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輕生一劍知
——為曹正文“中國俠文化史”序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讀武俠小說。那時候，我仍未曾上學。也就是說，我在還沒正式在學校上課念書識字之前，已在看武俠小說。別忘了，我是生長在服中國大陸本土有一段漫長海陸空距離的南洋（東南亞）的一個半島上，而且，在那半島（馬來西亞——那時還隻叫做“馬來亞”）的一個相當荒僻的小鎮（霹靂州美羅埠）的火車站（俗稱美羅埠火車頭—
—離美羅山城約3英哩半，當時隻有百數十戶人家）的我，能夠感受得到中國傳統文化、民族色彩熏陶，武俠小說，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媒介，一重大的關鍵。
之後，我又陸陸續續、斷斷續續的讀了許多武俠小說，年紀稍長之後，轉而對純文學（尤其是現代詩和文學理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所以對武俠小說的要求與鑒賞，也慢慢嚴格了起來。畢竟是“生有涯”，學海無涯，我不能每一本武俠小說都讀遍、每一部都喜歡，所以就私下作了比較。為什麼我喜歡？何以我不喜歡，喜歡的我就介紹給大家看，不喜歡的就忘掉它。
由於我在小學期間就辦“期刊”，初中時已搞“文社”，到高中畢業前已發展成有十餘分社“忝為當時當地”“人口”最多的民間純文藝社團），辦了數十種刊物，所以，也有不少人受我的觀念所影響。我在學校裏不同的班上也常常“代課——老師沒來或告假的時候，我就選講武俠小說，有時邊講邊創，也有老師賞麵，幹脆邀我“主講”，他們也三五成群，就在“台下”“聽課”，使我的“不自量力”因受鼓勵而變本加厲，終於也執筆寫武俠小說，把同學的名字（當然我喜歡的就寫成忠的、不喜歡就寫成奸的）寫成了小說內江湖中的武俠人物，起先隻在班上傳閱，慢慢變成了在香港的“武俠春秋”連載發表。
這段時期，在我內心裏也不無疑惑。別忘了，我是在海外成長的華裔，我所受的教育，所遭遇的環境，並不常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文化傳統。我們的教育文憑裏，中文決非必語）學程。中學時期，我曾轉校到純馬來（即巫文：是當地的國語）學校去念書，說一句華語（或方言），給學校當局“抓到了”還得要罰款或罰站堂呢。我最先接觸到的武俠小說，提供了我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的根基（當然個中難免有些偏差），這是不可諱言，也不可抹煞的。它終於推動我走向參與中文文學創作的道路。試想，相距那麼遙遠的所在。而我隻是一個小鎮裏的一個小兵，因為通過武俠小說。我終於銜接上中國文學博大精深的根。
我堅信我隻是其中一個。相信有千千萬萬的人，他們在各處各地各個不同的時候。也蒙受過這“武俠文化”甘霖的滋潤，乃至成長茁壯，終於血脈連接，發一分熱，放一分光。
不過，當時我也同樣有攝惑：人人都說武俠小說一味隻知暴力，打打殺殺，無知幼稚，虛妄不實，決非文學——怎麼大家對“武俠小說”的偏見如此之深，但它的流傳又如此之廣？致使罵他的人，也忍不住要看她；不肯看他的人，也決果不開她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例如：報章連載、電台廣播、人們談論得津津有味……）。既然任何作品（就算是打著“文學”旗號的作品）都有瑰寶與糟粕。那麼，我們為什麼沒有評論家來正視這麼多優秀作家寫了那麼多優秀的作品而影響了那麼多優秀讀者的這個事實呢？武俠的傳統，其來何自？什麼是好的武俠小說？什麼是不成功的武俠作品？如果她有不良的雜質，我們是否能把她煉得更好？要是她已有優良的品質，為何我們不予以發揚光大？
那時候，武俠小說的精萃已影響了我做人處世的看法。我也嚐試去建立一套自己的看法。“俠出自於偉大與同情”、“止戈為武”、“俠是知識分子從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指標”、“武者不為俠”、“知行合一、救人於難才是俠？”、“俠是重然諾、守信義、雖千萬人吾往矣”……我也相信武俠小說是中國文學裏的一種獨特類型，而“俠義”亦是中國文化精神中的一種特色。
我深信不止是我，還有我身邊的人（由我影響或非由我影響）乃至我不相識的人，都深受這些武俠小說所描述的情節和觀念所吸引……”
可惜，可是，也可悲的是，一般人仍對她喘之以鼻，認為這類小說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把閱讀這類小說的人視為低級無聊，好像“看武俠小說”竟是一種“罪行”。大家一麵讀他，一麵罵她，一麵笑她，一麵侮辱她，卻並不願意花時間去研究她，並歧視她的存在。
