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經濟文史
長沙集市的雛形
社會經濟特別是農業的發展，促使了古代湖南社會發生了新的變化。作為湖南地區政治經濟中心的潭州更顯示出新的麵貌。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沙的商業經濟已有一定基礎，到唐代，長沙則成為我國南方農副產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換中心，沿江一帶形成了一些集市，城內貨肆行鋪林立，初步形成了一座商業城市。768年（唐大曆三年)，流寓長沙的大詩人杜甫寫下了“茅齋定王城廓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幾”的詩句。說明唐代長沙城已有較為發達的集市，這是有關長沙集市的最可貴記載。
作為商業彙聚區集市的出現，是長沙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明顯標誌。而封建城市經濟的發展必須依托於兩大前提：一是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二是交通的改善。隋唐五代時期，湖南地區人口增加，農業發展，已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供應基地。茶葉生產和技術有了新的發展，貿易頻繁。手工業，以長沙窯為代表的釉下彩瓷器風靡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絲織業、礦冶業均有不同程度的進步。這就為商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物質的保證。
在交通方麵，當時長沙對外的商道和交通線主要有4條：（l）沿湘江入洞庭，順長江而下達揚州、寧波等地。兩漢以來，中國逐漸開辟了海外交通線，揚州、寧波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主要口岸，長沙窯瓷器的外銷多依此通道。（2）通中原的商道，即所謂“零桂之漕”的路線：湘江、洞庭、長江、漢水、荊襄、中原。唐代長沙是湖南酒糧發運的集中地，其他貨物的外運量也很大，長沙港口已有職業性的“漕傭”和“腳役”。運河開通以前，中原地區與湖南、嶺南的聯係，多賴此道。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南來北往則主要走運河到揚州，這條商道地位有所降低。但安史之亂後，運河沿線受阻，“零桂之漕”又活躍起來，到五代時成為馬楚與中原進行茶葉貿易的主要通道。（3）西通巴、蜀之路，多由長江而上，也可通過澧水和沅水的支流酉水，與巴蜀溝通。（4）通嶺南之路。中原通嶺南曆來有二道：一是通過漢水，從江西的江州、贛州，過大庚嶺至廣州；二是經洞庭湖，從巴陵、潭州，通過靈渠、漓水到達兩廣。唐前期多走江西一線，後期由於戰亂以及嶺南形勢變化，如南詔騷擾、西南蠻起義，戰爭頻繁，需要大量運輸軍隊和糧食。因此，唐王朝多次派人浚修年久淤塞的靈渠。869年（鹹通九年），桂州刺史孟威主持修靈渠，“以石為鏵堤，雖四十裏，植木為鬥門至十八重”，於是“渠遂洶湧，雖百斛大舸，一夫可涉”。唐代長沙驛運在漢代的基礎也有擴展，從杜甫“杜陵老翁秋纜船，扶病相識長沙驛”、“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等詩中可得到映證。交通的開通，促進了湖南和長沙商業的發展。當時的長沙已參與全國漕運大循環之中，商品物質源源不斷外運。史載：“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唐中葉著名理財家劉晏擔任鹽鐵轉運使時，南至揚州，寫信給宰相元載說：“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業也。”亦可作為楚地交通發達商貿繁榮的例證。
唐代長沙交通發達還可從當時造船業的興盛得到映證。唐代長沙的造船業無論在生產規模上，還是造船技術上，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了很大的發展，並聞名於全國。649年（貞觀二十三年）發生“三州獠反”事件，朝廷遣茂州都督張士貴等人，發隴右峽中兵2萬人鎮壓。但“蜀人苦造船之役”，便提議“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並規定潭州凡造船一艘，抵庸絹2236匹。後顧及潭州“民不能堪”，朝廷便敕令“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正是在上述基礎上，湖南的商業經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唐前期，湖南地方官吏采取抑商政策，元和以前“舊法”規定“雖年豐，貿易不許出境”。由於唐政府多次詔令各地開放市場，“有無須通，所在州縣，不得閉糴”，元和末，崔寧任湖南觀察使時，取消舊法，“在圃於民”，使商賈流通，促使了湖南商貿的發展，湘江一線湧現了一些地方性商業城市，如潭州、零陵、衡州等。衡州的團茶，“由瀟湘達於五嶺，雖遠至交趾之人，亦常食之”；連地處偏僻的永州也出現了“浪裏爭迎三蜀貨，日中喧泊九江船”的繁榮景象。長沙的瓷器更是遠銷世界各地。湖南地區閉塞的狀態被打破了，長沙、嶽陽等地成為“湘嶺要衝”、“百越、巴蜀、荊襄之會”。長沙窯瓷器上有關商業、商人的題詩，也能反映出當時長沙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如“人歸千裏去，心畫一盔中，莫虛前途遠，開坑（航）逐便風”，就反映出商人開拓市場、千裏奔走、一往無前的積極心態。另一首詩“小水通大河，山深鳥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過”，則反映商人們四處販運、尋找市場的頑強精神。
