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是一個誤區，做事和做人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有些時候，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或許，我們見過這樣的場景。
場景一：老總和下屬們在一起聚餐，席間有同事稱讚老總圍棋下得好，大家都紛紛附和起來，老總正謙虛著，冷不防旁邊插進來一個聲音：“我小學開始學下圍棋，現在是業餘5段，相當於國家二級運動員。”
頓時，大家都不說話了，而插話的那個同事還不明白為什麼熱鬧的氣氛一下尷尬起來，為什麼老總的臉色又那麼難看。
場景二：老總在會上表揚企劃部這次的推銷方案做得很好，企劃部經理說：“這都是同事們集體努力的結果，特別是小杜在裏麵做了很大的貢獻。”小杜立刻接口：“這個方案的主要部分都是我完成的，為了做好方案我找了很多資料，每天加班到10點……”
小杜沒有注意到，隨著他的表功，經理的臉色越來越差。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換成你是那位老總或經理，或許就會明白為什麼了：你什麼都要顯得比我強，那我這個老總的威信在何處？什麼功勞都讓你搶去了，那要我這個經理幹什麼，是不是該把我的位置讓給你去坐？如果遇到的是個愛計較的上級，自己恐怕從此就要前途無“亮”了。
可能有的人還覺得納悶：“現在可不是一味謙虛的年代了，做人要懂得自我推銷，展示自己的能力有什麼不對的？”
適度展示自己的確沒什麼不對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場合和方式，千萬不能得意忘形。
在毛澤東有關衛士的回憶錄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
1949年，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作為政治秘書的陳伯達，也一同隨行出訪。
陳伯達曾經在蘇聯留過學，又教過書，並有《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是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
陳伯達的才華和工作贏得了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讓他以學者教授的身份跟隨自己訪蘇。
毫無疑問，在這種政治外交場合上，毛澤東和斯大林這兩位國家領導人理所當然是會談的中心。
一次會談中，斯大林說自己曾看過陳伯達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並且稱讚說寫得很不錯。還沒等翻譯把斯大林的話譯出來，懂俄語的陳伯達就露出了笑容，自己的著作得到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讚賞，這是多大的榮耀啊！於是，他當即用俄語同斯大林聊了起來。
聊到興起，兩人還頻頻舉杯，互致祝詞。一時間，忘乎所以的陳伯達取代毛澤東成為會談的中心，搶盡了風頭。
在當時那樣的場合下，陳伯達的舉止顯然很不合時宜。
會談結束後，毛澤東立刻派人通知還在興奮不已的陳伯達，下次會談他不用參加了。
大概是因為挨了批評沒麵子，陳伯達一聲不響地搬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去住了，直到幾天後，毛澤東要找他起草文件時才知道此事。毛澤東大為惱怒，立刻叫陳伯達搬回來，並疾言厲色地斥責他無組織無紀律。
雖然毛澤東並沒有因為在蘇聯的事，就將陳伯達從自己身邊調走，但不管怎樣，都會多多少少影響毛澤東對陳伯達的印象。
在政治外交場合，除了國家領導人或者在場的職務最高的那個人之外，其他人都應該自覺地成為“配角”，絕對不應該讓自己成為聚焦點，這是基本的外交禮儀。
而陳伯達的做法顯然是越位了，他以隨行人員的身份搶了“主角”的風頭，挨批評是理所當然的。
雖然每個上級都希望自己的下屬很能幹，但沒有哪一個上級能夠容忍下屬的鋒芒蓋過自己。
同事之間也一樣，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憑什麼你要把功勞全歸於自己？換作你，也不願意隻給別人當陪襯。老這麼下去，同事們就會想：既然你那麼能幹，那所有的事情都由你自己去做好了，我們何必去配合你？
“搶風頭”可能會得到一時的痛快，但結局往往是領導不敢重用、同事不願接近，當所有人都把你晾在一邊、讓你無事可做的時候，就算你再有能力，也沒有用武之地！
想著別人，不搞特殊
不隻聽一個人向我抱怨，在他們企業中，總有那麼一些“不服管”的人：他們要麼是老資格、要麼業績突出、要麼身處比較重要的位置，總想有點“特權”，別人都遵守的他偏不遵守，別人都沒有的他偏偏要給自己爭取，好像不這樣就顯示不出自己的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