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農業和農學技術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封建國家，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在整個經濟部門中占著絕對統治地位。男耕女織，個體經營，生產技術落後等，構成了傳統農業經濟的基本狀況。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傳統農業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這一方麵表現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呈現出衰落的狀況；另一方麵表現為在外國資本入侵的衝擊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中國農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傳統農業經濟的衰落
“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曾經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到封建社會後期當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後，這種生產方式的落後性日益暴露出來，成為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形式。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小農經濟不僅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絕對統治地位，而且呈現出日益衰落的趨勢。這種狀況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和僵化。
晚清時期，地主階級的土地占有製仍然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經濟製度。農業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與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屬於封建國家所有，民田屬於地主或自耕農所有。由這種土地占有製而導致的土地兼並及土地集中的現象，在鴉片戰爭以後不僅沒有得到遏製，反而更為變本加厲。清朝皇帝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掌握著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內務府所轄官莊數量有限，如近畿官莊隻有132處。到光緒朝中期，據內務府會計司統計，由內務府管轄的官莊共886個，占有土地3360965畝，僅畿輔一帶就有官莊373處，有地758739畝。依靠鎮壓太平天國而崛起的一大批“軍功”地主，大都夥同當地豪紳巧取豪奪，暴發致富。兼並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舉。以合肥為中心的皖中地區，許多土地落入淮係軍閥官僚的手中。如總督張樹聲、提督張樹珊兄弟，巡撫劉銘傳，提督周盛傳、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穀在2萬石至5萬石不等。最大的地主還是李鴻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東鄉原籍的土地就有50多萬畝，占該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在擴大地主土地所有製的過程中，除了皇族和貴族、官員外，一般地主、商賈、高利貸者等，也是兼並土地的積極參加者。土地兼並的結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產資料，大大加強了大地主土地所有製，激化了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對農業生產造成了直接的威脅。
戰爭和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也是構成中國近代農業發展遲緩的重要因素。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黑暗統治，中國社會危機嚴重，矛盾激化，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僅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前，東西方列強就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較大的侵略戰爭。這些戰爭給中國造成極大的破壞，尤其對農業經濟的破壞更為嚴重。發生於鹹豐、同治兩朝的內戰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破壞是無法估量的。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廷動員了全國的兵力，對起義者大加殺戮。這場戰爭不僅延續時間長，而且波及到全國大部分地區，使一些城鄉變成廢墟，大量人口死於戰亂，成千上萬畝良田荒廢。據統計，在嘉慶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曆朝各省耕地麵積均呈逐年擴大的發展趨勢，如順治十八年（1661）為5492577頃，康熙二十四年（1685）為6078429頃，雍正二年（1724）為7236429頃，乾隆三十一年（1766）為7807156頃，嘉慶十七年（1812）為7913939頃，而到鹹豐元年（1851）則下降為7716254頃，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為7703515頃。直到14年後的光緒十三年（1887）才達到8477606頃。顯然，鹹豐、同治兩朝各省耕地麵積的大幅度減少，是這個時期戰亂影響的結果。
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也是導致晚清農業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晚清的災害種類主要有水、旱、震、風、蟲、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災、旱災次數最多，危害也最大。據有關統計，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統三年（1840—1911）間，我國發生較大的水災共236次。黃河、長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經常發生水患，不僅淹沒了大量農田，而且禍及城鎮。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年8月）河南開封南廳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黃河堤防決口，不僅吞沒了大量村莊，而且水迫開封，圍困開封城達8個月之久。我國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災亦甚頻繁。王先謙在光緒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折》中說：“兩江兩湖兩廣，大水成災，為數十年所未有。自臣鄉來者言，湖南省城西關外，水與屋齊，城內半通舟楫。男女露處啼號，慘動心目。常澧一帶，淹斃萬餘人。各省災民，流離道路，情形大略相同”。光緒三年（1877），中國北方發生了空前嚴重的大旱災。受災地區波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東部分地區，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餘裏，饑民至五六百萬口之多，大祲奇災，古所未見”。由於我國當時社會生產水平低下，廣大民眾抗災禦災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敗壞，各級官員並不盡心組織民眾禦災，甚且吃災賣荒，這就大大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破壞力，對農業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摧殘。
除此以外，中國傳統農業還麵臨著技術條件差，耕作方式落後的嚴重問題。一位外國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區種植情況以後說：
