1 / 3)

外交商業家——阿曼德·哈默

阿曼德·哈默1898年5月21日生於美國紐約,他的祖先是俄國移民,曾祖父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時期以造船為業。他的父親是一個精明能幹的資本家。哈默在他父親的身上繼承了這樣一種思想:隻要進取心強、機智、勤奮、堅持不懈,就沒有實現不了的理想。

1910年,哈默來到梅裏登念中學。1917年,哈默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在醫學院期間,他與其父親經營聯合化學藥品公司,獲得成功,1919年哈默個人的淨收入達100萬美元。1921個哈默畢業並獲醫學博士學位。

1921年,正當蘇聯處於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境地時,哈默來到蘇聯,很快與列寧成為親密的朋友。在對蘇聯的考察中,哈默發現了商業機遇,與蘇聯政府開始了貿易往來。1923年至1925年兩年間,哈默經辦的總成交額達到1200萬美元。

1925年,哈默在蘇聯開辦了一家鉛筆生產廠,當年產值就達200萬美元,哈默壟斷了蘇聯的鉛筆生產。這一鉛筆廠很快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鉛筆生產企業,哈默本人也成了鉛筆大王。

1930年,哈默把企業賣給蘇聯政府,隨即離開了莫斯科,1931年,哈默回到了美國,他把他在蘇聯收藏到的大量的皇家藝術珍品帶到美國推銷。他在推銷工作上,絞盡腦汁,花樣翻新,終於成為富商大賈。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廢除禁酒法令,哈默意識到美國短缺的不僅是好啤酒,更缺酒桶。於是,他投資興建一個現代化酒桶廠。桶廠開工兩年就贏利100萬美元。隨後他又轉到釀酒行業,到二戰結束時,他已擁有了9個穀物釀酒廠,在威士忌生產方麵居美國第二位,他們生產的丹特牌威士忌成為美國名酒。他也搖身變為釀酒大王。

在50年代以前,哈默從製藥到開采石棉、製造鉛筆、經營藝術品、釀酒、畜牧等方麵,每項生意都做得很成功。心高氣遠的哈默並沒有在這些成功麵前駐步不前。

1950年,哈默出人意料地購買了洛杉磯西方石油公司。這是一個瀕臨倒閉的公司。1957年,公司就起死回生,他說,要使事業成功,你必須搞清楚競爭對手的活動,並擊敗他,你要網羅優秀的人才與你一道工作,利用他們的技能和經驗。

卡紮菲上台後,哈默主動提出將自己的“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亞51%的資產賣給新政府,得到1.36億美元現金,並且得到新政府的好感。而其他公司則被利比亞收歸國有。為了保住公司的競爭能力和發展勢頭,哈默以超人的精力領導著公司的業務。由於他的努力,使公司多次渡過難關,不斷發展壯大,到1986年西方石油公司成為美國第12大工業企業。該公司1986年的總收入大約160億美元,擁有35萬個股東,其影響和活動遍及全世界。

哈默是一位頭腦靈活的資本家,他眼光獨到、判斷準確,身為董事長,他十分懂得調動下屬的積極性,他是一個永遠進取的人,他那永動機般的創業精神令人歎服,他不斷在生命中為自己設立更高的目標。他在向自己挑戰。當他58歲準備退休時,卻突然涉足石油業,當他81歲時卻鼓吹“人生始於八十一”。

一、敢想敢為,敢冒常人不敢冒的風險

高風險即是高收益,這是一條永恒的商業真理。哈默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敢冒常人不敢冒的風險的膽識。正是這種精神,促使他進入蘇聯。而在這次具有極大風險的探索之旅中,哈默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機會。

