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流派（續）
激進學派
激進學派綜述
西方經濟學思潮曆來就有激進派、正統派和保守派的區分，形成了左中右三種派別。他們之間的相互依存、鬥爭和轉化，推動了經濟學的演變和發展。正統經濟學（輔之以保守派經濟學）構成的主流經濟學的主體。而激進經濟學包含著正統經濟學的否定因素、變革因素，以及新經濟學的萌芽因素、肯定因素，因而往往構成為新舊西方經濟學相互轉化的過渡點或樞紐點。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又稱持異見經濟學，從廣泛意義上講，是一種批判正統經濟學的具有激進色彩的經濟思潮的總稱。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經濟理論和經濟製度，力圖改變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廝主流經濟學這種傳統的或正統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以及極力主張改造先行資本主義製度。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思潮由來已久。美國坦普爾大學的阿佩爾鮑姆把斯密等劃入他們那個時代的持異見者。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麥克法萊恩則把18、19世紀批判正統經濟學的凡勃倫等人視為西方早期激進經濟學家。大量西方經濟學文獻說明：激進政治經濟學與正統經濟學的對立和轉化是經濟學說史上帶規律性的現象。激進政治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激進政治經濟學把凱恩斯左派或後凱恩斯主義、新製度經濟學、斯拉法主義或新李嘉圖主義、馬克思經濟學都囊括在內。理由在於：他們都以“左”的姿態批判正統經濟學，揭露現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的弊端和不良現象。持這種觀點的有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家謝爾曼和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家馬爾科姆.索耶。狹義的當代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專指產生於60年代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自稱運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觀點批判正統經濟學和資本主義製度並代之以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潮。這一學派直接繼承“老左派”的思想傳統，西方大多數經濟學文獻認為這種激進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並無根本性區別，因此往往稱之為“新左派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激進的社會主義”。“新左派運動”是狹義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產生的直接根源。這一學派就其發展過程而言，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60年代）並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其成員在一些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上並不一致，中經70、80年代的冷遇期之後，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出現在度複興的跡象，逐漸趨於成熟。並在對正統經濟學和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中，逐漸形成一套較完整的學說體係。激進政治經濟學已發展成為一種國際性思潮，它在美、法、英、比利時、西德、日本等國都有其代表人物、刊物、學派或組織。西方經濟學普遍認為對激進政治經濟學下定義並非易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辭典》（1987年）中的“激進政治經濟學”辭條則強調：“激進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十分廣泛和形式多樣的流派，它既沒有形成前後一致的理論框架，也不存在一致讚同的合法的框架。然而，激進政治經濟學突出了有關階級問題這一獨特的研究課題。對於從經濟學史到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問題，都從勞動和資本關係這一角度進行了重新構造。在這一過程中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承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出發點，但同時，他們又用現代的激進世界觀，重構了馬克思主義”。
西方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較為廣泛，乃致龐雜，但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也有一定的側重點。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早期階段,著重研究的領域有社會結構變遷、中央集權計劃、政治和私人經濟權利的關係、收入和財務分配以及決策民主化等五個領域。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派已發展成為有某種一致性的團體，其研究範圍、主題或理論取向有了新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激進學派全麵係統地批判正統經濟學，拓寬了研究領域。第二個變化是明顯現露出“重新研究”、“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獨立傾向。