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學派的特點]
前麵說明，瑞典學派是在本世紀20-30年代壟斷資本主義統治已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矛盾已十分尖銳並爆發空前嚴重經濟危機的形勢下，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新古典學派的理論框架而形成發展起來的。它與新古典學派比較起來具有如下特點：
（1）首創了“一分法”的經濟分析方法。新古典學派信從薩伊定律和舊貨幣數量論，把貨幣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視為互不相幹的兩回事，瑞典學派則最先把二者結合起來創立了貨幣經濟論。
（2）倡導動態經濟學，企圖用以修補靜態經濟理論的缺陷，而他們的所謂動態經濟學，則是與他們的貨幣經濟理論密切聯係在一起的，稱為貨幣均衡論。
（3）為了完成動態經濟的分析，在經濟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方麵，編造了一係列新的經濟術語和經濟範疇。倡導把一些經濟變量如資本價值、所得、投資、儲蓄、成本等區分為事前、事後兩種數值。主張用所謂期間分析或稱過程分析、序列分析來闡釋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變化過程。
（4）把預期納入經濟分析之中，強調預期在經濟運行中“決定性”作用。
（5）著重純理論的研究，並從經濟理論引伸出政策建議，主張國家幹預經濟。這個學派的主要成員大都直接參與瑞典政府經濟政策的製訂和執行工作。因此，瑞典學派的理論對瑞典經濟政策有重要知道作用；而在其純理論的研究方麵，如其對凱恩斯學派的宏觀經濟理論和國家幹預思想的影響就比較明顯。
（6）注重國際經濟理論和經濟製度理論的研究。瑞典是一個高度開放型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很深的國家。瑞典學派經濟學家們從國情出發，自然對國際經濟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製度理論的研究比較注重，並取得了相當成果。其中有些理論在西方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如：國際貿易理論等。
[對瑞典學派的評議]
瑞典學派從它的先驅者納特•魏克塞爾的經濟學產生算起，至今約有100年，即使從標誌著它形成的謬爾達爾1927年出版的《價格形成問題與變動因素》一書算起，也有近70年的曆史。這個學派與其他一些當代資產階級學派比較起來，不僅時間較長，而且在理論的許多方麵也具有領先的或特殊的地位。這主要是指它表現在宏觀動態經濟理論、國際經濟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等方麵的特點。下麵，將對這些理論扼要地予以評價。
（1）對宏觀動態經濟理論的評價
瑞典學派的宏觀動態經濟理論是有魏克塞爾提出的積累過程原理奠定了基礎，而後又由林達爾、謬爾達爾等人予以修補而發展起來的。在西方經濟學中，它不僅率先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而對宏觀經濟進行了分析，而且它所提出的某些動態經濟分析的方法，至今也還頗具特色的。
魏克塞爾的積累過程理論，實際是對宏觀經濟進行動態分析的貨幣均衡理論。它是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貨幣數量論的批評而建立起來的。應當肯定，他對舊貨幣數量論的批評，雖不完善甚至還有缺點，但基本上是正確的。例如，他認為貨幣不僅是交換的媒介，而且具有儲藏手段的職能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特別是他批評舊貨幣數量論沒有把貨幣數量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結合起來，而把貨幣視為覆蓋於實物經濟上的一塊“麵紗”，是十分中肯的。這種“麵紗”論，實際是否定了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二分法”，從而相應地提出了嶄新的把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結合起來的“一分法”。很明顯，魏克塞爾的這個新的“一分法”，對後來的現代貨幣主義者和凱恩斯學派的貨幣經濟理論都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以致有的西方經濟學家也認為，魏克塞爾這個“一分法”“無論對前期的凱恩斯的經濟思想還是對後期的凱恩斯的經濟思想都產生了影響。”