是處播植，如所見小麥、油菜、蠶豆各種子，並不選擇堅好肥碩之品；甚至雜有草種，亦不剔除。最為可異，其所用農具，頗欠精良。……所見棉花較美國遠遜，其故殆由排種太密，不知選子，且地氣嫌太濕、太冷、太酸。見耕地之法似欠講求，所用齒鈀、鋤、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細；所用耕牛大車，蹇緩無力。外國耕地多用馬，中國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壯健之牛，或一犁雙牛，較可得力。至農具尤亟應改製精良，庶幾事半功倍。這種說法大致反映了鴉片戰爭後中國農業生產的一般狀況。農業技術的低下決定了農作物產量的低下。在許多地區生產不足或產量遞減的情況十分普遍。耕畜減少、肥料缺乏、土地貧瘠等問題時時困擾著廣大農戶。農作物產量長期徘徊在較低的水平，甚至還出現遞減的情況。江蘇鬆江府，“嘉道前，每畝（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錢七八十文。……及爾年收數日薄，售日賤，以致生計漸蹙，戶口蕭條”。另據《各省曆年夏季收成分數統計》顯示，直隸、河南、山西、陝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間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鹹豐以後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從鹹豐十年至宣統三年（1860—1911）連續51年收成僅有五成。安徽則從同治八年至光緒二十三年（1869—1897）連續28年隻有五成的收成。中國傳統的小農業本來就經濟實力薄弱，技術水平落後，生產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階級土地兼並，內外戰亂破壞及自然災害的侵襲，更形雪上加霜，發展艱難，出現衰落蕭條自難避免。
外國資本的衝擊和自然經濟開始解體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曾有過頑強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時間內起了一些延緩作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由於腐朽的清皇朝與外國侵略者的勾結，並且日益成為外國侵略者的統治工具；資本主義各國在中國權益的擴大和經濟侵略活動的加強，為擊破中國自然經濟結構創造出比以前更為有力的條件。再加上買辦階層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對中國自然經濟的競爭力，自然經濟則處於不利境地，逐步退卻，並且普遍開始了解體的過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麵，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麵，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1.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與農業的分離。
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手工棉紡織業的生產主要是與小農經濟相結合，以家庭手工業形式進行的，這種“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結構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核心。因此，中國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衰落與農業的分離，是自然經濟解體的主要標誌。小生產競爭不過機器生產，一定要被機器大生產擊破。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商品傾銷和原料的掠奪，手工棉紡織業便在全國許多地區出現了開始解體的狀況。中國農村手工棉紡織業解體的過程，大體經過兩個步驟：首先是洋紗代替土紗，即手工紡織業者放棄手紡，從而使手紡與手織業分離；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織業與農業分離。
從鴉片戰爭，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由於外國廉價機製紡織品的傾銷開始廣泛解體，標誌著中國二千多年以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若按照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一般是在手工業中，由小商品生產經過工場手工業過渡到大機器生產，其中工場手工業在資本主義工業形成的發展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它為大機器工業準備了分工和市場的基礎。因此，自然經濟解體後手工業與農業分離，會使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得以發展，而且自然經濟解體得充分、解體得越快，這種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速度也會越快、程度也會越高。然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沒有出現過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階段；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打擊之下開始的，中國的手工業被破壞，大部分遭到破產或消滅，使中國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失掉了生長的基礎，失去了成長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並由此過渡到大機器工業的可能。中國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資本主義發展。因此，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引起的重大變化就是堵死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正常道路，使解體後的農村經濟具有明顯的半殖民地性質。
2.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
鴉片戰爭，尤其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手工棉紡織業被破壞，廣大農民被迫到市場上購買洋紗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等工業品，不得不在農業中經營某種商品作物以換取貨幣；出口的激增使農民擴大種植那些市場需要的農作物，尤其某些手工業原料的農產品。結果，小農經濟日益與市場聯係起來，農業生產商品化發展成為自然經濟解體的另一方麵重要表現。
農業生產商品化發展，主要表現在茶、桑、煙草、豆類和罌粟等種植的擴大和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為例，鴉片戰爭前後，國內用棉還靠印度輸入補充，六十年代後，印度棉花被美國大量吸收，中國進口棉花來源減少。不久，日本興起機器棉紡織業，到中國收購棉花，使中國棉花出口劇增，從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兩增到光緒十七年（1891）的3841129兩，光緒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02661兩。棉花從入超轉成出超。需要的增長和棉價的提高，促使棉花種植的擴大。原來產棉較多的江蘇、浙江、河北、山東等省，種植麵積更為擴大，像鬆江府，所屬州縣“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占十中之二”，原來不種棉花的華亭縣也開始“改禾種花”了；以前種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麵積幾乎年年擴大；一些向來專門從事養蠶植桑的人也都兼種棉花。種植商品化發展最快的是罌粟。鴉片戰爭，尤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合法化，為鴉片銷售提供了市場。腐朽的清政府完全喪失禁煙能力，卻鼓勵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因此罌粟種植日益擴大，很快普及全國各省，尤以西南為甚。鹹豐六年（1856）時，罌粟在雲、貴、川三省已經“連畦接畛”了；當時“川東無處不種罌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賣鴉片煙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蘇皖浙省，年產煙達7萬擔，煙田230萬畝；山西幾乎“無縣無之”；東三省“種罌粟者不下十之六七”。罌粟的種植完全是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販毒的直接結果，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極其嚴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農田，排擠了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生產，許多產糧區成了缺糧區。如素稱沃野糧倉的陝西渭南地區，就因為“遍地罌粟”成了缺糧區，而“不得不仰給於渭北”。同時罌粟最耗地力，種了罌粟之後的良田，即令改種糧食和經濟作物，收獲也要銳減。其次是摧殘了社會生產力。全國種植的罌粟所製煙土，絕大部分是內銷，隨著種植麵積的擴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農民染上吸毒嗜好，嚴重損害了身體健康，變得“黃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勞動人民因吸食鴉片傾家蕩產。
