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業工程技術
土木工程
建築
中國近代建築史的內容極其複雜，它既包含傳統建築方式的延續與變化，舊城鎮的改造，也包含近代西方建築方式的傳入與發展，以及新興城市的建設活動。但從本質上講，這時期建築文化反映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也是中西建築方式交融的過程。
由於封建社會末期清朝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造成了經濟與技術的停滯，在建築發展方麵也已遠遠落後於西方，不論在建築類型、建築理論、建築設計方法方麵，還是在建築材料、建築結構、施工技術等方麵都不能和歐美先進國家同日而語。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和中國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新興的西方建築方式日益在中國傳播，對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產生了嚴重挑戰，並促使中國近代建築逐步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一）建築新類型、新技術與新形式的出現
隨著資本主義列強在華勢力的深入與鞏固，各國為了滿足其殖民統治的需要，開始在中國的許多城市中建造了一係列新興的西方建築。其中有為政治服務的公使館、領事館、總督公署、巡捕房、工部局、兵營；有為經濟服務的銀行、洋行、海關、飯店、新興商業建築；有為交通運輸及工業生產服務的碼頭、船舶修造廠、火車站、原料加工廠、倉庫；有為其生活享樂服務的娛樂性建築、花園住宅等等。此外，由於交通運輸與商業貿易的發展，許多大城市的人口急遽增加，房荒日趨嚴重，於是為了滿足廣大居民生活需要，一種仿歐洲聯排式住宅的城市裏弄住宅類型便最初在上海產生。這種類型的住宅後來很快在沿海城市流行起來，並且根據中國的城市環境而有一定的變化和發展。
當時的房屋，一般說來，都沒有固定的風格，早期以殖民地式和折衷式居多，逐步又傳來了古典式、羅曼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歐洲村舍式和平房式。從現存的版畫與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在開埠之初，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建造的西式洋房都隻有一二層。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已出現不少三四層的建築。這些建築物多是磚木結構，磚牆承重，木樓梯，木梁板，其造型比例和細部裝飾都不大考究，外牆以青磚砌築，夾有紅磚水平線條裝飾，牆的外表不施粉刷。到二十世紀初時，已開始出現不少五層以上建築，建築藝術也考究多了，外觀已有應用麵磚、石塊和水刷石粉麵等做法，內外裝飾也相應增加，房屋的機械設備也比較現代化，高層建築已應用了電梯。
上海在1843年建於外灘的舊英國領事館和1848年建於金陵東路外灘2號的舊法國領事館都是二層建築，造型仿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建築式樣，磚木混合結構，形式比較簡樸。室內有壁爐，屋頂上有許多煙囪。其中法國領事館在中部還高出一圓頂為三層，主立麵二層均采用了連續的券廊做法。到十九世紀晚期，在上海外灘一帶建造的俄國領事館和德國領事館已都是三層建築，立麵采用連排的券形窗，屋頂上部還設有閣樓和老虎窗。1905年建造的上海舊日本領事館則已達到極其堂皇與豪華的地步，外觀采用西方古典建築式樣和裝飾，在立麵上有突出的柱式和連續券廊，建築材料則為磚石混合，在中部屋頂上還做有方形的曲線穹頂，似帶有意大利文藝複興建築大師帕拉第奧（AndreaPalladio，1508—1580）的手法。