魏克塞爾還創造性地把利息率區分為自然利息率和貨幣利息率，並把二者的差異視作價格和經濟積累性變動的原因，從而把貨幣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結合起來，創立了貨幣經濟論。他的這個貨幣經濟論既是後來凱恩斯貨幣經濟論之啟蒙，同時又與凱恩斯的以有效需求論為基礎的貨幣經濟論相區別。此外，他的自然利息率的概念，不僅影響了後來貨幣學派的自然失業率概念的產生，而且對凱恩斯在他《貨幣論》中所提出的自然利息率概念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是凱恩斯自己也承認的。凱恩斯說：我的“所謂自然利率，乃是使一時期中儲蓄量……與投資量保持相等之利率。當時我認為這是唯一的利率；又相信這個概念，一方麵是魏克塞爾之‘自然利率’概念之演變，另一方麵把他的概念明朗化。”盡管凱恩斯在後來對自然利率的概念已不那麼看重為“唯一的利率”，而且又用所謂“中立利率”的概念來代替，但這已足夠證明，魏克塞爾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有多麼大的影響。
當然，應當看到，魏克塞爾的積累過程原理本身並不完善，甚至還存在矛盾和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他的積累原理是以充分就業假定為前提的，因此，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的差別隻引起價格積累的變動，而不致引起總的產量就業水平的波動。這一缺陷後來林達爾也提出了批評，並予以修正，即把原來的充分就業假定改變為非充分就業假定。在這種情況下，積累過程就不僅表現為價格的積累變動，同時也表現為產量就業量的積累變動，從而是貨幣與經濟相結合的宏觀動態經濟理論在完善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
在20-30年代，瑞典經濟學家們在對魏克塞爾積累過程原理提出批評和修正的同時，還提出了許多新的宏觀動態經濟分析的方法，創造了時點、時期分析，事前、事後分析，序列分析和過程分析等等的新概念。我們認為，這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經濟分析中都是具有實用價值的，並把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結合了起來，從而是宏觀動態經濟理論更臻於完善。
至於瑞典學派從自己的宏觀動態經濟理論中所引伸出來的政策含義，我們認為也有可取之處。因為按照該理論，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機製作用下，由於兩種利息率之差異會經常存在，以致經濟波動就不可避免。因此，為了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國家幹預就是必要的。我們認為，這種對新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政策的否定的觀點，是符合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的。因而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也有借鑒意義。隻是他們把國家幹預的重點放到調節兩種利息率的差異使之趨於一致上，相應地片麵重視貨幣金融政策，而忽視財政政策的作用，在實踐上卻未必能真正解決經濟穩定問題。二次大戰後，瑞典經濟發展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戰後瑞典政府在實際上是重視財政政策勝於貨幣政策，甚至有時還加強了行政的經濟管製手段。
（2）對國際經濟理論的評議
瑞典學派從瑞典作為北歐一個經濟發達的開放型國家的國情出發，十分重視對國際經濟理論的研究。其中在西方世界產生廣泛影響的有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奧林的以要素稟賦論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以及謬爾達爾、奧林的國際金融資本理論等等。
①卡塞爾購買力平價論
卡塞爾在1922年出版的《1914年以後的貨幣和外彙》一書中，以較成熟的形式提出了彙率如何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這種理論認為，兩國貨幣之所以嫩能夠夠能夠互相兌換，是因為它們各自在國內具有購買力，因而兩國貨幣的彙率應該等於這兩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大小之比。由於一國貨幣購買力的大小與該國通貨膨脹率和物價的變動有關，二者呈負相關關係，因此，彙率將隨通貨膨脹率與物價的變動而變動。所以，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論，實際是關於如何決定浮動彙率的理論，而非固定彙率的決定理論。
我們認為，購買力平價論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首先，它是換算各國有關經濟指標的一個較好的工具，即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彙率來換算各國有關同一經濟指標（如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等等），可以避免按現行國際市場的實際彙率來換算對實際經濟水平的歪曲。因為一國經濟水平的高低，歸根結底是以該國所擁有的實物產量的多少來決定的。當以貨幣購買力平價為基礎所換算出來的某一經濟總量指標，自然就能較好地反映一國所擁有的經濟實物量的多少。而現行的市場實際彙率，由於要受一國貨幣在國際市場撒謊能夠供求關係和外貿商品、勞務的價格波動與偏離等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而與以購買力平價來決定的彙率往往有忽高忽低的差異，以致會扭曲各國的實際經濟水平。所以在比較各國經濟水平時，用購買力平價的彙率來換算比用實際彙率來換算更為科學、可靠。