他們中間一些人強調其與流行於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的”、“傳統的”或“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歧和對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再思考或重構，以及對所謂“官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批判，其中含有某些有價值的思想材料（諸如重視市場作用），但是在許多方麵（諸如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唯物史觀）背離或曲解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80年代至90年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取向又有了新的變化，首先，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爭論在激進政治經濟學內部仍然普遍，而價值和分配理論、剝削、帝國主義、種族和性別歧視等等。仍然是最有爭議的研究領域。此外，還有馬克思的理論遺產問題、積累和危機理論、經濟發展理論（其中還包括一個中心——外圍理論）。其次，用以代替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體製和模式的探討和論戰，格外引人注目。
一般而言，廣義的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共同特征是對正統派經濟學和資本主義製度持批判態度，當然這並不否認其中絕大多數激進政治經濟學者是改良主義者，並從正統派經濟理論中吸取營養。狹義政治經濟學或“左派”激進政治經濟學，除具備上述特征之外，其成員大多以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自居，並且還力圖主張以社會主義、公產主義製度代替資本主義製度。下麵我們將分別介紹西方各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概況：
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正式打出“激進”旗號，是1969年在美國成立“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當時，在美國各大城市爆發的黑人抗暴鬥爭，美國人民反對侵越戰爭的浪潮和美國大學中興起的進步運動，促使美國部分人民的思想趨向革命化。於是，在美國西部以加利福尼亞大學為基地，不少具有激進思想的大學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等組織起來，成立了這個組織，其宗旨是“研究發展和應用激進政治經濟學，作為美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聯盟迄今還定期出版《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聯盟有成員2000多人。
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
1.斯威齊、巴蘭
斯威齊和巴蘭是美國“老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奠基者，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領袖人物。
保羅.斯威齊（1910——）的成名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理論》，斯威齊在該書的序言中說，世界上迄今尚未出現過一本用英語撰寫的合理地綜合的分析研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而這本書“填補了這一空白”。這本書對戰後激進政治經濟學的崛起起過重要作用。
寶羅.巴蘭（1910——1964）的成名作《增長的政治經濟學》首次提出經濟剩餘理論。他還是西方第一個從事當代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此外，斯威齊和巴蘭合著的《壟斷資本》（1966年）也是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先驅者的代表作。
2．馬格多夫
“老左派”馬格多夫的《帝國主義時代》（1968年）以及他和斯威齊共同撰寫的《日益加深的美國資本主義危機》（1977年）等著述是《壟斷資本》一書的重要補充。
3．馬克.林德
他是美國年輕一代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他的《反薩謬爾森論》是70年代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對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體係的第一次切中要害的認真而有力的挑戰。
4．寶羅.阿特韋爾
他的《60年代以來的激進政治經濟學》（1984年）80年代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作，他對60年代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及其著作發展了係統的論述，實際上是一部激進的政治經濟學說史著作。
5.謝爾曼
他是美國著名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的創始人之一。代表性著作是《激進政治經濟學基礎》，被視為美國激進學派的主要教科書之一。
三．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特點是受製度主義經濟學的影響。作為廣義激進政治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派的製度主義經濟學，它的特征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揭露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端。但是，從總體或性質上看，號稱激進政治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派的製度主義，是在激進的幌子下兜售改良主義的貨色。
