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社會經濟分析
一
盡管社會主義者們會本能地貶低對社會主義的批評的重要性，但是這種批評已仍然對他們的思想產生了意味深長的影響。當然，絕大多數的“計劃論者”依然未受觸動，群眾運動的大批奉承者們總是對已改變了方向的知識界的思潮毫無察覺。同時,聲稱已計劃化的俄國體製的存在，使得許多對它的發展過程一無所知的人，猜想其主要問題已經解決了。事實上，我們將會看到，俄國的經驗提供了大量的已令人懷疑的證據。社會主義思想的領袖人物不僅越來越認識到中心問題的性質，而且日益承認反對社會主義典型（它過去常常被認為是最可行的）的勢力。現在已很少存入否認，在一個禁止消費者選擇自由和職業選擇自由的社會中，所有經濟活動的中心方向都會表現為一種在現代社會的複雜情況下根本無法合理地解決的任務。雖然我們將要看到，即使那些發現了問題的人們仍未完全放棄“計劃論”的主張，但他們為這種立場所做的辯護卻或多或少地具有了強駑之末的性質，他們此時所做的一切都是試圖去證明：某種“原則上的”解決辦法總是可以想像出來的。然而卻很少有人或甚至根本沒有人主張這種解決辦法實際上可以施行。後麵我們有機會討論這些問題。但是絕大多數最近的方案都試圖通過建立一種多少在本質上有別於傳統類型的可選擇的社會主義製度來解決困難，以抵擋人們最初對傳統類型的批評，同時它被期望能兔於日後的反對。
我們將參考有關的英語文獻，並試圖評價近年來為克服人們已認識到的困難所提出的建議。不過，在開始進行討論之前，先稍稍談談與議題有關的俄國的試驗或許不無益處。
二
當然，在此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對俄國試驗的具體結果進行檢驗，但是卻有必要提及一些在這方麵所進行的細致的專門性調查，尤其是布魯思卡斯的研究成果。此刻，我們僅僅關心更一般的問題，即對具體經驗作這種檢驗之後得出的結果，如何與進一步的理論方麵的討論相適應？或者，先前推理的結果在多大程度上被經驗的證據所證實或者所否定？
或許我們應該提醒讀者，這裏所關注的並非是能，否“作計劃”，這個問題在有關一般性的考慮當中已經提出來過。我們所討論的是計劃成功的可能性，以及是否能夠實現計劃所規定的目標。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明確據以判斷成功與否的檢驗方式，或者對應該料到的無法證明其自身的形式保持清醒。我們並無理由預料（在計劃經濟下）生產會停止，或者中央當局會在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資源過程中發現困難，或者甚至料想其產出量會永遠比計劃開始以前的水平低。我們應該預期的是：在可利用資源的使用由中央權威加以決定的地方的產出量，將會低於市場價格機製啟動運行而其他環境相似的地方。這恐怕得歸因於以損失其它生產線為代價的某些生產線的過度發展，和某些在一定的環境下並不適當的方法的運用，我們應可望發現，花了一定的代價過分發展某些行業，卻沒有因其在增加產出量方麵的重要性而被證明是合理的。我們也可望能看出，工程師們對於應用其它地方最新成果雄心勃勃，卻不考慮在某種情況下這是否經濟。在許多情形下，最新生產方法的運用——若無中央計劃它們就不可能被運用。——將會成為資源亂用的症兆而決非成功的證明。
因此，從技術觀點看俄國在工業設備某些方麵的重大成就，常常會給偶爾到達那裏的觀察者以強烈印象，人們通常也以此作為計劃經濟成功的證據。但是，它卻對於回答我們所關心的一切問題都沒有什麼意義。我們是否能夠證明新的工廠是工業結構中為增加產量而建立的有用的環節，不僅要取決於技術上的考慮，而且甚至更依賴於一般的經濟條件。如果拖拉機所替代的勞動力，比製造拖拉機所耗費的原料、勞動力再加上利息還要便宜的話，那麼，最好的拖拉機工廠也許算不上是資產，對這種工廠的投資也是純粹的損失。
但是，隻要我們不使自己陷入對俄國所擁有的龐大生產設施的錯誤迷戀（那些設施可能會給缺乏批判力的觀察者以強烈感染），那麼，隻有兩個合理的方法可以檢驗成功與否。第一，這種體製實際提供給消費者多少產品以及中央權威所作決定是否合乎理性。毫無疑問，這種檢驗目前無論如何將會導致否定的結論，起碼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是如此，而不見得適用於有特權的小集團。實際上，所有的觀察家們似乎都認為，即使與大戰前相比，大多數俄國人民的處境已經惡化了。這種比較的結果顯得十分令人讚同。可以承認，沙皇俄國並沒有給資本主義工業提供令人滿意的條件；如果在更現代的社會製度下，它本來可以獲得巨大的發展。我們必須要考慮的是，俄國過去十五年內的磨難——“巨大的饑餓”（它被設想成是為了以後的進步）．現在應該結出果實來了。如果我們假定對消費施以同樣的限製，這實際上已通過征稅做到了，這些收益出於投資的緣故提供給競爭性的工業企業，那麼，我們的比較將會有一個更為恰當的基礎。簡直無法否認，除了某些目前不可企及的事之外，這種做法會使一般生活水平迅速地大大提高。