北京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已在東交民巷、台基廠、禦河橋一帶形成外國使館區，區內陸續建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使館、銀行、洋行、教堂、花園洋房和兵營等等。其中以英、美、法、日、俄等國的使館規模較大，四周均有圍牆，內部有廣闊的庭院和各類建築，前麵有莊嚴的大門，建築布局與設計手法往往中西結合，不甚嚴格。如原英國使館，雖大門為雄偉的歐洲文藝複興式樣，但圍牆與院內附屬建築則仍沿用中國傳統形式。原法國使館和日本使館的大門均為不嚴謹的折衷主義建築式樣，雖然都有中央券洞和壁柱、簷口等西方古典建築細部，但手法粗劣，而且還都在大門兩旁設置一對中國傳統的石獅，是中西結合的典型例子。而北京原比利時使館雖規模不及上述幾個國家，但其主體建築則為典型的北歐中世紀府邸形式，複雜的高坡屋頂、老虎窗和許多小尖飾，與簡潔的牆麵、窗戶產生對比，襯托在綠樹成蔭的庭院內，顯得異常怡然幽雅，這無疑是經過建築師精心設計的。
1898年在青島建造的舊德國總督公署則采用歐洲古典複興時期的公共建築形象，平麵的中部與兩端突出，造成在水平方向劃分為五段，內部為單麵走廊式布局。立麵造型嚴謹，高四層，頂層部分為閣樓，上麵還設有一排弧形的老虎窗。建築主體部分的立麵為二層連續券廊，正中部分有一寬闊的券門，入口台階直上二層。建築外部為石牆，內部應用鋼骨包混凝土結構，頂上為陡峭的兩折形孟薩式屋頂，紅瓦屋麵，頗能表達莊嚴的氣勢。此外，1861年建造的武漢前英國領事館則是采用英國花園式住宅的例子。
上海江海關建築的變化過程可以說明公共建設的發展情況。1857年在漢口路外灘建造的上海江海北關還是一座古廟式的建築，前有牌坊，主體建築為二層傳統形式，上麵還高出一個三層的小閣樓。186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中國江海關全由外國人管理，江海關的建築也由外國人負責建造。1891年開始擬建的上海江海關關署，由一名英國建築師設計，於1893年落成。由於該建築是由英國人設計的，所以建築物帶有英國哥特建築風格，主體高三層。該建築“前麵以鐵欄圍繞，入其門，地甚廣，可以方軌並馳。由南首石梯曆級而升，……梯傍有石獅，蓋仿中國衙署式樣也。中央有鍾樓。屋頂並設有避雷針。各處玻璃窗裝在外麵，百葉窗裝在內，為防日曝雨灑之用。……又有暖氣設備，天寒時便可滿室溫和”。
新式旅館是近代出現的一種重要公共建築類型，從平麵布置、建築形式到結構做法都與中國傳統客棧迥異。1866年在上海英租界建造的前彙中飯店，高三層，造型是仿歐洲十九世紀的折衷主義建築做法，磚木結構，外牆為磚砌，每層均有白石簷口線腳裝飾。1906年，前彙中飯店的三層建築被拆除，重建新樓，高六層，是當時首批上海高層建築之一。新樓主體局部應用了鋼結構，其餘仍為磚木結構，內部已裝置電梯設備。它的立麵外牆為紅磚所砌，每層均有線腳劃分，窗間牆為白色麵磚裝飾，總體造型帶有折衷主義建築風格。比這座建築略早幾年在北京長安街上於1900年落成的北京飯店舊樓，是由法國人投資建造的。建築物主體高七層，鋼骨架外包混凝土結構，電梯設備齊全。正立麵為土紅色麵磚貼麵，並在適當部位做有簷口、陽台等古典細部裝飾，總體造型新穎簡潔，氣勢宏大，因而形成為當時北京新建築的重點。本世紀初在北京建造的六國飯店（後改為國際飯店），外觀則完全仿法國古典主義建築形式，手法嚴謹，立麵主體部分為三層，底層做成基座狀，二、三層用通長的柱式與窗間牆連成整體，頂部為陡峭的兩折形孟薩式屋頂，上麵開著一排老虎窗，裏麵設有閣樓作為輔助用房。這座建築的設計可算是外國建築師的精心之作。