1970年成立於英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聯合會是英國最大的激進派機構，它擁有自己的專門雜誌《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聯合會通訊》（1977年更名為《資本和階級》（季刊））。另一家激進雜誌是《新左派評論》，英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聯合會、《資本和階級》編輯部以及《新左派評論》編輯部發起召開的關於勞動價值理論的討論會引起了英國、美國、比利時、日本等國的一批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並且結集出版了《價值問題的論戰》。
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
多布（1900－1976年）和米克（1917－1978年）是老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精神領袖。多布是20世紀20年代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西方複興的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米克（1917－1978年）是50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西方發展處於低潮時期的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米克和多布雖然批評瓊.羅賓遜（凱恩斯主義者中力圖主張溝通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第一人）反勞動價值論的觀點，卻讚同羅賓遜的“溝通淪”，這表明他們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另外兩個代表人物是霍奇森和索耶，霍奇森1982年撰寫的具有斯拉法馬克思色彩的《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是80年代初期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闡述其基礎經濟理論發麵的代表作，索耶1989年撰寫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的挑戰—介紹新古典經濟學的取代者》是80年代末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闡釋其理論體係的主要教科書之一，而且還是構築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體係的一次嚐試。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深受新劍橋學派的影響，另一個特點是深受英國“社會主義”傳統的影響。
20世紀年代以來形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和產生於70十年代的“歐洲共產主義，其誕生地在西歐大陸國家，兩者都很少涉及經濟領域，直到70年末80年代初才在改革的旗號下開始注重政治經濟學，他們研究的重點大多集中於帝國主義、經濟危機以及社會主義模式等理論，這是西歐大陸國家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重要特征。其最重要的理論研究成果是由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提出著名的長波理論。
日本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側重於馬克思經典著作及其基本理論，這是其重要特征。這一現象有其深厚的曆史根源，第一，從曆史上看日本是最早傳播馬克思經濟學的亞洲國家；其次，他們在長達10年（始於1927年）的關於日本社會性質的論戰中形成了講座派（後分化出結構改革派）和勞務派（後分化出實踐經濟學派）；第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日本高校普及程度超過歐美國家，《資本論》始終列為日本高校的必修課程。日本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河上肇、都留重人、宇野弘藏等。
歐美尤其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激進政治經濟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和分析方法，批判西方傳統的發展理論，側重於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形成了激進主義發展理論及不發達政治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有創始人即“老左派”巴蘭，以及阿根廷的勞爾.普雷維什等等，他們提出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發展理論，但有其共同的特征：
（1）他們不同程度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
（2）對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發展理論和現代化理論采取批判立場。
（3）認為應把不發達問題置於整個資本主義體係中加以考察。
（4）提出激進的政策主張：或者把整個世界改造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體係，這需要通過革命；或者執行和資本主義國際體係“脫鉤”的集體自力更生的政策；或者外圍國家自主實行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本國技術，訂立國際商品協定，最大限度減少外圍對中心的依附關係等等。
激進學派分析
激進政治經濟學迄今尚未形成一致讚同的理論體係、方法論框架、政策主張或社會模式。我們在這裏隻能就他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及其理論或政策分歧進行考察和剖析。
一，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
1．貧困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有人力資本論、雙元勞動市場論和產業分割論三種理論。
