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兩粵傳》記載：秦末漢初，趙佗自立為南粵王，割據桂林、南海、象郡，與長沙接境。到西漢時，有司請求禁止與粵的關市鐵器，於是發生了趙佗“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的戰爭。這說明自秦以來，長沙郡（國）就與兩粵間存在著密切的貿易往來，有專門的“關市”和鐵器貿易。可以說，秦朝交通的拓展，促進了湖南包括長沙地區與南方的往來，有利於商貿和經濟發展。此後曆代王朝都對靈渠這條交通要道倍加重視，多次疏浚改造，直到明代，運河上還有36個鬥門，成為南北商品運輸的重要通道。
秦代長沙地區的社會經濟，因資料缺乏，難考其詳。但從西漢長沙地區經濟的繁榮，我們可以肯定，秦代幾十年中，長沙地區的經濟已較楚國時期有了較大的提高，表現在：大一統為人口增殖和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雖然僅在長沙左家塘l號秦墓中發現過3件鐵口鋤，但從戰國、漢代的情況看來，秦代長沙地區使用鐵器應較為普遍；由於貨幣、稅率的統一，長沙地區貨幣的使用與流通也不成問題。長沙地區附近的汩羅縣曾出土秦代“半兩”銅錢，可作為佐證。
西漢時期長沙的手工業
公元前202年，劉邦在經曆多年的征戰拚爭後，終於建立了漢王朝。為恢複和發展生產，漢初統治者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以黃老之道作為統治思想，因而促進了漢代經濟的全麵繁榮，使我國封建社會迎來了第一個繁盛時期。
西漢時的湖南地區直屬中央，設有一國三郡，一國即長沙國。長沙國，由秦長沙郡所改，以臨湘（今長沙市）為都。臨湘縣所轄範圍包括今長沙市以及長沙、望城、瀏陽、寧鄉、醴陵等縣市，大致相當於現長沙市所轄（除醴陵今屬株洲市外)。長沙國所轄則包括今長沙、嶽陽、衡陽、邵陽、湘潭、株洲、婁底8地市。漢初封吳芮為長沙王。吳氏長沙國，曆5代5傳，共46年。此後又有劉氏長沙國，共曆7代8傳，共164年，直至王莽篡漢。在這200多年裏，長沙國在控製和穩定湖南方麵起了重要作用，使湘江中“下遊特別是長沙地區成為整個湖南的政治中心。
關於漢代湖南特別是長沙地區的經濟狀況，史籍記載不詳。而根據司馬遷《史記》有關長沙地區的零散記載，當時的長沙地區經濟還較為落後，但依靠豐富的自然資源，人民的勤勞，居民的生活還算可以。《貨殖列傳》這樣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幹金之家。”“楚越之地”當然包括長沙地區在內。
但考古發現，尤其是舉世矚目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現，較為集中而全麵地反映了漢代湖南長沙地區的經濟、文化麵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手工業品雖不能說全是長沙地區所產，但從其工藝風格與當時中原等地區迥異這一點來看，也不能否定有相當多是當地產品。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大量品類齊全、巧奪天工的絲織品，代表著西漢前期長沙地區的紡織工藝水平。重僅49克的素紗撣衣，其工藝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素紗是經緯加拈，密度稀疏呈方孔平紋組織。其經緯拈度，每米為2500—3000回，已接近目前電拈絲每米3500回之數；其經緯絲纖度為10.2一11.3旦尼爾，和近代繅出的最精細的纖度相當。另一件出土的絨圈錦，經紡織部門測定，底經是由10粒繭子組成的16.9旦尼爾的一根生絲，地緯是由17粒繭子組成的30.8旦尼爾的一根生絲，這說明當時能根據蠶絲纖維的粗細來搭配蠶繭的個數，繅出絲織物品種所需要的生絲纖度。完全有理由認為，當時的勞動人民已掌握了完備的繅絲技術，是長沙地區繅絲技術高度發展的結果
馬王堆漢墓還出土了質地和織造結構各不相同的多品種絲織物，如絹、綃、縑、綺、錦、紗、羅、絛等。其結構主要有平紋、斜紋和羅紋3種。如綺，是一種素色平紋提花織物，並往往織成菱形圖案，稱為菱紋綺；錦是一種經線提花的重經雙麵織物，在出土的絲織物中，織造工藝最為複雜的是絨圈織錦，它是3根經線提花並起絨圈的經四重組織，其經密度每厘米44—56根，包括4組經絲、印地紋經I、地紋經和底經，以及較粗的絨圈經，共176—224根，總經根數達8800——11200根。這說明，當時已使用雙經軸機構和“假織緯”的方法，使幾何紋的絨圈具有豐滿華麗的立體效果。在墓內的隨葬物中，絨圈綿被用作絲綿袍的領、袖緣、衣帶、香囊和鏡衣底巾以及幾巾等，紡織品研究專家認為，這是後世漳絨和天鵝絨的前身。絛是一種絲織花帶，出土的“千金絛”十分精美，帶寬0.9厘米，縱麵分隔成3行，中間白地織絳紅色與白色相間的“千金”2字，色彩對比強烈，構思新穎。另外，出土的苧麻布也反映了當時長沙地區的麻紡織技術水平。據測定，這種麻布經紗支數為135——151公支，緯紗支數161—209公支，“似乎達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就是後世要織出這種高支度的麻紗，也一定要具有高超的紡紗技藝，“才能達到這種高質量和高水平的效果。從出土的精美絲麻織物看，研究者們認為，當時已經有了提花束的裝置一鑷，最低限度也有了平放式的和斜臥式的織機。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刺繡、印花也不少，反映出當時長沙地區刺繡和印染工藝的發達。刺繡品主要有茱萸紋繡、“信期繡”、“長壽繡”、“乘雲繡”和方棋紋繡等。針法一般采用鎖繡法，又分開口與閉口兩種。針法細膩流暢，粗細線條結合，明紋暗紋結合，花紋瑰麗奇待。“這種精湛的刺繡工藝應視為當今湘繡的淵源”。印花織物更是光彩奪目，豐富多采。其色譜有朱紅、深紅、茜紅、深棕、淺棕、深黃、淺黃、天青、藏青、藍黑、淺藍、紫綠、黑、銀灰、粉白、棕灰、黑灰等20餘種。主要礦物染料為朱砂、絹雲母等，植物染料主要是茜草和靛藍等。這說明當時已掌握使用各種染料並配以各種顏色的方法。在印花技術上，已應用套版印花，所出土的金銀色印花紗是我國第一次發現的3套版印花紗。特別是1號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紗，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古代印花絲織實物，它是印花和彩繪相結合的高級印花紗，代表著當時高超的印花技術。