此外，在這段時期中，資本主義列強在我國建造的洋行、銀行、工部局、俱樂部更是與日俱增，這些建築多半是采用西方古典建築形式或歐洲中世紀的建築手法，一般說來，早期比較簡樸，後期則規模逐漸增大，設計也豪華精致得多。例如上海彙豐銀行在1867年、1880年、1923年三次興建的大樓中，就可明顯看到其發展的過程。如在1880年建造的彙豐銀行隻不過是三層的折衷主義小型建築，而到1923年落成的彙豐銀行新樓則已是赫赫有名的六層石砌外牆的古典大廈了。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上海的洋行已有41家，最出名的是上海怡和洋行，位於今北京路外灘，當時建築規模已很宏大，高三層，內部有壁爐，外觀為殖民地建築風格，入口有古典柱式的門廊。本世紀初已改建為六層大廈。其他如天津的舊義品放債銀行、天津舊英國工部局、天津舊日本領事館、天津舊德國俱樂部（1907年）、上海前市政廳大廈（1864年建，已拆除）、上海舊旗昌洋行（1898年）、上海東方彙理銀行（1898年）等都是本時期比較典型的西式建築實例。
（二）天主教與基督教建築的廣泛傳播
1840年以後，西式教堂便在各地不斷出現，教堂式樣也隨著傳教士的修養與興趣而有所不同。
羅曼式教堂：亦稱羅馬風教堂，這是十至十二世紀流行於歐洲的一種教堂建築風格，平麵呈拉丁十字形（長十字形），以山牆麵為主要入口，特點是立麵應用一些古羅馬建築的細部，但不甚嚴謹，門窗頂部均用半圓形券，屋頂內部天花為石砌半圓形肋骨拱結構，外部覆蓋有高坡屋頂。早期在中國出現的西式教堂常采用這種型製。1847—1853年建造的上海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略（St.FransisXavier）教堂為現存最早的一座西式教堂，它是羅曼式與巴洛克式混合的教堂。當時該教堂為羅馬天主教耶穌會常駐遠東大主教的駐節座堂所在地。設計人為西班牙傳教士範廷佐（FerrandJean），監修者為羅禮思（FlelotLouis）神父。教堂平麵為羅曼教堂常用的拉丁十字形，內部用柱墩分成中廳和兩個側廊，中廳較高，側廊略低，內部天花都是做成羅曼式半圓形的肋骨拱頂。但其拱頂結構卻不像歐洲羅曼式教堂那樣是真正由石料砌成，而是用木骨構成輪廓後，再在外部粉上灰泥，形似拱券，這可能是當時中國工匠尚未掌握西方這種拱頂的建造技術，隻求外貌相似。因此門窗都開得較大，並且在窗間牆處不設磚扶壁，這是由於假拱頂沒有側推力的緣故。教堂的立麵則帶有意大利巴洛克教堂手法，山花部分應用了一些柔和的曲線，兩側各有一個高起的小鍾樓，造型端莊而又富有變化，是早期教堂建築的精美實例之一。1860—1861年在上海法租界四川南路建造的洋涇浜天主堂，原名為聖·約瑟堂（St.JosephisChurch），是較典型的法國羅曼式建築，磚木結構，設計人和監造者均為羅禮思神父，正立麵山牆頂上設有三座尖塔，下麵有一圓形的玫瑰窗，整座建築造型精美別致，尤其是側麵牆上的彩色玻璃花窗特別引人注目。此外，1870年建成的南京石鼓堂路天主堂及1894—1898年在上海郊區佘山建造的佘山修道院、四川彭縣白鹿鄉的天主教堂、1933年建造的青島聖米厄爾天主堂等等，都是典型的羅曼式教堂。
哥特式教堂：是十二至十四世紀盛行於歐洲的一種教堂建築風格，起源於法國。平麵內部常有一個中廳和一二個側廊，盡端有半圓形的聖壇，主入口在正對聖壇的山牆麵，上麵有巨大的圓形玫瑰窗。建築特點是用尖券、尖拱和骨架結構，外部有明顯的扶壁和飛扶壁，立麵上一般有三個層層退進的尖券門，兩個對稱的鍾塔，或集中為一個，體形高聳，屋頂上還有許多小尖飾，牆麵常做有宗教故事題材的裝飾，表現了超塵脫俗的宗教思想。建築四周的窗戶較大，多用彩色玻璃鑲嵌畫裝飾，富有神秘寧靜的氣氛。這種教堂式樣在我國天主教與基督教建築中均常采用。1703年在北京蠶池口建造的天主教舊北堂就是采用哥特式，1887年因皇室擴展宮廷，舊北堂被拆除遷建於西什庫，1888年建成，俗稱西什庫教堂，亦稱新北堂，仍然采用法國哥特教堂型製。