糧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經濟狀況的重要標誌。鴉片戰爭前，糧食作為商品已經廣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糧食貿易都是在城鄉、地區間較小範圍內進行的交換，數量亦不大，商品率隻占總產量的10％以下。鴉片戰爭後，由於擴種經濟作物占用了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這些發展經濟作物地區對外地糧食需要的增加，如原來是餘糧區的浙江餘姚，因為棉花、罌粟種植較多而成了缺糧區；以產棉為大宗的江蘇南通“稻則不足供一邑之食”，隻好仰仗他鄉輸入糧食；原來就缺糧的山西、陝西、河南、甘肅等省因為棉花、煙草、罌粟等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不得不遠從江南、東北輸入糧食；廣東則靠越南、緬甸每年輸入百萬石大米維持。隨著通商口岸的開辟和這些商埠經濟的發展，上海、武漢、廣州等中心城市的興起，亦增加了商品糧的需求量，這些為糧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場條件。一些地主、商人為了購買洋貨也大量出賣糧食，經營糧食投機生意，促進全國糧食更廣泛規模和更大數量的販運。產糧較多的湖南、四川成為長江下遊各省和華北一些地區商品糧的重要來源，重要城市如長沙、武漢等便成了全國有名的糧食集散中心。此時糧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從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40—1894）全國糧食商品率由10％增長為16％，說明商品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長。然而，這一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卻是外國資本主義破壞城鄉手工業和加緊掠奪農產品，尤其所需要經濟作物原料的結果，從總體上說，中國農產品商品化過程緩慢、程度不高，未成為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因素，而且還帶有明顯的半殖民地特征。
綜上所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憑借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攫取的一係列特權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侵略和衝擊，是中國自然經濟初步分解的外部條件。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生產既無法與外國資本主義傾售的商品競爭，也無法長期阻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衝擊；航運、鐵路等交通事業的發展、城鄉經濟聯係的加強，又促使商品經濟也在初步發展的情況下進一步改組，這是中國自然經濟逐步分解的內部根源。從鴉片戰爭後，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以“男耕女織”為核心的中國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但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特別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其他城市手工業也遭到破壞，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因而依賴於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麵，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這正是中國農業經濟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標誌。然而這種情況僅僅是開始，獨立的封建經濟剛剛遭到破壞，還要經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因此這個時期又是農業經濟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開始。
1895—1927的中國農業經濟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和對中國經濟命脈的控製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具有決定性意義。殖民地不僅是最廉價的原料產地和最好的商品銷售市場，也是最有利的投資場所。於是各帝國主義列強對於處在半獨立狀態的中國加劇了侵略和分割活動，他們已不滿足於獲得通商口岸、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等殖民特權，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戰爭手段強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種種限製，獲得投資設廠、修築鐵路、開礦等進行資本輸出的特權了。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除一般的割地、賠款、開商埠外，又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投資設廠。從此，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取得了合法地位，並通過借款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製，繼之而來的是瓜分“勢力範圍”的狂潮，從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年內，中國領土幾乎都被帝國主義劃成了各自的勢力範圍。
各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鐵路修築權和礦山開采權也展開了瘋狂的掠奪，投資修築並控製長達1.2萬公裏的鐵路，向長江上遊和一些內河伸展了航線。外國商品長驅直入，在向中國輸出“過剩資本”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同時，擴大了已有的商品輸出和原料的掠奪。光緒二十七年（1901），列強在聯合鎮壓了義和團為代表的中國人民反帝鬥爭之後，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中國的政治、軍事，控製了財政經濟命脈，為其資本輸出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中國農村經濟的半殖民地化
1.帝國主義侵略下中國自然經濟的加劇解體。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開始以資本輸出為主的經濟侵略，同時繼續擴大商品輸出，在這兩方麵力量夾擊下大大加速了中國農業經濟的解體過程：一方麵更加廣泛深入地破壞了自然經濟的基礎；另方麵則更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第一，耕織結合的進一步破壞。
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後，國內機紗量迅速增長，農戶使用機紗、摻和土紗織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機紗比重也從光緒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長江上遊的四川等地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後進口紗布也急劇增加，說明更多農民放棄紡紗改為買紗，機紗進一步代替了土紗。1913年以後，機織布更深入中國腹地及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光緒二十年（1894）全國棉布消費量中機織布隻占14.1％，1913年已占34.7％，充斥市場的洋貨機布代替了土布。再從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來看，1895—1926年中國進口貿易總值增加700％，農產品原料的出口價值與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則從1873年的2.6％增到1920年的38.4％，充分說明半殖民地的中國已日益成為帝國主義工業品銷售市場和農業原料取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