其次，它可以作為國家衡量和調節一國貨幣的現行實際彙率的重要尺度和依據。因為購買力平價的彙率既然反映了兩國貨幣的購買力水平，實際便確定了兩國貨幣的均衡彙率，現行的市場實際彙率乃是以此均衡彙率為中心而上下波動的，因此，以購買力平價彙率為尺度去與現行實際彙率進行比較，便可發現後者偏離正常均衡彙率的程度，從而采取相應的對策。
但是，購買力平價論卻存在局限性，主要是它在現實操作上較為困難，實用性有限。購買力平價的彙率，可以有絕對購買力平價和相對購買力平價兩種形式。就絕對購買力平價的彙率而言，由於它是以兩國貨幣在同一時期各自在國內購買力水平之比來決定的，因而要受兩國物價水平的影響，然而這所謂物價水平，究竟是以什麼物價為依據，是以批發價為依據呢，還是以零售價為依據？等等，就是難以確定的問題；就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彙率而言，由於它是以某一基期的彙率為依據而計算出來的報告期的彙率，應選擇哪一個時點為基期來計算基期彙率就難以確定。如果基期選擇不當，則會對當前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均衡彙率的確定發生係統的偏差。
正由於購買力平價論存在以上局限，所以，在國際金融史上對這種理論的實踐之成敗就無一定之規，有的取得較好效果，成功了；有的卻失敗了。當前西方經濟學家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來核算我國GDP的美元熟數值，結果使我國GDP的美元數值大大高於現行按市場彙率來換算的美元數值（如我國在1990、1991、1992年以人民幣來計算的GDP分別為17,400億元、19,580億元、23,938億元。按當時官方彙率1美元換5.2元人民幣折算，分別為3,346億美元、3,765億美元、4,603.5億美元。但若按西方購買力平價1美元換1元人民幣折算，則分別為17,400億美元、19,580億美元、23,938億美元，高出按現行市場彙率來核算的美元數值4倍多）。進而企圖把我國列入經濟發達國家之列。這顯然不符合實際，因而這也證明購買力平價論有其局限性。
②奧林要素稟賦論
要素稟賦論是泊爾蒂爾•奧林沿襲赫克歇爾思想而於1933年出版的《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一書中提出來的，用以說明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和流向的一種國際貿易純理論。因此，又稱為赫克歇爾——奧林模型，或H—O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兩國之所以產生貿易關係，是由於各自擁有的各種要素比例不同，以及產品生產所使用的要素結構的差異所引起的。這就是說，一國擁有某種相對較豐富的要素去生產該種要素密集型的產品，其價格自然就比較便宜。於是該國生產這種具有相對價格優勢的產品出口，國際貿易就會發生，貿易的流向就是由生產某種產品具有相對優勢的國家，出口到生產該種產品具有相對劣勢的國家。例如，美、日、德擁有的勞動資源相對豐富，就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於是資本密集型的產品由美、日、德發達國家流向印度、埃及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則由印度、埃及發展中國家流向美、日、德發達國家，國際貿易就是這樣發生和進行的。
我們認為，奧林的這種要素稟賦的國際貿易理論，是在承襲李嘉圖以來比較成本優勢理論的基礎上經過修補而建立起來的。它在要素成本差異的分析上，以及把約翰•穆勒供求價格論擴大到國內外一切生產要素和商品價格決定的範圍，都表明在國際貿易理論史上是一個新的發展。同時，這種貿易理論還認為，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從而各國要素價格的差異，通過彼此的產品貿易，便有縮小和均等化的趨勢。應該說，這種看法是有一定辨證意義的。此外，奧林的要素稟賦在開創現代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之先河的曆史意義方麵，也應予以足夠的估計。