於是現在隻剩下對計劃權威的行動原則進行檢驗這一任務了。盡管不可能追溯往事（甚至簡短地），但我們所知的（尤其是來自於上麵提到布魯思卡斯教授研究成果的認識）已發生變化的體製實驗的進程，完全使我們有權利說，建立在一般推理基礎之上的預見已完全得到證實。“戰時共產主義”同樣由於在缺乏貨幣的經濟中不可能進行合理的計算這一原因而失敗。這一點米塞斯教授和布魯思卡斯教授已經預見過。伴隨著政策的屢次倒退，發展的過程隻是表明，俄國的統治者不得不從經驗中了解在係統分析問題當中已被揭示出來的所有障礙。但是，這並沒有引起新的重要問題，更不必說提出解決辦法了。對於所產生的幾乎一切困難，官方的責難仍然加在不幸的個人頭上，這些人因為妨礙計劃的執行（沒有遵守中央權威的命令或在執行過程中過於刻板）而受到迫害。雖然這意味著計劃權威隻不過承認使人民忠實地遵循計劃有明顯的困難，但是毫無疑問，更為嚴重的令人沮喪之處還得歸因於任何中央計劃的內在困難。事實上，從類似於布魯思卡斯教授提供的資料可知，目前的趨勢遠非朝著提高計劃合理程度的方向，而是放棄了過去曾使用過的相對科學的方法來快刀斬亂麻。取而代之的是對專門問題更加武斷和孤立的決定，就像它們是每天偶然地確定的。就我們所關心的政治哲學而言，俄國的經曆也許非常富有啟發性。但對於學習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學生來說，這除了提供一些已知結論的圖解之外並沒有更多的東西。這也無助於我們去回答理智上的問題——由重建理性社會的願望所引起的問題。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將不得不對不同的設想的體製進行係統的考察，隻是從理論建議的角度看，這些製度都很有必要存在。
三
我們在第七章已經指出，英語文獻中對這些問題的討論相對晚些，但是其水平相對較高，盡管還不能說這些最初的努力都真正涉及到重要之處。F.M.泰勒和W.C.羅珀（這兩個美國人）最先發起這種討論。他們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英國的H·D·迪金森的分析——直接表明，在假定對所有的相關資料完全知曉的條件下，生產的不同產品的價值和數量可以用某種手段來確定，通過這種手段，理論經濟學解釋了完全競爭體係中價格的形成和生產的方向。現在，必須承認，如果僅從邏輯上是否矛盾的角度看，這並非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通過價格決定方式在邏輯上是否可行，來爭論這是否是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並沒什麼效力，這隻是表明問題的真正性質還沒有被領悟。而必須去做的工作是，嚐試著設想，把這種方法應用於實踐將意味著什麼，以便檢驗出它的不可實踐性和不可能性。很顯然，這種解決方法必然建立在一係列方程（正如巴龍的文章所提出的）的基礎上。然而，這裏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這種方程體係的正式結構，而在於求得數量解答所需信息的數量和性質，在於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數量解答所涉及的任務的規模。當然，信息詳細到何種程度，計算達到怎樣的精確程度以使解答完美無缺，都不是關鍵，問題在於，這種方法的結果與競爭體製的結果相比，至少相差多遠。讓我們進一步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如果中央指導真正地代替工業企業管理者個人的作用，而不是簡單地對後者在某些方麵的決策權限作出極為荒謬的限製，那麼，隻進行一般性的指導就不夠了，而必須細致指導，幾乎說明每分鍾應做些什麼，並且要對一切事情確實負責。如果無法同時確定已在使用的設備和工具是應該繼續使用還是處理掉，以及用何種方式來使用和處理它們，那麼，就不可能合理性地確定把多少原料或新設備，分配到哪個企業以及在什麼價格（計算意義上說的）水平下，這樣做有道理。問題在於，像技術細節、某種（而不是其它的）原材料的貯存，或某種小規模的經濟活動等等，都能逐漸地決定企業的成敗，所以在任何一個不準備不可救藥地浪費的中央計劃裏，都必須要考慮到這類因素。