還是在上中學時,哈默就自己動手裝配收音機,他甚至學會了摩爾斯電碼。回紐約後,他在莫裏斯中學讀完了高中,他學習用功,課餘迷上了航模,他把得獎的航模複製後出售來賺錢。16歲那年他大膽地向哥哥借了185美元,並保證按時歸還,然後買下了一輛雙敞篷舊車,為一商人運送糖果。兩周後他如數還清了哥哥的錢,並且擁有了一輛自己的車。1915年哈默在畢業班演講競賽中獲得金質獎而使人們大吃一驚。他的演講題目是“人類的最後一次戰爭”,他勇敢地宣稱各國不再把戰爭當作解決糾紛手段的時代很快就會到來,他暗下決心,如果自己不能成為一位有預見人的話,也應成為一個關心時事和有判斷力的人。

1917年哈默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不久朱利厄斯來到校園告訴兒子,他把一生積蓄投資到一家叫“古德製藥廠”的新製藥公司裏,但該公司瀕臨破產,朱利厄斯有意識地用平靜的語調對兒子說,他想讓他接替自己在藥廠的位置但不得輟學,“孩子,我以前就是這樣幹的,你也可以這樣。”哈默同意了父親的主張。

哈默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與一位貧窮學生同住,免費為他提供食宿,條件是那位同學必須每天上課記下筆記,哈默憑此寫論文應付考試,以迷惑老師,使之相信他經常到校上課,免得受到處分。

哈默從銀行借到兩萬元買下了合夥人手中的全部股票,以免遭其算計。他組織人員研製了一批新藥,然後挑選25名青年男女,讓他們向周圍地區的醫生推銷,哈默一改過去贈送小包裝藥品的辦法,因為他認為醫生可能會把這種小包藥品遺忘或扔掉。現在哈默決定改用大包裝,大到任何一位醫生都不肯輕易扔掉。哈默堅持不用郵寄方法,一定要由推銷人員把藥品直接送到醫生手中,增加其印象和好感。哈默還關心時事,預測到藥品供應製度變化後的市場供求,於是在別人緊縮時他卻擴大生產,擴大了市場份額,藥品暢銷全國。他把廠址遷到了哈萊姆河邊,而藥廠的業務迅猛增長,人員從十幾人增加到五千多人,廠名改為響亮的“聯合化學製藥公司”。哈默成了哥倫比亞大學獨一無二的百萬富翁,也是全國唯一在讀的企業家。同時,哥倫比亞大學內無人對他的學業表示懷疑。他榮獲了醫學院榮譽學士會授予的金質獎章,國際聞名的細菌學家津澤爾稱他是一名卓越才子,兩位卓越教授推舉他為畢業班裏“最有前途的學生”。他還是貝勒維埃市立醫院兩名獲獎實習醫生的一個,並被按排到1922年1月開始實習。哈默於1921年畢業並獲醫學博士學位。

離實習期還有半年,他決定在此間歇做點有益的事。當時,哈默從報刊上了解到蘇聯正遭受斑疹傷寒和饑荒的侵襲,藥品奇缺;而他的父親還有一筆款項需要從蘇聯收回。哈默毅然決定前往蘇聯,當時的蘇俄與大多數西方國家隔絕,前往那裏,無異於月球探險。哈默大膽地決定將製藥公司以200萬美元出賣,然後買下了一座野戰醫院,配備了藥品、設備和救護車等。他決定去那裏履行醫生的職責,這個計劃得到了父親朱利厄斯的大力支持。

蘇聯之行徹底改變了哈默的一生,他1921年6月從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就再也沒有機會按父親的初衷安排自已的一生了。他雖是一位醫生,但行醫最終隻成了一種愛好。

1921年初夏,哈默好不容易才拿到蘇聯簽證。他先到裏加,再往拉脫維亞,準備從拉脫維亞入境。在拉脫維亞和蘇聯交界的一個小站,他第一次看到戴尖頂帽的紅軍,同時他不由得想起裏加警察的一句話:“幹嘛去送死呢?”一位海關關員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對他說,“行了,公民。”這是哈默第一次聽到有人叫他“公民!”