然而奧林的這種國際貿易理論，是以一係列國內、國外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的假定為前提而建立起來的，因而是適應國際自由貿易要求的一種國際貿易理論。但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的國際自由貿易並不存在，特別是在戰後，包括一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還有加強之勢。因此，它的適用性就要大打折扣。而且它對要素稟賦差異的分析，隻看到各國所擁有的要素量的差異，而忽視了要素質的差異，也是片麵的。例如對勞動要素，隻看到各國擁有的勞動相對數量的差別，沒有看到各國勞動資源在素質上的差異。所謂裏昂惕夫之迷，實際就是由於這種片麵性的，脫離實際的假定前提而產生的。以致後來的經濟學家企圖用所謂人力技能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予以彌補。這些後來者的“彌補”工夫也並不高明，甚至更進一步滑進了庸俗的泥坑。因為人力資本理論把勞動者的技能視為固定資本，那豈不等於說勞動者也成了擁有資本的資本家！很明顯，這是一種混淆勞資界限的庸俗觀點。
奧林要素稟賦論最根本的缺陷，還在於它是在以供求價格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這一點上說，它比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還倒退了一步。李嘉圖始終堅持勞動價值論，在比較成本學說上，他也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即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於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以致兩國生產同一種產品所付出的以勞動量來計算的成本有差異，於是，兩國便各自生產比較成本較低的產品出口。而要素稟賦論由於否定了勞動價值論，便把勞動、資本、土地同樣地視為構成產品成本的基礎，認為各個要素的成本大小應以其稀缺程度而定，即由庸俗的供求關係決定。實際也是用庸俗的生產要素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承認資本、土地也創造價值，從而掩蓋了利潤、地租的剝削實質。
③魏克塞爾的國際金融政策
魏克塞爾在對國際收支平衡的內容進行分析之後又提出了解決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種種方法，諸如將外國的超額債權作短期或長期的延長、輸出黃金、提高銀行利息率等等。但所有這些辦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甚至還產生消極的副作用，因此，他又進一步提出了改革國際貨幣製度的主張。他主張國際貨幣製度應在各國實行自己的紙幣製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但紙幣不能在國際間流通，黃金又不宜用作貨幣在國際間流動。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當兩國間出現收支不平衡時又用什麼來支付呢？
魏克塞爾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解決兩國收支不平衡問題，可以通過兩國中央銀行協調利率政策來加以解決。既可以由出現順差的一方降低利率來解決，也可以有出現逆差的一方提高利率來解決，或者雙方同時變動利率，雙管齊下，直到實現收支平衡為止。
我們認為，魏克塞爾的這種各國協調利率的國際金融政策是以各國利益一致為基礎而采取聯合行動為前提的。但若這個前提不存在，這種政策就會落空，而且單靠變動利率來平衡國際收支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這種政策的可靠性是大可懷疑的。
④奧林國際資本流動理論
奧林在創造地提出他的要素稟賦論的同時，還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國際金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他的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特點是以國際貨幣體係的轉移為條件，把國際資本的轉移與國際購買力的轉移和市場的變化結合起來，從而突破了古典學派認為貸款國必須降價提供自己的產品以誘使借款國購買更多的本國產品，以便形成與資本輸出相適應的出超格局的傳統觀點。
奧林認為，隨著國際資本由B國向A國轉移，國際購買力便由B國向A國轉移，因而國際商品市場的需求方向，也由B國向A國轉移，使A國產生貿易入超，B國產生貿易出超。同時，由於國際市場的需求向A國轉移，A國的產品和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便呈上升趨勢，因而資本輸出國B，根本沒有必要降價出口商品，以擴大國外市場，就像古典學派所認為的那樣。
我們認為，奧林的這種看法是比較可信的。如我國利用外資的實踐就證明了這一點。當外資向我國直接投資開辦“三資”企業時，一般都伴隨著產品輸出到我國，而其產品價格並不因此而降低，甚至往往還利用中方急需投資國的新技術的迫切心情和不熟悉國際行情的弱點，人為地抬價出口其技術、設備和原材料等。其中更不用說有的用以次頂好、以舊充新的欺騙手法來高價出口其技術設備了。
在對資本輸出國A的購買力增長的分析上，奧林還區分了由資本輸入國直接引起的“原始”購買力增長，或稱第一級信用效果，以及由資本輸入間接引起的購買力增長，他稱為第二級、第三級信用效果。我們認為，奧林的這些分析是新穎的，也是比較深刻的。
