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律著作的出版
“政治”和“法律”，一方麵它們的性質較為接近，關係較為密切，在“圖書目錄”中往往把兩者列在一起，另方麵它們是屬於不同的兩個學科，其出版物又各有不同的功能，因此本節列入這兩類圖書，分別敘述。
一、政治讀物
政治讀物，一般都是普及性讀物，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時事政策和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工具。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華書店相繼印行了由解放社編的“學習政策必讀”的10種書，它們是《什麼人應負戰爭責任》、《將革命進行到底》、《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路線而鬥爭》、《論新解放區土地政策》、《農業建設問題》、《論工商業政策》、《知識分子與教育問題》、《中國職工運動的當前任務》、《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蘇聯共產黨的建設問題》，還出版了新華時事叢刊社編寫的有關政治法律、國際時事、財政經濟方麵的中級讀物約80種。一九五○年底成立的人民出版社，除承擔出版馬列主義原著的任務外，同其它綜合性出版社及各地人民出版社一起，都把出版政治讀物作為重要任務。由於政治讀物涉及麵廣，內容繁多，舉凡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的讀物、馬列主義基礎讀物、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機構重要會議的文件、各項方針政策的闡述及其解釋、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及其它各項工作、一般政治問題的著作、各國共產黨情況和其它的國內國際政治常識讀物等，都可包括在內。其中有些書籍規定為廣大幹部和群眾必須學習的，因此它們的出書種數往往較多，印行量也非常之大，少則幾十萬冊，多則數百萬冊。據人民出版社的粗略統計，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間，每年出版政治讀物的種數，約占當年全部出書總種數的27.9—31.6%。
在新中國，很多政治讀物的內容是與執政黨和國家的政治活動緊密相連的，凡是有關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政治讀物中都有所反映。五十年代上半期，在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當時各出版社所出版的政治讀物從各個方麵反映了那個時期國內外所發生的一係列重大政治事件：如學習《共同綱領》、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和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頒布，中共“八大”的召開等，都有成批書籍及時配合出版。這些書籍在教育宣傳群眾、組織動員群眾方麵，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胡喬木著《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印424萬冊）、《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等，在當時影響很大，今天已成為重要的曆史文獻。這一時期出版的理論讀物，如王惠德、於光遠著《中國革命讀本》、丁大年著《共產主義講話》、田家英著《毛澤東同誌論抗日時期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吳江著《工農聯盟問題》、張如心著《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貢獻》和《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貢獻》、吳傳啟著《過渡時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丁星著《正確對待入黨問題》、馮定著《有關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問題》等，都曾在讀者中產生過廣泛的影響。
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在國家大規模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出版社除繼續出版馬列著作輔導讀物，如範若愚著《列寧論中國革命》、汝仁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介紹》外，絕大多數的政治讀物主要配合這個時期國內外所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整風反右，宣傳“三麵紅旗”（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國慶十周年，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戰等。由於當時強調社會科學書籍要為當前的革命政治鬥爭服務，再加上“左”的思潮逐漸抬頭，階級鬥爭上升為綱，因此有相當一部分配合國內政治運動的政治讀物，內容膚淺、雷同，立論失之偏頗，文字幹巴、枯燥，這就減弱了政治讀物的功能和作用，它們本身也沒有什麼生命力。圖書出版種數隨之出現大起大落的情形。盡管如此，那個時期還是出版了不少有一定質量的理論讀物，如吳黎平著《論民主和專政》、張如心著《論共產黨的群眾路線》、許良英、範岱年編著《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張執一著《試論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吳江著《論無產階級專政》、艾寒鬆編著《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修訂本，一九六二年）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5種）《黨的基本知識叢書》（一九六○至一九六二年）等，都擁有相當多的讀者群。
十年動亂期間，許多出版社都關門停業，人民出版社仍承擔著全國政治讀物出版的任務。然而除了部分馬列著作外，就是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和語錄、毛澤東著作輔導讀物、工農兵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事跡、中央兩報一刊社論以及一係列部署“文化大革命”和“大批判”的文章彙集等，幾乎沒有像樣的政治理論著作。從七十年代初期至一九七六年秋，“四人幫”覆滅前夕，部分出版機構先後出版了一些“批林批孔”、“評法批儒”、“批宋江投降主義”之類的小冊子，以及《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評〈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三本書，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這些小冊子印數都很大，流布全國，後三本書更被定為幹部、群眾的學習材料，造成極壞的政治影響。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情況才有了根本好轉。隨著政局的安定團結，思想的解放求實，政治讀物的出版也出現了新麵貌，一九七九年出版了159種（學術著作約占一半）。在此後的十年中，出書範圍日益擴展，品種數量也急速增多，如一九八九年達1240多種。這些圖書不但恢複和繼承了過去的優良傳統，而且體現了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特點，它一方麵填補和充實了過去欠缺和薄弱的門類、品種，另一方麵陸續出版了一些過去從未公開發表過的革命文獻和資料。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有相當數量的內容紮實、材料豐富的新書問世。如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黨的基本知識》，被許多省市宣傳部門列為中共黨員教育用書，發行達2000多萬冊；一九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也發行了700萬冊。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短短幾個月就發行了4170萬冊，是新中國頭四十年中發行量最大的政治讀物之一。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發行3437萬冊，《十三大文件選編》發行1882萬冊。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八一年公開出版的有關中共黨史和資料的書籍在130種左右，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論述中共黨的建設的讀物計60餘種，發行量都相當大。此外，到一九八八年這十年中，還出版了不少公認為編寫得較好的政治讀物，如《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回憶李大釗》、《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李維漢著）、《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知識分子問題文獻選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回顧長征》、《科學社會主義簡明讀本》、《長征回憶錄》（修訂本，成仿吾著）、《遵義會議文獻》、《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以上均為人民版），《回憶孫中山和廖仲愷》（何香凝著）、《西行漫記》（斯諾著，董樂山譯）（以上為三聯版），《毛澤東思想原理講話》（中國青年版），《論黨性》增訂版（楊獻珍著，河南人民版），《黨性、黨紀、黨風》（章蘊著，上海人民版），《論社會主義民主》（熊複著，紅旗版），《論新時期精神文明建設》（餘心言著，北京版），《科學社會主義100題》（天津人民版），《思想政治工作概論》（陝西人民版），《中國與社會主義》（廣東人民版）等。還有一套《理論縱橫叢書》，它是從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的“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的191篇論文中評選出來編成的，共160萬字，按專題分為哲學、經濟（一）（二）、政治、社會和文史、軍事六冊，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陸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