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與藝術（一）
專欄
作者：劉波
中國曆史，每每在兩個大一統政權之間，會有一段時期的紛紜離亂。秦統一之後，短暫的紛亂，即有漢朝繼起，休養生息之後是長時間的發展和建設。然後有三國、魏晉南北朝之變。今天看秦始皇時期的石刻文字，包括《泰山刻石》《嶧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名篇，雖然曆經歲月剝蝕，字跡渙漫不可辨識。但當時實在都是標準書體，看宋代翻刻的《嶧山刻石》，用今天的話講，就是美術字。原來六國各有各的文字，其中以齊國文字最為另類，最難辨識。統一六國之後，丞相李斯親筆書寫勒石傳世，彰顯了秦威加海內的自負。
漢代文學上是大賦，洋洋灑灑不可遏止，收不盡天下奇珍，說不完眼前風致。漢瓦文“漢並天下”、“海內皆臣”、“永奉無疆”、“與華無極”等佐證了這種雄心。從漢隸張揚飛動的波磔也可以觸摸到那種氣魄和力度。大一統政權的文藝，處處彰顯著標準、規範和規模。到了唐代，書法上就更是一招一式講究到了極致，楷書規範由此建立並推行，後世少有發揮餘地。
魏晉是一個曆史頓挫，漢末的中央政權逐漸被分割消耗，三國歸晉，司馬氏把持朝政，名士少有全者，政治陰雲逼迫士人或者歸隱，或者裝傻，或者服藥，壓抑的精神尋求疏導的出路，現實中一片淒風苦雨，遂在文學藝術中有了廣闊空間。魏晉所謂文藝的“自覺”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看一看王羲之《蘭亭序》中“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那是當時流行的口吻。
五代十國，何等紛擾煩亂的世變，荒誕不經的政治和弱肉強食的邏輯裹挾著人心，片刻的安寧是太奢侈的要求。南唐中主、後主在長短句中找到了自己的心靈寄托。但後主的偉大，是身經亡國之痛尚能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王國維所看重的也正是這一點。比起尋常人，比起一般的亡國君，後主多了一份精神的擔荷和化生。
整個元代，對於漢族大文人而言，就是一個世變。趙孟頫因為做了元朝的官，被後人一貶再貶，明末傅山對於趙字更是深惡痛絕。其實，趙的書畫是當之無愧的元代第一。書法也是越過宋代直追唐人。所謂楷書四大家——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趙（孟頫），趙是唯一的元人。趙代表了正統、正脈，他的姿態也更接近正常人。
而其他的幾位高士特別是黃公望、倪雲林，那真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主兒，黃公望精勤修道，躲進富春山根本不出來，用他那淡墨線條，描畫著心中的山林，其實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富春山居》和真實的山景沒什麼關係，它也不必有什麼關係，他就是黃公望的一種心跡，一種情緒，一種姿態。倪雲林永遠隻畫那幾棵枯樹，還有遠近幾筆折帶皴下枯瘦清臒的石頭，或者在樹下添上一個茅亭。這種畫根本不需要人評賞，甚至不需要人看到，它不過是高士自遣的一個媒介，自娛的一種手段，自得的一方天地。後人臨仿不到，不是筆墨不到，主要是心性、境界、胸次不到。根本脫離了當時創作這些作品的時代大背景，沒有了那種超然的不苟合取容的姿態，單從招式中尋繹，執象以求咫尺千裏，是找不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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