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審美、功能和技術。對材料選擇的範圍擴大，以及在人體工學方麵的改善都在設計中體現了出來。1927年，林白乘著“聖路易精神號”飛機曆時33小時27分鍾從紐約飛往巴黎。他的功勳博得了全世界的回應。同年，梅塞迪斯·吉莉絲橫渡英吉利海峽，這個成功不僅屬於體育上的，也是屬於女性的。它們都是鍾表史和現代通訊史的裏程碑。另外，技術的完善讓腕表經曆了從機械到石英再到複雜機械腕表的複興。
“曆史上，歐洲很多地區發展過製表業，比如法國、德國甚至荷蘭。如今，這些國家的製表業尤其是手工作坊形式的表廠已經所剩無幾。但在瑞士卻很不同，以日內瓦為代表的鍾表業仍然蓬勃有活力。”埃斯特爾·弗雷特說。這用“天時地利人和”來解釋一點也不為過。日內瓦位於海拔373米的平原上，向北延伸的汝拉山（侏羅山）和向南延伸的阿爾卑斯山在此交彙，羅訥河與其支流阿爾沃河穿城而過。羅訥河左岸是日內瓦老城，曆史上的核心區域。16世紀中葉，日內瓦還是一個擁有1.2萬居民的小城市，拜1536年的宗教改革所賜，成千上萬從德國、意大利，尤其是法國逃離的新教徒都遷徙到了這裏，其中包括一些法國最好的鍾表匠。約翰·加爾文，一個被教皇逐出自己的國家的法國難民，這位改革者對同為逃難來的外國人張開雙臂，他們也加強了他的支持者陣營。加爾文對城市施以嚴格的道德權威，頒布了取締揮霍浪費的法令。既然生產單純的裝飾品變成了有罪的事情，日內瓦的珠寶工匠們便紛紛加入了新教會允許的表殼製造行業。外來的鍾表匠和本地的珠寶匠組成了“工坊協會”。長期的私人關係，所需技術的相近性和相關的藝術商業網絡促成了工坊協會的運作。1598年的第一批和1685年的第二批胡格諾派移民潮將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帶到了日內瓦，其中包括銀行、印花、絲綢、燙金、琺琅雕刻等。在第二批移民潮之後，城市擁有80位金獎和100位製表大師，他們年產量約為5000塊表。
大多數工匠曾定居在聖喬萬鎮，18世紀20年代讓-雅克·盧梭在這裏度過了他部分的童年時光。當時，這片居民區被翻新了，商家二樓的屋簷被加建成儲藏室，沿街都變成了有屋簷的長廊，樓頂則保留了高挑的“穹頂”設計。為了充分利用日光，工匠們就在這裏工作，“閣樓工匠”的說法由此而來。日內瓦作家菲利浦·莫尼埃在他的書中提到過這樣的場景：“在那高處，屋頂下，瓦片下，在無可比擬的景色，藍天和碧水前，長串長串的閣樓，比喧鬧聲，比陰影更高……”楊文英說：“日內瓦18世紀興起的工匠協作就是在如此環境中發展的，這也是我們展廳如此呈現的原因。”
1780年初，日內瓦及其近郊的製表工匠和家庭成員有將近2萬人。日內瓦市的車間裏製造的手表數量增加到原來的20倍，年產量約10萬隻。首批阿拉伯數字的時間刻度出現，它們像專為新教徒設計的一樣，與天主教顧客忠於的羅馬數字如此不同。1788年的普查顯示，超過30種行業與製表有關：金匠、製表師、表盤裝配工、雕刻師、珠寶工藝師、發條製作工、鍍金工，以及齒輪杆、芝麻鏈盒鍾鈴製作工等。城市裏一半的人都在工作坊裏就業。當然，這種飛躍發展沒有讓所有的工匠均勻受益。通過分工，工作坊裏建立了等級製度，從上至下分別是：製表師，表殼製造者和裝飾工匠，機芯中不太複雜的零部件的製造者。日內瓦的手工業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