西漢長沙地區的漆器業在楚國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漢代是我國古代漆器業的鼎盛時期，漆器在當時已成為主要的生活器具，直到瓷器大量出現，其地位才被逐漸取代。馬王堆漢墓共出土700多件精美漆器，出土之集中、數量之大，均為我國之最，充分體現出西漢前期長沙地區漆器業的發達。出土漆器的類型主要有鼎、盒、壺、鈁、卮、勺、匕、耳杯、盤、奩、案、杯具盒等，其中以耳杯和盤為大宗。漆器絕大多為木胎，花紋以幾何圖案為多，少量有花草紋和寫生動物紋。花紋的繪製方法主要使用了漆繪、油彩和錐畫。有的還使用了“堆漆”技藝。1號墓的九子奩以金箔為底，再施彩繪，被視為平脫技法的前身。
馬王堆漢墓雖然沒有瓷器出土，但它出士的大量陶器，無論是品種，還是製陶技術，都大大超過戰國時代，而且印紋硬陶已施加了褐色和黃綠色的釉，這是由陶器向瓷器轉化的重要一步。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東漢時代長沙地區有較多瓷器出現，就已是順理之事了。此外，馬王堆漢墓還出土了大批盛裝食物、絲帛、中藥、香料和衣物的竹筒、竹箱等竹編製品，竹蔑均勻光滑，編織相當精致，
總之，馬王準漢墓出土的文物為我們展示了西漢長沙地區絲織業、漆器業、陶器業等手工業發展的水平和麵貌，反映出長沙先民們高超的智慧和技藝，為長沙曆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賈誼提倡“重農主義”
賈誼是漢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洛陽人，以才聞名，為漢文帝所賞識，23歲便官至太中大夫。前177年（文帝前元三年），由於鄧通等佞臣的讒言，貶為長沙王太傅。賈誼在長沙一共生活了4年，時間雖不長，但他在任內的活動和著述，對長沙和湖南地區文化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故世稱“賈長沙”。
賈誼是一位才氣橫溢、眼光敏銳的思想家，他的許多思想如民本思想、經濟思想、倫理思想、禮治思想、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等，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經濟思想的“重農主義”，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賈誼是漢代較早而又較為全麵地論述和發展“農本”思想的思想家。他的農本思想以抑製工商業為條件，主張強本抑末，這是西漢前期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
中國古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因此重農思想十分突出，早在《尚書》、《國語》等先秦著作中，便有重農思想的萌芽。最早明確提出“農本”觀念的是法家李悝、商鞅等人，在《商君書》中已有“本”業與“末”業的明確劃分。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一方麵繼承儒家重農傳統，一方麵吸取法家的“農本”思想，提出“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的命題。
西漢前期的社會經濟現實是：第一，社會上開始普遍出現了一種“背本趨末”的現象。賈誼在著名的《論積貯疏》中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對“趨末”的危害性予以了高度重視。他還在《瑰瑋》篇中批評“挾巧不耕”以事末業的人，多食農人之食，追求“雕文刻鏤”之物，浪費了人力和物力，敗壞了社會風氣。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也記載了這一社會現象，如長安，“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鄒魯“好賈趨利，甚於周人”。結果導致“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局麵。由此可見，賈誼的批評是符合當時社會實際情況的。第二，“末”業與農業在勞動力的問題上矛盾突出。西漢初的人口總數不過1000萬，全國壯勞力不過300萬，但漢代官府三大手工業一製鹽、冶鐵、鑄錢就占據了大量的勞動力，大者一家聚眾至千人，小者亦有數百，而漢代設鹽官27郡，37縣，設鐵官40郡50處，所占勞力的數量可想而知。漢代盜鑄錢的現象更為普遍，前l10年（漢武帝元封元年）盜鑄銅錢者達數十萬人。這種搶占勞力的現象，已嚴重影響到農業的發展，並威脅作為漢代封建主義專製的社會基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賈誼的“重農主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吸取前人的農本思想而形成的。