它是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建築牆身全用城磚砌築，表麵用漢白玉石料裝飾細部，做工精致，形象準確，但教堂前的平台欄杆、石獅和一對碑亭則為中國傳統舊製，形成中西結合的布局。1863—1888年建於廣州的石室聖心教堂是我國近代最典型的法國哥特式天主教堂之一，尖塔高58.5米，居全國所有教堂之冠。中國最傑出的哥特式天主教堂當推上海的徐家彙天主堂，它也是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原名聖依納爵天主堂，係法國天主教神父南格祿（GottelandClaude，1803—1856）和法籍教士梅德爾（LemaitreMathurin，1816—1863）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創建，光緒初年，開拓舊址，重建新堂，1910年10月23日舉行落成大典。新堂平麵進深79米，麵闊28米，中間最寬處達44米，塔高31米，規模宏大，成為上海一重要建築物。禮拜堂的大門朝東，正門兩側有高聳的塔樓，幾裏之外已能望見。禮拜堂內部為哥特式的骨架券結構，牆麵主要為紅磚所砌，牆基勒腳用有一部分青石，線腳、花飾、雕刻均為白大理石做成，塔頂則為淡紫色的石片瓦，整座建築體形高大，色調和諧古雅，細部精致秀麗，給人以神聖、崇高的印象，故被稱之為“中國教堂之巨擘”。在基督教教堂中亦不乏哥特式建築的佳作，比較傑出的例子為上海聖三一教堂，俗稱紅禮拜堂，是上海現存最早的基督教禮拜堂。教堂位於江西路，1866年奠基，1869年落成。建築師為英國人史浩德（GilfertScott）與凱德納，承造者為番漢公司。該教堂原為外國人禮拜之用，教堂型製為英國鄉村哥特教堂式樣，外觀非常秀麗，禮拜堂內部呈拉丁十字形，在中廳與側廊之間設扶壁與尖券門窗，廳內天花亦做成骨架形的六分尖拱，用木構仿石工做法。堂內兩側的彩色玻璃花窗，每扇均為紀念有功於教會的人士，構圖與做工均極精致。1891—1893年間，又在教堂前增建了一座方形鍾塔，體形高聳，已成為教堂的重要標誌。此外，如1899年在上海新閘路建造的聖彼得堂、1900年在天津泰安道建造的基督教禮拜堂（安格利教堂）、1897年重建的天津望海樓天主教堂也都是采用哥特式的實例。
文藝複興式與巴洛克式教堂：歐洲文藝複興建築思潮流行於十五、十六世紀，主要提倡人文主義與古典建築型製；巴洛克建築風格則流行於十七、十八世紀，強調在古典建築形式上自由變化，並常在造型上應用大量曲線與曲麵。這兩類風格的教堂在我國亦為數不少。北京八麵槽天主教堂就是典型的仿文藝複興式教堂實例。該堂原名聖若瑟堂，俗稱東堂，1655年由利類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創建，1720年毀於地震，1885年重建成為文藝複興式教堂，麵西向，立麵上采用了嚴謹的西方古典柱式和分層的簷部，頂上還做有鍾樓和突出的穹頂。不久該堂又被毀，現存的東堂為1905年所重建，基本上按原樣修複，總體造型尚嚴謹，隻是兩側略有修改，細部摻有中國傳統建築的手法，做工也比較粗糙。1904年重建後的北京宣武門天主教堂，原名聖母無染原罪堂，俗稱南堂，則是一座帶巴洛克風格的教堂，造型活潑秀麗，建築外牆全為青磚砌築，立麵上應用了明顯的卷渦和曲線裝飾，山牆頂部與入口上部的小山花也都做成對稱的卷渦狀，而裝飾細部也帶有一些中國傳統建築手法。此外，在有些城市還出現了帶俄羅斯建築風格的東正教堂，典型例子如哈爾濱道裏的東正教教堂（1901年），上海新樂路東正教教堂（1931年）等。
