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敞僅隻認為左丘明是魯之太史，而非孔子的弟子，表麵看是為他否定《左傳》的某些說法張本（因為在《春秋權衡》中常有“左氏不受經之蔽”的說法出現），實質在更深的層麵上表明了他對《左傳》的基本態度：多取其事而舍其義。
《左傳》以史解經，最容易混淆經史關係，犯以史法看經的錯誤。劉敞清楚地看到這點，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將《左傳》的解經之弊歸為三方麵：“大率左氏解經之弊有三即從赴告，用舊史，經闕文。所以使白黑混淆，不可考校。”他認為《春秋》是經孔子潤筆後的褒貶之書，蘊含豐富的微言大義，如從上述三麵來解讀，就會抹殺其中豐富的意義，後人也無從理解聖人之意。
劉敞之前，杜預對《左傳》的體例就有過係統歸納，而劉敞對杜預的學說進行了批判繼承。劉敞治《春秋》以例，著有《春秋說例》中共列49條，可惜在修《四庫全書》時已遭流失，館臣從《永樂大典》中僅列出25條。同時在《春秋權衡》《春秋傳》、《春秋意林》中也可見出他是以例治《春秋》的。對杜預的周公定例說持否定態度：“杜氏序言：‘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誌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製，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之。此未盡也。’”
此外，劉敞還對“五十凡”做了詳細分析。“五十凡”是《左傳》對“例”的概括，每一條都以“凡”領起，一共50處而稱“五十凡”。劉敞將之分為兩類即“史書之舊”和左氏自己解經所加。如對《左傳》隱公九年段中 “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就有相應表述：“按左氏諸言‘凡’者，皆史書之舊章，然則此大雨霖、大雨雪，亦皆舊章常例所必書者也。則《春秋》固應書此二者宜甚多矣，何以言之？三日雨，平地尺雪，皆非可怪者也，曷為242年之間，獨此而一哉！用此推之，左氏‘凡例’亦不必皆史書之舊也，乃丘明推己意以解經為‘凡’爾。”並進一步指出史書之舊是“五十凡”的主體。當然，劉敞本人在解經過程中也難免自相矛盾，表述不周密。但這並不影響他實事求是的科學嚴謹的治學精神的流傳。
劉敞的筆記體著作不僅以記載史實見長，而且在史書體裁及史學方法的探討上也頗具創新精神。筆記是隨筆記錄的文體，但並非毫無章法可言，在某種意義上，有的筆記甚至可以認為是一些史書體製之張本。而如劉敞的《公是先生弟子記》卻大力發展敘史論讚而撰成史考史評類筆記，以評論史事為主，其體裁淵源可追述到孔子《論語》，不僅有史，而且有論，並糅合大量文學的修辭手法和表現方法將筆觸深入到社會生活的眾多層麵，使後人得以對宋代社會有更全麵的了解，是借用文學手段來全麵記錄曆史的優秀著作，可與先秦曆史散文相媲美。為後世文史學家提供了豐富的藝術養料；為我們研究古代史學史提供了極為可貴的資料；也為宋人史料筆記注入了新的活力，為使之成為我國古代史學大樹上的一簇新枝貢獻了力量。
總之，兩宋文學發展能上升到一個全新高度，固然有著社會、曆史、文化等多方麵的原因，但筆者以為以劉敞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在治學方麵所表現出來的博學善疑精神也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他們在學術上博采眾長、突破藩籬、解放思想，給宋代文壇注入了一股鮮活的血液。難怪吳懷祺先生在《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宋遼金卷》中說“劉敞以一博、二精的特點而於江西史學有功”。推而觀之，一博二精同樣是劉敞取得高度文學成就與貢獻的關鍵。
（作者簡介：周紹萍，新餘學院講師，南昌大學碩士研究生；胡潔，新餘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