哈默去蘇聯的時候正值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緊要關頭,國家被內戰和外國幹涉與封鎖搞得危機四伏。火車中沒有燈,旅客得自備蠟燭。座位是木板做成,車廂裏傷寒菌和虱子肆虐,列車籠罩在一種不安全的淒慘氛圍之中。

哈默在車上度日如年,然而,艱辛和陌生並未使他退縮,終於,他來到莫斯科,迎接他的蘇聯對外貿易委員會的沃爾夫幫助把行李裝上一輛搖搖晃晃的卡車,哈默坐在行李上,就這樣前往市區。哈默就是從這個高度開始打量先祖們所在國度的中心城市。人們看來都是衣衫襤褸,愁容滿麵。

到達大都會飯店後,哈默把美元換成了配給票。飯店附近拐角處有擦皮鞋的,但他們用唾沫代替鞋油。房間很髒而且臭蟲極多。哈默吃著從裏加帶來的食物,堅持每天背誦100個俄語單詞,這種艱苦的生活使他3天後病倒了。外交人民委員會派人送來了蔬菜和牛奶,還有一張特種配給票,憑此票不用排隊就能領到食物。體力剛恢複,他就到附近市場試用特種配給票,他發現長列中所有抱著孩子的婦女和衣衫襤褸的男子都以羨慕和不平的目光看著他,就在一瞬間,哈默決定,寧可挨餓,也不去與他們爭奪那點食物,他的特種配給票永遠沒有使用過。

哈默注意到外交人民委員會有個叫蓋約夫的身體肥壯的家夥,他從不和同事們一起吃午餐,總是一人溜出去,一小時後回來,哈默開始跟蹤他,終於發現了他吃午飯的秘密:一個秘密飯館,老板娘是一個肥碩的德國女人,哈默成了這裏的常客,並從此開始走運。幾天後,外交人民委員會的溫斯坦邀請他參加一個代表團去旅行,團長是主管金屬工業的蘇聯駐美代表馬爾藤斯。隨行的除哈默外,還有一些政府邀請的觀察家,其中包括同情蘇聯的美國作家海勒。

火車向東隆隆開了3天進入伏爾加河附近一幹旱地區。這裏土地龜裂,像荒草一樣的莊稼不足一尺高。數以萬計的兒童因吃不飽營養不良而鼓脹著肚子,四肢萎縮,敲打著列車乞討食物。抬擔架的人排成長長一溜,川流不息地從難民車上抬走屍體。餓殍遍地,野狗在荒地裏打轉,蒼鷹在頭頂上盤旋。然而,哈默驚訝地看到,在葉卡捷琳堡毛皮堆得像山那樣高。哈默疑惑不解,他向蘇聯官員們問道:“為什麼你們不出口這些以換回糧食呢?”然而回答是,“這不可能,歐洲對我們剛解除封鎖,要賣出這些貨物以換回糧食所需的時間太長,而要使烏拉爾地區的災民支持到下一收獲季節至少需要一百萬蒲式耳的糧食。”哈默心裏一亮,當時美國糧食豐收,價格已跌至每蒲式耳1美元,農民寧願把糧食燒掉,也不願低價在市場上銷售。“我有1000萬美元,我可以辦成此事,”哈默說,“但這裏誰有權威來簽合同呢?”

地方蘇維埃匆匆開了個會,哈默拍電報給哥哥哈利,囑其在美緊急收購100萬蒲式耳小麥,盡快海運到彼得格勒。在電報中還說,糧食卸下後將運回價值1000萬美元的毛皮、皮革及其他貨物,買進賣出中傭金為5%。

在下一站停車時,地方蘇維埃請他演講,哈默很高興,因為這是他每天學習俄語單詞後的第一次實戰練兵,其時他已學會了近一千個常用詞。代表團團長幫助把合同簽訂的經過告訴了大家。在火車上,哈默結識了一位蘇聯采礦工程師,他告訴哈默這一帶有豐富的石棉礦藏,一旦開采,收益無窮。

列車剛到下一站,馬爾藤斯被叫到電報機旁,說列寧要與他通話。

“我們從葉卡捷琳堡電報局獲悉,一位年輕美國人正在包租船隻運送穀物以拯救烏拉爾饑荒。是否屬實?——列寧。”