教會學校與醫院：起初多沿用中國傳統建築型製，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一部分學校與醫院已開始應用現代建築技術，但仍保持中國宮殿式建築屋頂形式；另一部分則直接移植了歐洲建築式樣，為新式學堂和醫院建築開辟先例。例如1888年，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的傅羅到南京幹河沿創設彙文書院。同年建有三層西式教學樓，南麵中間還建有五層鍾樓，外牆全部用青磚砌築，內部為木結構，該建築目前仍保存完好，即現在金陵中學的鍾樓，它是南京最早的三層西式樓房。後因屋頂失火，故將主體建築改為二層，原三層部分改為閣樓，設有老虎窗，並將原兩折式屋頂改為四坡屋頂，鍾塔部分原為五層，後改為四層現在的樣子。現存的這座建築平、立麵對稱，鍾亭在最高位置，顯示出莊嚴肅穆的效果。立麵簡潔樸素，二層間有線腳裝飾。根據現存建築的特點分析，該建築形式屬美國殖民期的建築風格。1898年，彙文書院又在鍾樓兩旁建有教堂、西教學樓等三座建築，均按西方建築型製，亦為南京仿西式建築做出楷模。此外，在成都已於1907年建成了四層的四聖祠醫院，亦為教會所辦，外牆全用青磚砌築，但在柱頂、券麵等某些局部則點綴有紅磚作裝飾，也是該時期常用的手法。
（三）洋務派與民間仿洋式建築
1840年以後，洋務派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也在江南一帶建造起一批最早的工業建築。如上海的江南製造局和江南造船廠的廠房，南京的金陵機器局、金陵船廠、金陵火藥局的廠房等。這些廠房均為二層磚木結構，屋頂用三角形木桁架，並輔以鋼結構拉杆和鐵件，外牆用青磚砌築，這是與當時歐洲紅磚廠房不同之處。其中金陵機器局廠房現在還保持著原貌。
除工業建築之外，洋務派還建造了一批大型民用建築，如火車站、郵電局、國會、谘議局、勸業會場、學堂等等。較典型的例子如：京山鐵路北京車站（1893年，現為北京前門車站），北京的舊國會（1908年，現為新華社），北京的萬牲園大門、暢觀樓（1906年，現為西郊動物園），北京的舊陸軍參謀本部（1908年，現為北大醫院病房），清華學堂（1911年），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英籍教員樓建於1890年），兩江師範學堂（1905年），江蘇省谘議局（1908年），以及清兩江總督張人駿的西式花廳（1910年建，現為孫中山辦公舊址）、上海前市政府（1864年建，現已拆除）等均是。
在民間，許多店鋪和住宅的門麵也自發地模仿西洋建築形式。當時所謂的“洋式門麵”多半都帶有巴洛克建築的裝飾，也有一部分是其他式樣。這類例子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與沈陽中街一帶到處都可見到。
所有上述洋務派建造的一些公共建築與民間的仿洋式建築中，隻有江蘇谘議局、湖北谘議局與清華學堂建築造型嚴謹，外觀為歐洲文藝複興建築式樣，目前保存得也最好。其餘建築多半都是在西式門麵上摻雜著濃厚的中國傳統裝飾。如舊國會大廈、萬牲園大門等都在巴洛克門麵上雕刻著雲龍裝飾。北京前門車站則是一座比較典型的西方折衷主義建築，並有高聳的鍾塔，但在拱形候車廳正立麵的兩邊也刻有明顯的中國升龍圖案。在一些民間的“洋式門麵”上，還常常雕刻著獅子滾繡球、福祿壽三星、劉海戲金蟾以及中國的卷草、葫蘆等裝飾。這些特殊情況的出現都是與當時晚清文化的總方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分不開的；同時也有當時工匠習慣於迎合中國人傳統習尚的關係，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在建築上的反映。
水利
自1840年至1919年八十年間，隨著西方現代科學技術的傳入，中國的水利科學同其他許多學科一樣，經曆了由傳統的技術向近現代技術的過渡。這一時期，引進國內的新技術主要有：
（一）河道測量
測量是水利工程規劃設計的基礎，我國在清初康熙時，就有全國性的三角測量。鹹豐十一年（1861）英國海軍測繪長江航道，根據此次的測量成果，9年後繪製了長江計裏全圖。同治二年（1863）兩江總督曾國藩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命測繪長江自湖南巴陵以下至上海崇明海口長江河道圖。光緒十五年（1889），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吳大澄在開封設立河圖局，進行河南閿鄉至山東利津海口的河道測繪工作，光緒二十五年（1899）天津武備學堂學生施測了山東曹州至利津黃河下遊河道。