賈誼的“重農主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l）抑末以強本。賈誼認為工商“末”業妨礙了農業生產，所以發展農業就必須貶低甚至取消“末”業。他說：“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於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2）重視積貯糧食，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浪費。賈誼繼承了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思想，他認識到積貯關係到國家的穩定，“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嚐聞”。而積貯的具體作用就在於防備災荒和戰爭。認為積貯是“天下之大命”，國家和個人都應有積蓄。為此，賈誼極力主張驅民歸農，發展農業生產，並提出具體措施：愛惜民力，注意使民以時，不耽誤農時季節；勵行節儉，反對淫侈。（3）反對私人鑄錢，主張把銅收歸國有，統一鑄幣權，規定標準的“法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以平衡物價，增加財政收入。據《賈生年表》載，賈誼反對民間鑄錢的主張就是在謫居長沙時上書《諫鑄錢疏》提出的。
賈誼的“重農主義”，是把農業與工商業完全對立起來，以維護封建小農經濟的地位。它對鞏固封建社會的社會基礎發生了深遠的曆史影響。重本抑末思想，兩千多年來一直影響著中國社會，長期抑製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應當看到，賈誼“重農主義”的出現，是當時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在當時對穩定社會，發展農業生產有過積極的作用。對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毫無疑問，賈誼的這一思想，對長沙和湖南地區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對兩漢糧食基地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兩漢糧食基地
漢代幾百年間，我國封建經濟得到的快速而普遍的發展，長沙地區在“楚之粟也”的基礎上，農業生產不斷發展，逐漸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基地之一。
人口的增長，是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據《漢書·地理誌》記載，公元2年（西漢平帝元始二年），湖南地區的戶、口數分別為12.6858萬和71.7449萬，其中長沙國，戶4.347萬，口23.5825萬。這比文帝初年賈誼所說的“長沙國乃二萬五千戶耳”，已是大大增加。到了140年（東漢永和五年），即138年後，湖南地區所轄4郡，戶數達64.9839萬，口281.3266萬，其中長沙郡戶25.594萬，口105.9372萬。這說明，前後相距138年間，長沙地區的戶數增加了近6倍，人口數增加近4倍，為當時全國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
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兩漢長沙地區人口的迅速增長，一方麵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又推動著該地區經濟的發展。考古材料證明，漢代長沙地區的農業有了較大的發展，突出表現在：第一，鐵器的普遍使用，長沙漢墓中出土的鐵器已比戰國時代明顯增多。長沙地區發掘的200多座東漢墓，出土了大量鐵器，其中以生產工具和兵器占絕大多數，常見的鐵製工具有凹口鋤、鏟、斧、鋸、刀等。另外，長沙西漢晚期203號墓還出土了耒明器、木明器。1975年，長沙西漢中期曹妃墓則出土了木實物一件，長約65厘米，是一種由木柄和寬平木葉組成的取土工具。木柄為一圓棍，木葉前端磨損呈凹形。木工具的使用是農業生產力提高的標誌。第二，湖南地區包括長沙，最遲在東農時期已開始推廣牛耕技術。第三，水稻種植普遍，產量提高。馬王堆l號漢墓出土了許多稻穀，而且種類齊全，經鑒定，有梗型和秈型，有粘稻和糯稻，有帶芒的和無芒的，有長粒的、中粒的、短粒的等等。長沙阿彌嶺西漢墓出土有“萬穀倉”糧倉模型，說明當時已有大型糧倉的出現，這“應是同大土地所有製和地主莊園經濟相聯係的”，同時也表明當時糧食產量有了提高，於是才有可能囤儲大量的糧食。第四，農業有了多種經營。馬王堆漢墓還出土了大麥、小麥、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農產品，以及瓜果、蔬菜類如甜瓜、棗、梨、梅、柿、橙、批把、芋、薑、筍、藕、芥菜子等等。第五，與農業密切相關的家畜飼養業有新的發展。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家畜有豬、羊、狗、馬、兔、黃牛以及家禽雞、鴨等。第六，馬王堆漢墓還出土了白酒、米酒、溫酒、肋酒8壇。釀酒業的出現，說明當時長沙地區有了較多的剩餘糧食，糧食產量有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