馬爾藤斯向發報人員口授道:“情況屬實。阿曼德·哈默博士已指示紐約同事即刻海運糧食到彼得格勒。此事已經葉卡琳堡蘇維埃批準認可,以原船運回皮毛以償付糧食費用。”

“你個人是否同意?”——列寧。

馬爾藤斯笑著瞅了哈默一眼,“是的,同意。”

這次停頓的時間比較長,哈默似乎也停止了呼吸,突然電報機又嘀嘀嗒嗒地響了。

“很好。我將指示對外貿易委員會認可這筆交易。請速返莫斯科。——列寧。”

哈默的膽識受到列寧的讚賞。然而,要不要同美國資本家合作,卻在當時聯共黨內爭論不休,在“寧可餓死也不賣國”的抵製聲中,列寧果斷地決定會見哈默。列車回到莫斯科的次日,哈默就被召到列寧的戒備森嚴的辦公室。列寧從辦公桌邊站起來歡迎他,並代表蘇聯政府向哈默表示感謝。列寧比哈默預料的還要矮小,圓屋頂似的大腦袋,額頭大而高,身著白色軟領襯衫和一套深灰色西裝,黑色領帶。列寧用流利的英語急切地交談,不作很多手勢,除非要理解他的要點時,才作出迅速下劈的手勢。這是他在公開演講時常用的動作。隻是偶爾為了斟酌用詞,才停頓片刻。哈默告訴列寧他正在努力一天學100個俄語單詞,列寧把自己的椅子拉到哈默旁邊,笑了笑,笑得親切而富魅力,然後說,他在倫敦時也是這樣,但越往後越難記。輕鬆的氣氛使哈默鎮靜下來,這時列寧突然問到:“您在俄國旅行過嗎?”哈默告訴他,他剛在烏拉爾災區度過了一個月,列寧的臉色立刻變了,熱切的興趣頓時從眼神消失了,顯得無限惆悵。“就在這一時刻,我認識到,壓在他肩上的擔子是多麼地沉重啊!”哈默後來回憶說。

“是的,饑荒。”列寧慢吞吞地說,又轉換了一個話題。“聽說您要做醫療救濟工作……但是,我們這是裏所需要的是那些像您一樣工作的美國商人,您給我們運來了糧食,這意味著拯救了男人、婦女和孩子們的生命,否則,他們就會在今年冬天孤苦無援地死去……”列寧說著說著,不禁流下了眼淚。之後,他提高聲音,堅定地說:“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美國的資本和援助,以便使我們的輪子再轉起來,對嗎?”

哈默把話題轉到旅行中看到的堆得像山一樣高的毛皮和礦石。列寧點點頭說:“不錯,問題就在這裏。內戰使一切陷於停頓,現在百廢待興。新經濟政策要求重新發展我們的經濟,我們希望通過給予外國人以經營工商業特許權的製度來加速發展過程。這將為美國提供極大機會,您是否考慮過這一問題?”

哈默談到了頗有前途的石棉開發問題,但他認為,他不能以此事打擾列寧。

列寧截住哈默的話說,“必須有人打破堅冰。您為什麼不去爭取經營石棉的特許權呢?”哈默相當驚奇,他直言相告,按他所見的俄國工作方式,處理此類事須耗時數月。

列寧立即領會,“官僚主義一直是我們最大的弊病之一,我一直對他們說。現在我要指派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此事,你盡管放心,他們會立即行動,這事馬上就辦!”就這樣,在這次交談中蘇聯租讓委員會誕生了。

“你去跟他們協商,”列寧接著說,“一達成協議就通知我。我們知道,必須確保取得特許權的承租人有錢可賺,商人不是慈善家……”

哈默把對勞資糾紛的擔憂提了出來,列寧回答說:“工人如果得到就業和滿意的工資是不會不滿的。對他們來說,砍斷自己所坐的樹枝是愚蠢的。我們的政府雖不能向工會發號施令,但請相信,政府有足夠影響力,保證工會履行合同中相應條款。”列寧還讓哈默熟悉熟悉相關的法律。