那段期間，正從童稚邁入少年的我，也從武俠的閱讀者進創作者（包括口頭講述）。那約莫是60代初至末的事，金庸、臥龍生、諸葛青雲、金童、金鋒等人小說，已逐漸風靡華人世界。在新馬亦已開始流行。
我把“綠洲文社”和“天狼星詩社”辦至高峰期間，毅然放下一切。赴台進修。由於自己的不甘寂寞，而且確想為中國文學做點事，於是在大學課程的同時。也辦文藝社團，大概花了五、六年的光景，成立了“神州詩社”八部六組，辦了試創山莊。出版過十幾種不同的期刊雜誌，也成立過出版社，雖然出版詩刊、文學刊物是我們的理想和指標，但真正嫌錢的，足以維持我（們）生活費的，卻是武俠小說的推出——包括《神州奇俠》、《血河車》等作品。
這段期限，我們由草創的六人。在短短三、四年間成了三、四百人以上的陣容。亦可算是當時仍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純民辦有組織的文學社團中最具“聲勢”（許或隻是“虛張”）。我因而接觸不少年青朋友，當然，年長、年少的都有，而且每年、每月、每天如是。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階層，在完全不同的行業裏任事，他們大都愛看武俠小說。不過，他們也認為武俠小說非關文學，隻是消遣，隻算娛樂，甚至認為我從事武俠方麵的創作，是對正統文學的一種“高經叛道”的行為。其中有不少本來對我“頗為看好”的師長，為我“誤入歧途”（事實上，我仍保持大量“純文學”：包括詩、散文、小說、評論的寫作）而憂心、惋惜、唏噓和指責。
說真的，我寫武俠小說並非為了生活（在那時候，我正年輕。以當時“形勢”——當然也是“虛張”的——我若為糊口，大可不必選擇”筆耕”這條路子），而是想寄情和舒展自己多年來的抱負和信念。我也遇上好些誌同道合者，他們開始正視武俠小說的特質與成就，也有些頗具慧眼與心得，但他們都“光說不練”，批評的多，理想大高，絕少人真正為“武俠是不是文學？可不可以是文學？能不能成為文學？”懇懇切切、踏踏實實地做些事。
不少大學生，乃至大學教授，甚至詩人、政客、社會名流，都迷上（或曾迷上過）武俠小說，但他們卻照樣看不起武俠小說，也不正視自己曾有這種“嗜好”。這時期，不少人都在寫，但由於她是一種大眾消費品，大家隻忙著粗製濫造，以致武俠小說多如汗牛充棟，目不暇接。隻能算是一種“謀生的工具”，而不是“理想的寄托。”然後認真悉心寫好她的人，顯得少之又少；傑作巨構，更萬中無一。這更促成鄙薄她的人更振振有詞，武俠更成為怪力亂神，暴力血腥（有時還加上妄誕變態色情）的代名詞。在那年頭，盡管古龍已崛起江湖，古龍式的電影輒風行亞洲各地，但她仍給視作“毒草”，“香花”從來不往她頭上戴。
70年代初，我和我社裏的友人。曾在我們的刊物上，（在74、75年間）召開過座談會，討論金庸（當時他的作品仍隻能在“地下”傳閱，仍未“正式登場”於台灣文壇，那當然是非關作品質素，而是其他敏感的政治因素之故）、古龍的作品，引起熱烈也激烈的反應，幾乎把我們文社也視作“毒害人心”的“黑道”。我的《四大名捕會京師》、《白衣方振眉》是在台灣最早以純文學書籍包裝、以“武俠文學”名目推出的武俠作品係列（由“長河出版社”約英在76、77年間出版），非常意外的得到好評，銷量也好，許是因為在這之前，從沒有這樣做過，接著，古龍和金庸等的書，都紛紛以這個“以正視聽”甚至更加華貴美觀的方式推出，從此成了風氣。
在這之前，台灣全省有上千家租書店，他們出租的大都是武俠小說。那種裝訂甚差、設計也不講究、質素更十分低劣的薄薄小冊，甚至連作者版權也從不予尊重，時常張冠李戴，顛三倒四，作品也良莠不齊，盜印翻版，不勝枚舉。我不明白為什麼那麼有群眾支持、消費價值、傳統特質、文化菁華的一種文學特殊類型。卻受到這樣的貶待、歧視和忽略，雖然不知有多少高質素的讀者仍為她瘋狂入迷。
台灣那時候注重現代文學（正統文學當代化的一種統稱）和鄉土文學（台灣本土文學）
的抗爭與對壘，對這種跨越界限、不分階層的作品根本不予重視。我在歧路與迷途上繼續創作和研究武俠小說，惹來不少誹謗號流言。我一直希望有學者從事這方麵的批評、整理，甚至期待有人能深入探討和整理中國“俠”的特質與曆史，到最後，我盼望會有有心人出來為武俠說些話，做些事，然而除了一些作家（例如古龍）仍然為我們寫些好小說之外，最多隻有三數位名士學人，在片章殘篇裏偶然以高姿勢為武俠說了幾句“打抱不平”的話之餘，我委實得不到什麼支援的聲音，隻有孤軍（幸好這種“孤軍”在世界各地、海內海外都有呼應）作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