我國具有實用意義的河道地形測量則開始於近代，應用於水利工程，約在民國初年。
宣統三年，張謇設江淮水利局於清江浦，用新法實測淮、運及沂、沭、泗水道，有平麵及斷麵各圖，還有水位、流量的測量，並有完整的測量圖表及報告。這次測量後所繪的圖2500多幅，圖說1000多份，表25卷，在水利測量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1916年，江淮水利測量局又以舊黃河口平均水位為假定零點高程，實測各處河湖底的海平，這是海拔在淮河測量史上的首次使用。1917年，江淮水利測量局對淮河進行第二次測量，測量工作從該局上屆測量止點五河縣開始，持續上溯至桐柏主峰胎簪山止，全長760餘公裏，曆時一年半。1919年，張謇依據曆年來的測量成果，發表了江淮水利計劃書。在此前後，華北各河流，長江、珠江等河也先後開展了作為水利規劃前期的測量工作。
（二）水文測驗
近現代水文測驗技術取得了根本的變化，表現為：測驗工具及計算方法的更新，定量連續的觀測，水文測驗作為水利規劃的依據，測站大量增加，先進的測驗手段不斷引進，觀測的內容也逐漸豐富。鹹豐十年（1860）上海海關在長江口外吳淞口設置潮位站。同治四年（1865）漢口的長江幹流也設置了水位站。光緒六年至三十年（1880—1904）福州、廈門等地還先後設置了潮位站和雨量觀測站。
（三）施工機械和通訊設備
現代施工機械的引進對提高工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早在光緒初年，福建烏龍江上就首先使用挖泥船疏浚河道。清末時，黃河淤積嚴重，決口不斷，有人建議采用機器挖泥船疏浚黃河。光緒十四年（1888），在黃河鐵門關以下河口段采用挖泥船疏浚，但是由於船吃水太深，使船體擱淺無法行進。光緒十七年改用輪船帶傳統疏浚機械混江龍，但效果也不太理想。另外，海河工程局、上海浚浦局也有多艘各種式樣的挖泥船。光緒十二年，上海江南製造局開始參考外國圖紙試製挖泥船。
光緒十九年（1893），薛福成建議各省在大江大河沿線架設專用電話線，將有線通訊用於江河防汛。稍後，永定河設置了報汛專用電話線。山東河防局於光緒二十八年開始設置了電訊機構，架設電話線路，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兩岸已架線長700多公裏。報汛電話的使用，改變了曆史上“飛邊報情”，人與水搶速度的狀態，大大提高了報汛速度。光緒十四年，黃河河南長垣、山東東明堤防段施工中始用小鐵路運輸土料。同年鄭州堵口、次年山東章邱堵口，都采用了小鐵路運輸材料，工效提高好多倍。此後，黃河歲修和堵口搶險都普遍采用小鐵路。電燈照明也在黃河河工中使用，大大改善了施工條件。
（四）水力發電
1912年（一說1913年），在我國雲南滇池地區的螳螂川建成我國第一座水電站。這座水電站於1908年醞釀籌建。當時滇越鐵路自越南修至雲南，法國以鐵路沿途用電為理由，要求在滇池出口處之螳螂川上設水電站，雲南恐利權外溢，決定集官商股份自辦，定名為商辦躍龍電燈股份有限公司，電站即由躍龍公司主持興建。電站設計者是德國人，電機也是從德國進口的，1912年建成發電。民國早期還在四川金堂、瀘縣、康定等地修建了5座小電站，總發電量300千瓦。這一時期是我國水電事業的初創和起步時期。
此外，在張謇的倡導下，1915年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在南京成立，校長由李儀祉擔任，完全采用西方教學方法辦校。它是我國第一所專門培養水利工程技術人員的學校。
能源
電力
十九世紀末葉，電力工業開始傳入中國。中國生產和使用電能的年代，與歐美一些國家相比較並不晚，但由於長期政局動蕩，戰爭迭起，電力的發展曲折緩慢，大大落後於一些工業發達國家。