列寧說到做到,隔不多久,哈默成了第一個經營租讓企業取得礦山開采權的外國人。列寧對哈默的商業活動大開綠燈,前後給許多負責人和組織寫過20多張便條,這些便條事後都收入了《列寧選集》,其中一張寫給馬爾藤斯的,“讓哈默不僅提供糧食,而且提供電氣設備。”哈默在烏拉爾地區開采石棉,很快大獲其利,成為石棉大王,他的母親羅絲曾專程到蘇聯來看望他。

列寧要求哈默每月向他報告兩三次,以使他了解租讓權的情況。列寧與哈默漸漸建立起一種不尋常的友誼。多年以後,哈默對這位改變了曆史進程的人一再給予肯定的評價,他說:“正因為他具有強烈的人類同情心和罕見的個人魅力,而且毫不一意孤行或自私自利,才使他成為一位偉人。”1921年11月10日,列寧把自己的一張鑲在鏡框裏照片題贈給哈默,上麵寫道“給阿曼德·哈默同誌,弗·伊·列寧”。1922年9月,哈默再訪蘇聯時為列寧帶去了一座青銅雕像。那是一隻凝視人類頭蓋骨的小猴,坐在《物種起源》書上。列寧指示秘書,不準從他的辦公桌上拿走這尊青銅雕像。哈默一直記得列寧當時所說的話:“武器的破壞性越來越大,人類若不學會和平共處,文明可能毀於一旦。有朝一日,一隻猴子會撿起人類的頭蓋骨,不知其為何物。”

哈默在會見列寧後,還拜訪了當時蘇維埃政府的第二號人物——陸海軍人民委員列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答應向哈默提供軍事保護。他們會晤了約半小時,托洛茨基給哈默的印象是,一位非凡而又專橫的人,一位有個性,有巨大能量和不屈不撓意誌的人,但又有一些狂熱——這是在列寧身上看不到的。

在哈默這次冒險的蘇聯之行以前,《紐約時報》的華特·蘭蒂實際上是美蘇交往的唯一中介。他在1932年這樣評價哈默此行,“我覺得,無論哪位外國觀察家,都不如哈默有更好的機會來估量蘇聯經濟發展的方法和原因。”當年《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說:“哈默博士是一位商業冒險家,他在1921年的見識就比擠滿董事會會議室的所有商業巨擘要高。”對於這些評論,哈默是受之無愧的。

與列寧見麵以後,哈默在蘇聯商務活動中算是站穩了腳跟。1922年初他住進了與克裏姆林宮隔河相望的“糖王宮”,它原是一位叫哈裏托南科的烏克蘭商人的財產。這位商人靠殘酷剝削手段在甜菜製糖業中發了大財。哈默遷居到了一個可逃避傷寒和鼠疫的安全之地,同時他注意到糖業大王為了布置他的宮殿,曾匆匆收購了一些藝術品,其中不乏名師傑作。

站在“糖王宮”巨大的玻璃窗前,隔河眺望雄偉的克裏姆林宮,哈默興奮地自言自語:“我成功了。”

然而他錯了。他以為承租的阿拉帕耶夫斯克石棉礦裏幹活的蘇聯人會很快樂,因為他們吃到了美國糧食。可他哪裏知道,工人的情緒低劣,恨不得把他和管理人員全部槍殺。礦上的俄方經理向哈默彙報說,糧食根本沒有運到,饑餓的工人們包圍了他家,直到他拔出手槍,人們才散去。俄方經理最後說,除非糧食馬上運到,否則事情就會鬧大。哈默大吃一驚,在一位當地官員陪同下,在離礦區50英裏處找到了裝糧食的列車,共25車皮,封條未動。押運衛兵報告說,人們盡管挨餓,但無人企圖搶劫。卡脖子的原因很快搞清楚,車站站長說前麵有座橋,經受不了火車的重量。有人問:“為什麼不把列車車皮分解,一節一節推過去呢?”站長聳聳肩,對俄方經理說:“你是做生意的,給我半車皮糧食,火車就放行。”經理把情況轉告哈默,哈默給列寧發了電報。以後的事情是,列車駛入了石棉礦區最近的車站,而經過短時審訊後,那位倒黴站長就被就地正法了。石棉礦總算無事了。哈默又拍電報將他的蘇聯合化學製藥公司歐洲部經理米歇爾緊急召到莫斯科,幫助他處理一些事務。

