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身處不利時，沉靜內斂地應對可化險為夷；當身處困境時，積聚力量能轉危為安。很多時候，沉靜內斂，積聚力量的應對，不僅僅能脫離危險，減少損失，還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表現了一種價值取向，它不求耀眼的光環，隻求人格的尊嚴；同時，這也是一種人生的至高境界，它不求轟轟烈烈，隻求質樸本真。
《菜根譚》裏說：“做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不可起一趨時之念。”意思是說，做人應當對世俗保持一份超越，但也不能憤世嫉俗，試圖以自己的一己之力去矯正世俗規矩；對社會的時尚風氣要隨和順應，但也不能為了迎合別人的好惡而喪失自我。
這句話所體現的就是《中庸》裏提出的“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為人之道。儒家思想認為，一個道德修養高尚的人應該是為人和順，善於協調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善於維護良好的公共形象，但又不會無條件地屈服於潮流，不會拋棄自己的主張和原則，更不會與醜惡的現象同流合汙，而是能堅持自己的品格和操守，保持人格的獨立。
但是，這樣的態度要麼被看成“好好先生”，是懦弱的表現；要麼被看成不知變通，是迂腐的象征，這都是對中庸之道的誤解。孔子認為，對待朋友，雖然大家互相之間關係很好，無話不談，可是並不意味著事事都要從眾，而是應該保持自己的氣質和品格。
陽貨是魯國權臣季氏的家臣，位高權重、氣焰熏天且圖謀不軌。他希望能得到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孔子的支持，就到孔子家來拜訪。孔子不願與這種人共事，但是無奈又得罪不起他，一聽說此人到訪，就溜出家門躲開了。可是，陽貨送了些禮物給孔子。
按照當時的規矩，“來而不往非禮也”，也就是說，孔子也應該上門回訪陽貨。可是孔子又恐有人說三道四，給政敵留下攻擊自己的口實。於是，孔子就想了一個主意，趁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這樣就既能保全名節，也不會失禮了。
孔子沒有想到，走到路上卻與陽貨撞個正著。
陽貨對孔子說：“來，我有話要跟你說。你把自己的本領藏起來而聽任國家迷亂，這可以叫做仁嗎？”
孔子說：“不可以。”
陽貨說：“喜歡參與政事而又屢次錯過機會，這可以說是智嗎？”
孔子說：“不可以。”
陽貨又說：“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年歲是不等人的。”
孔子說：“好吧，我將要去做官了。”
從孔子的內心來說，他對陽貨這類人是深惡痛絕的，但是現實狀況是，他沒有力量去與他們對抗，所以孔子不與他們發生直接的衝突，維持著表麵上的正常關係。雖然孔子答應了要去做官，但他在陽貨把持朝政的時局下，始終保持著獨善其身的態度。
這個事例就是對“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最好詮釋了。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既然“不流”，又何必一定要“和”呢？
首先，“和為貴”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和重要特征，包含著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為什麼要“和”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情感和欲望，我們所處的生活環境，我們所接觸的各式人物，不可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和要求。應該努力了解別人的情感、欲望，多做換位思考，多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以隨和的態度與人相處。這麼說來，“和”首先是寬容的表現，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和”可謂是減震器、潤滑油，“和”告誡人們，在出現誤會、產生分歧、發生矛盾時，也要尊重別人的個性，照顧到彼此的麵子，盡量化幹戈為玉帛，以維護人際關係的和諧。
其次，和而不流在很多時候也是必不可少的自保之道。
《紅樓夢》中的李紈可謂是“中立不倚”的典型。她死了丈夫，無所依靠，但卻博得全家上上下下一致的讚賞，可以說，李紈在做人方麵可算是成功的楷模。在紅樓眾多的女子中，唯有她在眾人的眼裏幾乎已達到完美的地步：在賈府裏做媳婦，李紈從不與人斤斤計較，爭強好勝，公婆祖母都讚她溫柔賢惠，因此對她也格外尊重與照顧；與妯娌們相處，她不偏不向，也從不多管閑事，因此最得人緣，大家有了怨言苦悶都會向她一訴苦衷，但她從不多言多語；李紈帶著眾小姑子和幾個親戚家的姑娘針線玩耍，讓大家人人自得，和睦相處；對待下人們，李紈既不懦弱又不專橫殘暴，因此下人們都稱她為“大菩薩”。
可見，和而不流是在矛盾衝突尖銳且自己處於不利地位時非常有效的自我保護之道。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不流”主要有三層含義，第一是不盲從他人，堅持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二是淡泊處世，甘於奉獻，不受世俗的誘惑；第三是自強不息、執著進取，將其化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高尚情操，去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中立不倚”也有恰到好處、合乎正道、行事正派、光明正大，站穩立場，不隨風而倒的意思，而並非“舉世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凡事都拿出一副正氣凜然、不偏不倚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