（一）電力工業的發展
從1882到1911年，英、法、德、日、俄等國商人，在各國政府支持下，在上海、香港、廣州、天津、北京、大連、青島、漢口等二十餘個城市，相繼興建了約30座電燈廠（公司）。與此同時，中國官僚、民族資本工商業者，在上海、寧波、杭州、福州、汕頭、蘇州、鎮江、蕪湖、武昌、重慶、成都、昆明、開封、長沙、濟南、煙台、太原、吉林、滿洲裏、齊齊哈爾以及台灣台北等30餘城市也相繼開辦了40多座電燈廠（公司）。這一時期建成的近80座電廠的發電設備總容量約有37000千瓦。據其中30座電廠統計，發電容量22767千瓦，外資和民族資本經營的各占50.9％和49.1％。
1919年2月出版的《電界》第39期，內有全國電燈公司統計表，其中經清郵傳部立案的電廠有11座；經民國交通部立案的電廠有62座；未經交通部核準立案的電廠有42座。全國共有115座電廠，其中88座電廠總容量為21589千瓦（另27座電廠統計表中未填容量，也未列入外商所建電廠）。另據《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中第904頁：“1903—1947年曆年華商發電容量、發電度數”記載，其中1903年全國電廠總容量為300千瓦，到1919年增加到28615千瓦。
以上資料表明，中國電業發展初期的27年（1882—1919）中，民族資本辦電已有一定規模，除通商口岸城市外，各省城以及商業興盛城市幾乎都創辦了小型電燈廠（公司）。以下簡述中國電力工業萌芽時期最早辦電的幾個事例。
1.中國最早的電廠。
中國最早出現電燈和興辦電業，發生在上海租界。清光緒五年（1879）4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電氣工程師畢曉甫（J.D.Bishop），在虹口乍浦路的一幢外商倉庫裏，以一台10馬力（7.46千瓦）蒸汽引擎帶動直流發電機發出的電能，點燃了炭極電弧燈。這是電能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應用。
中國興辦公用電業始自光緒八年（1882）。英國商人李德（R.W.Little）等招股籌集白銀5萬兩，創辦上海電氣公司（ShanghaiElectricCompany），在南京路江西路西北角31號A（原為老同孚洋行住房後的倉庫，今南京東路190號）建設發電廠，安裝一台購自美國的16馬力蒸汽機以皮帶拖動的發電機。同時在南京東路、江西中路的轉角圍牆內豎起了第一根電杆，再沿外灘至虹口招商局碼頭的街道旁立杆架線，串接15盞電弧燈，於7月26日下午7時正式供電。翌年，發電機組遷裝到乍浦路41號，另建新廠，擴建了從英國購進的2台蒸汽發電機組，可供40盞電弧燈用電。6月，上海電氣公司與公共租界工部局簽約，在外灘、南京路、百老彙路（今大名路）3條街道旁安裝電弧燈，淘汰了煤氣燈。
上海電氣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公用電業之一，與1875年在法國巴黎北火車站建成的世界首座火電廠相距僅7年。由於經營管理不善，1888年，上海電氣公司破產，後由董事長魏特摩（W.S.Wetmore）等另招股集資，在乍浦路41號原址成立新申電氣公司（NewShanghaiElectricCompany）。1890年，從英國購進1台25千瓦單相交流發電機（頻率為100赫茲），配以雙缸凝汽式蒸汽機；並引進新型戶內交流白熾燈，電壓100伏，亮度采用8—500燭光，由用戶自由選用，比電弧燈使用方便多了。繳納電費由過去按燈頭計價，改為按電能實耗收費，因而深受市民歡迎。1891年，上海市民家中陸續裝用白熾燈。翌年，外灘一帶的155盞煤氣燈都改用白熾燈。不到兩年時間，裝用白熾燈總數達2895盞，公司的經營效益迅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