運糧船在塔林卸下糧食後,又裝了滿滿一船毛皮和上好的魚子醬返回美國。哈默發現這筆生意竟是如此輕易達成,為何不回美國一趟,跟更多的實業家聯係,與蘇聯進行更多貿易呢。哈默於1921年11月返回美國,在美國外交承認蘇聯12年前,在尼克鬆和勃列日涅夫首次會晤50年前,哈默將布爾什維克的一個“敵人”亨利·福特拉進了對蘇聯貿易中。這次是汽車和拖拉機,而不是糧食。

福特汽車聞名於世,但公司創始人福特卻是個倔老頭子。哈默回到紐約後,請經營福特汽車銷售的康伯格大叔給福特去信,請他接見哈默。福特回信說,他非常高興這樣做。哈默趕往底特律會見福特。這位汽車巨頭說他認為俄國市場有利可圖,但是除非這個國家的政府放棄他們的意識形態,否則他甚至不願出售一個螺絲釘。福特的態度強硬,儀容令人望而生畏,但哈默卻說:“呃,福特先生,如果您想等待換新政權的話,那您將長時間的錯過生意。”福特可不喜歡人反駁他,他冷冷地說:“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哈默抓住話頭把在俄國的所見所聞告訴福特,尤其是他與列寧的交往以及俄國人在災荒麵前的罕見的禁欲主義般的克製。他也著重提到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給予外國人的工商業承租權製度。福特漸漸發生了興趣,留哈默共進午餐,邊吃邊談。吃午飯時,哈默對福特說,俄國人對拖拉機比對汽車更感興趣,福特對此表示不滿,他認為俄國要發展,首先是使用汽車。在接下來的沉默中,哈默感覺到這位富有創造力的主人的頭腦中正在醞釀一些想法。“他們需要多少輛拖拉機?”福特問。

“幾百萬輛,”哈默熱情地說,但他馬上又嚴肅地補充道,“如果他們能償付貨款的話。”

“我們目前還未達到這個生產水平,生產也處於虧損狀況,但我估計未來會達到的,目前我也可以承受這一虧損。”這位曆史上最富有人士中的一員若有所思地說。這使哈默得到了一絲希望,他那靈活的頭腦裏,斟酌著適當的措詞,說:“福特先生,您可能不信:在俄國,他們把您和愛迪生一樣看作了不起的曆史人物。撇開政治製度不談,他們高度評價你們對工業的貢獻,並迫切希望能向您學習。”

哈默離開福特時已經完全取得了老頭子的信任,並很快成了在蘇經銷福特產品的唯一代理。隨後,他又成了美國橡膠公司、愛裏斯·查爾摩斯公司、美國機床廠、思德伍德打字機公司、美國機械公司等28家公司在蘇的獨家代理,並促使成立了美蘇貿易公司,發展美蘇貿易。

1923年春天,已經有了兩年對蘇貿易經驗的哈默看出蘇聯人出於民族自尊和經濟飛速發展的需要,已不滿足於光進口了。他們需要在國內建廠,消化吸化國外技術和產品,獨立生產。哈默把父親請出山,朱利厄斯向福特提出在蘇建廠的建議,1923年5月31日,福特終於在對蘇合作協議上簽字,決定投資辦廠。