總之，奧林在30年代初對國際資本流動分析中的一些觀點是有新意的，有的至今也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盡管以後西方經濟學界在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研究上又有不少進展，但奧林的研究成果，仍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3）對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評議
瑞典學派在提出自己係統的經濟理論體係的同時，還提出了包括政治與經濟在內所謂瑞典模式或社會民主主義理論。這個瑞典模式要求在政治上實行階級調和，在經濟上實行混合經濟，在分配上實行收入均等化的社會福利保障製度。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倫德貝格指出，所謂瑞典模式，一方麵是指勞資雙方通過“自由談判”來確定合理工資，避免政府幹預；另一方麵又要運用政府政策來實現所謂高度就業，均等收入分配，社會福利保障製度等等。我們即對這瑞典模式作一分析評價。
①社會民主主義秩序
瑞典學派認為，瑞典模式在政治上的顯著特征是工人和雇主（資本家）都處於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階級組織：總工會和雇主協會，國家是超階級的，因而居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有關工資和其他勞資糾紛問題，由雇主協會與工會雙方自由談判，協商解決；協議不成，則由超階級國家政府出麵談判。這樣，全社會依靠政府、雇主協會和工會三大權力中心相互協調、相互製衡，就可以維護階級合作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正常秩序。
其實，在雇傭勞動製度下，雇主與工人之間在經濟上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是始終存在的。經濟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政治上的平等。即使代表兩大階級的組織雇主協會與工會在某些問題上相互談判協商一致，實現了所謂的平等，實際也隻是維持了剝削與被剝削關係的“平等”，而不是真正雇主與工人都同樣成了企業和社會主人的平等。至於說瑞典的國家是“超階級”的國家，並不符合實際。列寧指出，自有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的鬥爭工具。在瑞典明顯地存在資產階級統治情況下的國家，就必然是以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剝削利益為己任的國家，絕不是什麼超階級的，否則，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就早已不複存在。所以，瑞典學派所標榜的超階級的、平等的社會民主秩序，不過是掩蓋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實質之遁詞而已。
當然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在瑞典，由於工人的工會組織曆史悠久，力量強大，特別是由於擁有於工會聯係密切、並因而以工會作為自己強大後盾和社會基礎的社會民主黨，自1932年以來長期執政的特殊條件下，在勞資談判中，在政府推行的政策上，工人階級的利益得到較多照顧，使工人享受較多的“民主”，這是瑞典的特色。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瑞典國家是資產階級統治工具的性質，也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受統治和剝削的地位。
②混合經濟論
混合經濟製度是瑞典模式的經濟基礎和重要內容。瑞典學派從它的先驅者魏克塞爾開始，就對此十分讚賞並予以理論說明，而以林德伯克的研究最為充分和深入。林德伯克把戰後世界各國的經濟製度劃分為三種模式進行分析比較之後認為，最理想的經濟模式乃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混合經濟製度，即社會民主主義經濟製度。他認為，這種混合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在所有製方麵，實行在私有製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基礎上的部分國有化。因為在他看來，私有製是刺激企業主動性、創造性和克服官僚主義所必不可少的；而所謂部分國有化，包含有兩方麵的內容：一是對某些生產公共產品和公共勞務的基礎設施，如鐵路、郵電等實行國有化，二是收入和消費國有化，即通過累進稅製將一部分國民收入納入國家預算，作為社會保險和供應集體消費的基金。如本書第七章第一節所指出的，瑞典的經濟就是這樣的混合經濟。以1981年的GDP的構成為例，私人經濟成份與公共經濟成份的比例為64.62∶3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