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將各種機器、工具、建築物區別對待（它們的用途由各自的磨損、布局等狀況而定），而不是將它們當成物質相似的同一類物體。這個要求同樣適用於每一批產於不同地區、彼此有所不同的產品。這意味著，如果要在這方麵達到競爭體製所保證的經濟合理程度，中央計劃權威的計算就不得不把現存的生產工具產品的“主體”作為各類產品（有許多不同的單位）的組合。就日常的商品而言，比如供短期消費或生產的半成品或最終產品，很顯然，它們的不同類型將會比按技術特征加以歸類後我們所能想像的數量高出數倍。兩種技術上具有一致性的產品，由於產地不同、包裝不同，出廠時間不同，對於大多數有特定目的之情形來說，就不能將它們等同起來。甚至在最低程度地保證有效使用的情形下也是如此。
由於在中央指導型經濟中，每個具體計劃的管理者彼剝奪了按其意願用一種商品來代替另一種商品的權力，因此大量的不同單位的情況必然會分別進入計劃權威的計算過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顯然數字統計的任務就會遠遠超過迄今為止所曾做過的這類工作。但是，這還不是全部任務。中央計劃權威所需的信息還應包括對每種產品的有關技術性質的全麵描繪。這種描繪包括將產品運到其使用效益更大的另一地的費用，以及實際修理或改裝的成本，等等。
但是，這又會引出一個甚至更為重要的問題。在解釋競爭體製的均衡時，理論上的抽象通常包含了假定某一類特定的技術知識是“給定”的。這當然並非意味著一切最佳的技術知識會在某一個人的頭腦中凝聚著，而是指總會有具有各種知識的人，他們要參與某一特定的職業的競爭，總的來說，那些能夠適當地使用這些技術知識的人將會在競爭中取得成功。而在中央計劃社會中，隻有一切知識都能應用到中央權威的計算之中，才有可能從已知的技術方法當中作出最恰當的選擇。這就是說，在實踐中，這些知識必須要凝聚在一個或至多是很少幾個實際製定求解方程者的頭腦中。簡直無須強調，甚至就那些能被嚴格地稱作時刻都“存在”的知識而言，這種想法也是荒謬的。但是，大量的應用著的知識並沒有什麼以現成的形式出現的“存在狀態”。這些知識大多數存在於思考之中，它們使得單個的管理者一旦麵對環境中的新情況就能迅速發現新的解決方法。假定這些問題實際上能夠用數學方法求得答案，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再假定，集中於中央權威手中的知識將包括發現任何技術細節改進的能力。
在能夠實際製定出合適的生產方法以及計算出生產量之前，還必須掌握第三類資料，即關於不同品種和數量的消費品的重要性的資料。在一個消費者能夠隨其所好自由地花費收入的社會中，這些資料必定采取所有消費品各種數量的完整清單的形式，這些消費品可以在各種可得到的消費品價格的可能組合條件下購買。這些數據必然會具有基於過去的經驗對未來時期進行估計的性質。但是，過去的經驗並不能提供所需的全部知識，況且由於消費者的口味時時發生變化，因而各種商品數量的排列也將會處於不斷的變化當中。
恐怕明確無疑的事實是：隻是資料的收集這一任務就已超越了人類的能力。不過，假如這個中央控製的社會的運行和競爭的社會效率相同，並且象它一樣把捜集資料的任務分散化，那麼這些資料就會呈現出來，讓我們暫時假定統計技術上的困難——大多數計劃者輕蔑地提到它——實際上可以克服，但是這也不過隻是解決主要問題的第一步，一旦搜集到了資料，還需做出與這些資料有關的具體決策。於是，進行這種必要的數學運算工作量的大小將取決於被確定的未知量的數目。未知量的數目又將和應被生產的產品的數目相等。我們已經懂得，必須將所有最終生產者在不同時間所完成的產品看做是不同的商品，生產者開始生產或繼續生產都有既定的時間。到此，我們還說不出這些產品的數目，但是假定在一個相當發達的社會裏，產品數量起碼要成千上萬，這樣說並不過分誇張。這就是說，在每一個連續的時點上，每一個決策都將要根據若幹差不多的聯立微分方程的解來做出，這個任務，用我們目前（1935年）已知的手段，是終身都完成不了的。此外，這些決策不但要連續地製定出來，而且它還要迅速地送到執行這些決策的人手裏。