1923年春,當哈默在商場上節節勝利之時突然得知列寧病情惡化。哈默是從一位德國腦科專家奧特弗利德·福斯特教授——列寧的主治醫生那裏獲悉的。他對這位醫生談到的一個情況記憶尤深:列寧常說:“我要做的工作那麼多,而時間卻剩得那麼少。”1923年夏末,列寧出人意料地恢複了健康,福斯特教授也回德國度假去了,這足以向大多數俄國人證明,他們領袖的動脈硬化症已經治愈。但在1923年聖誕節期間,列寧右半身突然癱瘓了,失去了語言能力,右手不能動彈,不得不學習用左手寫字。但列寧病中所表現出的極大毅力使哈默和世界各地來的醫學專家欽佩不已。列寧也沒有忘記哈默,他托福斯特傳話說,“告訴年輕的哈默,我並沒有忘記他,我祝他一切順利。若有什麼困難,請他務必告訴我。”年輕的哈默禁不住熱淚盈眶。

1924年1月21日列寧溘然長逝。心力交瘁的福斯特半夜把哈默叫醒,告訴他這一噩耗。哈默後來在書中記述了列寧的葬儀,他寫道:“農民們從50英裏外的鄉村步行而來,向這位偉人表示敬意……沒有哪一位國王、皇帝或教皇曾經受到過如此隆重的吊唁……列寧不需要我的頌揚,曆史會給他偉人之席。我以曾同他交談並同他握手而榮幸終生。”

列寧逝世後,哈默繼續做他的生意。盡管世界石棉生產過剩,有一時期甚至滯銷,但哈默承租的石棉礦從未虧損。他的毛皮收購站曾遍設蘇聯的窮鄉僻壤。他的進出口貿易如此發達,以至他最終得在倫敦和柏林開設分支機構。他在愛沙尼亞買下了一家銀行讓他舅父掌管。他在莫斯科銀行存款甚巨。令他最為驕傲的是,他執有蘇聯銀行的第一號存折。此時的蘇聯法律對他隻有兩點限製:

1、不允許買賣土地、不動產;

2、法律隻允許他每年一次將盧布換成美元,並在核實其資產負債表後,將利潤彙出。

哈默的商業和社會義務隨著其財富和作為一個商業巨頭的威望的升高而發展和增加了。他從“糖王宮”搬出來,租了一座有24個房間的住宅。它是由沙皇時代一位紡織業富商建造的。美國人管哈默的新居叫“褐宅”。這時哈默弟弟維克托也到了莫斯科,和哈默住在一起。維克托自幼喜歡藝術,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就獲取了美國戲劇藝術學院的獎學金,但由於哈默堅持要他到莫斯科助已一臂之力,所以維克托的藝術才華沒能徹底施展。但搬進“褐宅”後,維克托的藝術才華終於有了施展的機會,在他的精心布置下,“褐宅”在當時美蘇未建交時代儼然成為非正式的美國大使館。哈默家裏不斷迎接美國來的客人,客人中有國會議員、政治家或社會名流,像以後的美駐蘇大使艾夫裏爾·哈裏曼等。哈默在前蘇聯的事務辦得很順手,應該說哈默憑著堅韌不拔的意誌和務實精神,不但在經濟方麵小有建樹——當然這樣說是和他以後的生涯相比,而且在政治外交上也有一定影響了。

1924年,哈默應邀與當時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列·波·克拉辛進行了一次談話。克拉辛在戰前曾在德國西門子電器公司任要職,薪金按戰前歐洲標準說也是很高的,但他除留下勉強糊口的生活費外,其餘積蓄都交了黨費。他在黨內很受尊重,是政府中為數不多的經濟學家之一。克拉辛在辦公室裏與哈默寒暄之後,真摯但卻堅定地對哈默解釋說,蘇聯將通過自己一些新成立的國家機構來進行對外貿易,這使它今後不再需要通過外國人作生意了,這 意味著美蘇貿易公司業務可能被接管。當然克拉辛安慰說:“這並不意味著蘇聯當局無視他們在困難時期的幫助及為促進美蘇貿易所起的重大作用,我們希望您在蘇從事並不少賺錢的其他實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