人力資本論是由正統經濟學派提出的從所謂“平等的”工資決定機製角度來解釋貧困的不平等的，在加裏.貝克爾和萊斯特.瑟羅等人看來，人力資本（個人的技能和知識）是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因素，與資本主義製度無關；雙元勞動市場論的代表人物邁克爾.賴克等認為現實的勞動市場是有限流動及不完全的。他們把正統派的自由流動市場分割為兩大市場，並進一步發展成三大市場模型，並提出與這三種市場模型相對應的三大階層“亞文化”形式。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其中包括製度主義者）以此擊碎了人力資本論賴以成立的一係列假設，把貧困的根源引向製度因素和結構因素；產業分割論是代表人物蘭德爾.霍德森等對人力資本模型和雙元勞動市場模型作了對比研究，進而詳盡分析了影響勞動力自由流動，從而形成產業分割局麵的阻礙因素，即流動性的個體阻礙、產業阻礙、社會阻礙。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探討了貧困的三個製度性決定因素：社會結構、勞動市場和政府，並且認為貧困是這三個製度製度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激進派的貧困理論不僅批判了正統派的人力資本理論和所謂加強勞動的自由流動會消除貧困的觀點，同時還強調要解決貧困問題，就必須改變社會製度或調整階級關係以及工人階級內部的“等級分化”情況，他們的貧困理論雖然有很多缺陷，但在許多方麵卻擊中了正統派貧困理論的要害。
2．歧視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的代表有巴巴拉.德卡德的《婦女運動》等，激進者著重批判主流經濟學家在歧視問題上所持的競爭將結束種族歧視的辯護理論，進而分析了導致歧視的原因是：一是社會反複灌輸，二是由於歧視在支持維持現狀（資本主義剝削）方麵起重要作用。
3．異化問題
以謝爾曼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基礎》為代表的激進政治經濟學著作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三種表現：工人為其產品所支配、工人與他們的生產活動分開、人與人之間的異化。他們預言一個異化的社會不是穩定的社會，強調異化的根源是資本主義製度。
4．浪費和汙染問題
在這一方麵的代表作有馬修.伊德爾的《經濟和環境》等，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把資源和環境汙染視為資本主義製度的產物，主張消除汙染和保護資源的前提是消滅資本主義私人利潤製度，代之以一種社會擁有和指導的製度，不要把經濟增長視為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政治經濟的目標。
5．經濟滯脹問題
謝爾曼認為滯脹的根本原因是壟斷企業利潤下降，大衛.科茲也將滯脹形成的原因歸結為資本主義壟斷經濟力量的加強。謝爾曼在他1976年出的《停滯膨脹：激進派的事業和通貨膨脹理論》中明確宣稱：必須消除資本主義製度。
二、於價值論和分配論的大論戰：
經濟學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學派、激進學派及其內部各學派之間長期爭論不已的焦點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價值——分配理論。關於價值問題的大論戰在20世紀70、80年代最為激烈，70年代初的價值大論戰是正統派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挑起的，其導火線就是他在《經濟學文獻雜誌》（1971年6月號）上發表的題為《理解馬克思的剝削概念：馬克思的價值與競爭價格間所謂轉型問題的概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論戰，則主要圍繞新斯拉法主義（代表作是斯拉法的《用商品生產商品》）和新李嘉圖主義（代表作是斯蒂德曼的《依照斯拉法來看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挑戰而展開的。70、80年代關於勞動價值論的的爭論是以往爭論的繼續，正統學派堅決否認勞動價值論、馬克思主義學派堅持勞動論、激進派內部對於價值理論沒有一致的看法，他們之間的大論戰構成激進政治經濟學史上重要的一章。
關於轉形問題的大論戰，實質上是價值論戰的延伸，龐巴維克是挑起價值轉形論戰的始作俑者，其觀點集中反映在《卡爾.馬克思體係的終結》（1896年）一書中。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爭論則開始於對俄國統計學家鮑特基維茨用聯立方程組表達馬克思價值到生產價格的量的轉化關係理論的批評。後來斯威齊對鮑特基維茨的觀點作了新的解釋，塞頓等對斯威齊的解釋提出了批評。轉形問題上的論戰在70年代又掀起高潮，薩謬爾森和鮑威爾在關於價值和價格能否相容首先展開了論戰。70、80年代轉形問題論戰的特點之一就是斯蒂德曼為代表的新斯拉法主義的崛起，斯拉法重要者認為價值和價格是不相容的，日本和法國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家置鹽信雄和利皮茨等卻認為價格隻是價值的具體形式，價格和價值並非不相容。
用“經濟剩餘”術語來取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概念，首先見之於巴蘭在50年代撰寫的《經濟進步與經濟剩餘》（1953年）和《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66年）。巴蘭和斯威齊合著的《壟斷資本》（1966年）則係統提出了經濟剩餘理論即關於經濟剩餘產生和吸收的理論。這一理論不僅成為他們分析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的一個中心概念，而且還成為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核心理論。斯威齊認為國家和教會的收入、非生產性工人的工資以及商品轉化為貨幣時的支出等被馬克思視為次要因素而被排除在其基本理論圖式之外的這些因素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卻顯得十分重要，不完全競爭的出現，工會以及政府幹預的加強，已經改變了資本主義的麵貌和剩餘價值概念的性質，因而在分析壟斷資本主義是有必要進行“術語的更換”，從而提出“經濟剩餘”這個概念。巴蘭還將經濟剩餘區分為三類，即實際經濟剩餘、潛在經濟剩餘、計劃中的經濟剩餘。巴蘭和斯威齊提出“經濟剩餘”概念的動機是想要以此證明壟斷資本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