長沙集市的出現，是當時商業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隻要有商品的生產和交換，就必然有市場的存在。長沙集市是隨著商品的生產和交換逐漸繁盛而發展起來的，同時又促進了長沙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杜甫《發潭州》詩有“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之句；杜牧《送薛仲遊湖南》詩讚美“賈傅鬆醪酒，秋宋美更香”。不少商人“出門結夥伴”，組成商隊，“經營遍天下”。元稹《估客樂》詩有“求珠駕蒼海，采玉上荊衡”的描述，長沙正是荊衡商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總之，集市的形成，是長沙城市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裏程牌。
市坊製度的演變
先秦以來，我國古代城市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嚴密封閉的街區模式。居民區——坊，商業區——市，被嚴格分開，用圍牆各自封閉起來，白天開放，黃昏關閉，形成我國城市傳統的市坊製度。
坊是隨著城市的興起而興起的，哪裏有城市，哪裏便會有居民區的存在。因為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永久性的人類聚居區。而市也是伴隨著人類對商品經濟的需求而產生的。市，古已有之，先秦時代就把商品交易地稱作“市”。《易·係辭》中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記載。作為城市布局中的商品交易場所的市，在《考工記·匠人》中已見端倪：“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前朝後市。”北麵是宮殿與官署建築群，南麵是商業區----市的所在。這大概是我國古代城市市坊製度的雛形和最早記載。但先秦時代的市，大多是原始市場，故有“市朝則滿，夕則虛”的說法。
漢代城市商業較先秦發達，市的數量和規模擴大。漢代都城長安有九市，其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裏為一市。”到了唐代，市坊製度已發展得十分成熟。詩人白居易曾用詩生動地描述了長安城的概貌：“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宋人宋敏求《長安誌》對東、西二市有這樣的記載：“東市，隋曰都會市，南北居二坊之地，東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麵各開一門，各廣百步……街內貨財二百二十行。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盡兩坊之地。”有文章指出，長沙隋唐建城將“新治”包人城內，城區麵積增加3倍左右，共設6門，坊市製已與長安無異。此說大概源自《水經注》所渭“臨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時包入城中”的說法：長沙城區的擴大也可從《舊唐書·地理誌》中得到證實，安史之亂之後，北方戰亂不斷，大量人口南遷，經濟重心逐漸南移，“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荊南井邑”自應包括潭州，“井”即市，“邑”即坊。《水經注》把“故城”和“新治”的位置記述得很清楚，“故城”的城牆應在今樊西巷偏南一點。根據近年考古挖掘，今五一路及附近發現集中的晉代水井，並出土有汲水用的陶瓷器多件，說明這裏曾是“市井”所在，有明顯的市坊相分離的痕跡。至於“新治”，是由“故城”沿湘江向北延伸至今潮宗街一帶而成。據前人記載，隋唐時已在“新治”築了泥土夯成的城牆，當在今湘春路一帶。杜甫詩“茅齋定王城廓門，藥物楚老漁商市”更把“城”和“市”分得清清楚楚。
對市、坊實行嚴格分開的製度，一是出於防禦的目的。作為居民區的坊，又作防。《說文解字》“防，或從土。”段注：“防之俗作坊。”由此可見，將居民區用圍牆圈起來就是出於防禦目的，另外從實行的坊裏鄰保製、按時啟閉坊門製、宵禁製等，也明顯流露防禦性質。二是市場管理的需要，正是由於店鋪的集中才產生了最初的“行”。