或許會有人說，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的精確程度，因為我們所討論的經濟體係本身也根本達不到這麼精確。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我們顯然永遠也無法到達由這樣的方程係統的求解所描繪的均衡狀態，但這並非問題的症結所在。除非沒有任何外在的變化，否則我們就不應該指望均衡能夠實現。所討論的有關經濟體係的本質問題在於，如果這種計算是可以做到的，它也確實隻不過是在某種程度上重視所有那些小的變化和差異，而這些變化和差異在我們所討論的經濟體係中被有意地忽略不計了。因此我們不可能對所有問題的細節做出理性決策；但這些細微的事件累積起來決定著為生產所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成功。
任何一個了解這項任務（解方程）工作量之大的人，都恐怕不會鄭重其事地提出一個以綜合方程體係為基礎的計劃體係。實際上那些提出這種分析方法的人在自己的頭腦中有這樣的信念，即從一個已知的狀態出發（這種狀狽假定為已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人們可以通過試驗和改正錯誤的方法逐漸適應日常所發生的較小變化。但是，這種建議由於兩個基本錯誤而站不住腳。第一，正如我們已經多次指出的，我們不允許假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所引起的相對價值的變化不太重要，因而就不能用先前存在的資本主義價格體係作為一種起點，以企圖避免價格體係的全麵重新安排。不過，即使我們忽略這個非常重要的異議，也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去設想方程求解的任務能通過這種方式實現。為了明確這不是一種通過競爭能近似地得到解答的方法，我們隻要想想在即使隻有很少商品的情況下確定價格的難處就夠了。如果進一步仔細考慮一下，在這個體係中，不僅要對少數產品，而且要對全部產品，不管是成品還是半成品都要確定價格，那麼價格的確定就會象資本主義社會中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的價格的變動那樣頻繁和多樣。幾乎每種個別價格的變化將會引起所需的成百上千種價格的變動，但其他價格的變動大多並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受需求彈性的大小、替代的可能性以及生產方法變更的影響。設想當人們注意到上述所有價格的調整的必要性時，這些調整全都由中央權威連續不斷的命令來完成，然後再設想每個價格都已確定，並且可以變化，直到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均衡，那麼這些設想都肯定是荒謬的想法。雖然不十分現實，但是至少可以想象，在全麵了解情況的基礎上，我們有可能確定這些價格。但是，在對於經濟體係細節部分的觀察之基礎上進行權威的價格確定，則是在任何環境下部無法理性地完成的任務。任何試圖沿著這個方向的企圖都會要麼陷入前麵討論過的數學求解方程式的危險之中，要麼隻能完全放棄這種幻想。
四
考慮到上述這些困難，我們就不會奇怪，實際上所有真正想為中央計劃體製所存在的問題尋找解決辦法的人，都會對在一個消費者的每個一時興致都可能會完全打亂精心製定的計劃的世界裏找到這種解決方法不抱希望。現在，人們或多或少地承認消費者的選擇自由（可能還有職業選擇的自由）和中央計劃具有無法相容的目標。這種現象使人們認為，消費者口味的無法預言性是計劃取得成功的唯一或主要的障礙，但是，莫裏斯·道布近來卻據此得出了邏輯結論，他斷言：如果這種犧牲能夠使社會主義行得通的話，就值得使用不顧及消費者自由的價格。毫無疑問這是個非常有膽識的舉動。在過去，社會主義者都一致反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好像是生活在兵營中的，其細節受到管轄的說法。道布博士卻認為這些看法已經過時。我們在此並不關心，如果道布公開聲稱這些觀點，是否會在社會主義者團體中找到許多的追隨者。我們所關心的是它是否提供了解決我們的問題的方法。
道布博士公開承認他已放棄了目前為迪金森和其他人所堅持的觀點，即在某種價格體係下，最終產品的價格和原料動力的價格由某市場決定，而所有其它產品的價格則通過某些計算與上述價格分開來確定，這樣就會解決問題。但是看來他似乎蒙上了虛妄的幻想色彩。他幻想，價格存在的必要性僅僅歸因於應當尊重消費者的各種偏好這一成見，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理論的範疇，具體他說就是所有的價值問題，將會失去意義。“如果通行的報酬是平等的，由於貨幣成本將會沒有意義，市場定價將根據這一事實失去其據說應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