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從紳士到精英
封麵故事
作者：陳賽
約翰·哈佛銅像是哈佛校園裏最著名的地標
走進哈佛園和它周邊那些殖民風格或新古典主義的建築、羅馬式的公共大廳和哥特式的教堂，還有爬滿常青藤的古老紅磚牆……如果說美國人對哈佛有一種特殊的情結，與這種漫長時光所凝固的尊嚴有很大的關係。借用阿蘭·布魯姆的話來說，那是“一個最沉溺於實際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達的敬意”。
哈佛創立者的意圖至今仍然鐫刻在哈佛中心校園門口的牆上：“在神讓我們安全抵達新英格蘭之後，我們建立家園、提供謀生必需品，設立方便地點好敬拜神，也組建公民政府；緊接著我們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推進學習，並使之延及後代；唯恐當我們的現任牧師歸於塵土時，留給眾教會的是一群茫然無知的牧師。”
當時，乘“五月花號”客船的102名乘客經過兩個多月的海上顛簸，於1620年初冬抵達北美大陸，因為艱苦和疾病，僅有53人活到了第二年的初冬。這些定居新大陸荒野中的第一批移民如此深信教育對他們決心創立的美好社會的重要性，16年後，他們就在一條叫牛津的破街上建造了哈佛學院。140年後，這個世界上才有了美國。
在《哈佛世紀——鍛造一所國家大學》中，作者理查德·諾頓·史密斯認為：“哈佛的創辦為美國建立了自己的大學傳統，這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到美國進行獨立革命，擺脫英國的統治時，每個重要城鎮和差不多每個教派也都有了學院。有些人認為這是危險的趨向，是美國在學校方麵重量不重質傾向的開端。可是後來進修高等教育的方便所帶來的好處，要比入學較難的大學製度保持極高標準的好處有價值得多：它鼓勵多樣化，使美國社會不至於產生單一而狹窄的受教育階級。”
100年前，查爾斯·艾略特，哈佛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長曾說：“在任何社會中，高等教育機構都往往是一麵鮮明反映該國曆史與民族性格的鏡子。”
比起歐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美國人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財富和寄托的野心都是罕見的。他們認為大學應該追求真理，鑽研高深學問，永遠站在理解與反思社會的製高點，同時又希望它能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他們將大學視為一種公平高效的精英篩選機製，將智力上最為出類拔萃的年輕人推送到社會上層，發揮他們的潛力，以便更好地領導這個國家，同時又認為教育應該是關於個人的心智與個性成長的，對每一個普通學生的人生負責，拓寬他們的視野，以便他們以及他們的後代碰到“較少的阻擋他們獲取成功的障礙物”；他們還相信，大眾教育是美國民主的基礎，大學應該為社會培養有責任感的公民——“如果大學教育誤導了學生，吞下惡果的終將是整個國家。相反，如果大學能教會學生準確自如地表達思想，清晰地思考，嚴密地分析問題，富有道德感，對國家大事敏感而有見地，社會將受益無窮。”
哈佛第二十八任校長德魯·福斯特約翰·哈佛銅像每天都會迎來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傳說摸約翰·哈佛銅像的左腳能夠擁有智慧
自從獨立革命第一次將哈佛學院推上了國家舞台後，它作為一所大學與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之間的命運就展開了千絲萬縷的關聯。獨立革命期間，哈佛學院曾經一度關閉，用作軍營。《獨立宣言》的簽名者中有八位來自哈佛，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當時接受了哈佛的榮譽學位。從此以後，哈佛畢業生持續影響國家的政策，八位總統都是哈佛人。
直到今天，哈佛仍是映照美國最清晰的一麵鏡子。一方麵，哈佛——就像美國——擁有巨大的財富和權力、最前沿的科技、遍及全球的影響力。全世界的人千裏迢迢來到哈佛園，摸一摸約翰·哈佛先生銅像的腳，就像他們到美國，總想在自由女神像前留個影。就像這個國家一樣，從很多方麵來說，哈佛都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地方，成功地融合了各種膚色與民族，但它的階級分化也在日益嚴重。“二戰”以後，哈佛在科研上越來越成功，彙聚了越來越多的諾貝爾獎得主，但作為代價，是文科不可避免地衰落，以及本科教育的迷失方向。它對於這個世界越來越強大的影響力，常常伴隨著對於“目的感”以及最初之精神理念的深層的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