但是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商品交換需求的擴大，限時交易的封閉型市坊製度已不能適應城市的發展。從唐中期開始，市坊製度已發生鬆弛、裂變。當時，商業不再限製在專門的商業區，許多坊中出現了市場、店鋪、作坊。如長安，出現了“晝夜喧呼，燈火不絕”的“要鬧坊曲”，對宵禁、坊牆發起挑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這種以行頭為首的行業組織，逐步打破了“市區”的限製，發生了各種橫向經濟聯係。行會的產生是當時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對嚴密封閉的市坊製度是一次大的衝擊。盡管唐王朝一再命令“勒坊內開門，向街門戶，悉令閉塞”，但中唐以後私自拆毀坊牆、臨街開門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都預示著市坊製度崩潰的時代即將來臨。
到了宋代，封閉性的市坊製度正式宣告崩潰。北宋都城汴京（今開封），商業區“市”與居民區“坊”已沒有嚴明界限，到北宋中期，開封城的街路變遷，已完成了從坊內店肆——臨街店肆侵街店肆———夾街店肆的演變過程。南宋臨安（今杭州）城的東、西、北三處，各數十裏，“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百經行不盡”，是居民區和商業區錯雜的地方。與此同時，夜禁地被完全取消，宵禁的古老傳統已成為曆史。
有關長沙城市的市坊製度的詳細情況，文獻雖缺少記載，但長沙自秦漢以來就已形成為一個工商業較為發達的城市，其城市布局理應與時代的節拍相合，因此有理由認為，長沙城市的發展必應經曆了市坊製度這一發展階段。到了唐朝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五代馬楚定都長沙，都市化進程加快，市坊製度逐漸被打破。至宋代，則完全崩潰，長沙成為當時發達的工商業城市。我們從宋元時期長沙城區街名稱中尚留有“安業坊”、“永豐坊”、“升平坊”，又從明崇幀《長沙府誌》卷6對長沙城20多條街道和織機巷、金線巷等專門的手工業區，以及灣市等市場的記載，似乎也可尋覓到古代長沙城市坊製度的發展線索，坊街演變的發展過程和唐代長沙集市的繁華風貌。
唐五代時期的“茶馬互市”
湖南是我國古代種茶最早的地區之一。南朝時，“武陵七縣通出茶”，但唐以前，湖南地區的茶葉產量甚少，主要作為藥用。到了唐代，湖南種茶開始興盛。陸羽《茶經》載：“茶陵者，所謂陵穀生茶茗焉。”可見茶陵的得名與種茶有關。中唐以後，由於荊州一帶人口大量南流，又受到長江下遊一帶種茶的影響，湖南茶葉生產有較大的發展，長沙一帶也盛產茶葉，裴休任湖南觀察使時在長沙立《稅茶十二法》就說明當地茶葉生產和貿易發展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湖南茶的用途已從藥用轉向飲用，民間“到處煮飲”，“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換錢取飲”，以致“風俗貴茶”，這是刺激茶葉生產的重要因素。隨著茶葉產量的提高，適應社會的需要，湖南在當時已出現不少名條，“湖南有‘衡山’，嶽州有‘邕湖之含膏”，唐末詩僧齊己曾寫《邕湖茶》詩讚美邕湖茶的高貴、清香，詩雲：
“邕湖為上貢，何以惠尋常？還是詩心苦，堪消蠟麵香。碾聲通一室，烹色帶殘陽。若有新春者，西來信勿忘。”
唐代湖南茶葉生產這一發展趨勢，到五代時達到鼎盛。茶葉成為南北貿易的重要商品，形成了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經濟區。馬殷在占據湖南後，采取了聽民摘山、“聽民售茶北客”的寬鬆政策，大力鼓勵農民種茶，讓農民自采自製，賣給北方客商，官府坐收茶稅。馬殷每年向後梁王朝貢茶25萬斤，此外還有大量的茶葉貿易，這說明當時的茶葉產量相當大。
茶葉生產的發展，促進了當時茶葉貿易的發達。唐代已出現“茶馬互市”這種貿易方式，即用茶葉去換回北方的戰馬，以及紡織品等。《稅茶十二法》就鼓勵茶農種茶，茶商販運，政府實行用茶葉與西北少數民族交易換馬的辦法。五代馬楚時，則在全國許多地方設立了商業貨棧——回圖務，承擔起“茶馬互市”的中轉作用。史載：馬殷采納大臣高鬱的建議，在京城（開封）至襄、唐、郢、複等州設置“邸務售茶，利幾十倍”。《十國春秋·楚世家》也記載：908年（梁開平二年），馬殷奏請梁朝在汴、荊、襄、唐、郢、複州，設置“回圖務”，目的在於“運茶河之南北，以易繒紆、戰馬”。由此可見，“邸務”即“回圖務”，它既是茶葉北銷的轉運站，又是茶葉的直接銷售點。茶、繒紆（紡織品之類）交易對象主要是中原地區，茶、馬交易主要對象是北方少數民族。交易方式是易貨、貿易並舉，而以後者為主，即賣出茶葉後，再就地買回繒紆、戰馬。馬楚在茶馬交易上獲利甚豐，“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可見製茶業、販茶業的發達是馬楚經濟的重要特點。
茶馬互市，以茶易馬的貿易，推動了湖南特別是潭州、衡州等商業城市的商品流通和商業的發展，使長沙茶得以從“絲綢之路”輸往世界各地。此外，長沙、衡州一帶的茶葉還通過靈渠運往嶺南，直至越南等東南亞地區，即“雖遠至交趾之人，亦常食之”。
潭州的陶瓷發展曆程
陶瓷業是湖南傳統的手工業，經過千餘年的發展，到隋唐五代，已成為當時最為發達的行業。唐代是我國陶瓷史上興旺的時期，湖南長沙窯以其釉下彩瓷器的發明著稱於世，代表著當時全國瓷器生產的最高水平，產品暢銷國內外，潭州因此而成為著名的陶瓷之路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