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期刊業的發展
期刊是出版物的主要形式之一。當代中國的期刊出版事業，是當代中國整個出版事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書籍和期刊都是知識的載體，都有積累精神文化成果，傳播知識、信息的功能。如果說，書籍總結的成果、傳播的知識更全麵、更深刻、更係統些，那麼，期刊憑借它出版周期短和定時的特點，傳播成果和信息的速度就顯得快捷，時效性強。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各個變革時期，一批先進分子以創辦期刊來宣傳先進的和革命的思想，喚起人民的覺醒，推動社會的變革。可見期刊的效用是很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期刊出版事業發展迅速，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期刊出版事業空前繁榮，到一九九○年八月，中國大陸正式登記出版的期刊共6005種。它們門類齊全，發行量大（如《半月談》每期發行525萬冊，《求是》每期發行280多萬冊，《讀者文摘》每期發行190萬冊），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傳播信息、豐富人民生活、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起了積極作用。
中國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現代涵義的期刊。從戊戌維新運動，中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北伐戰爭，是中國期刊的勃興和發展時期，但時有起落。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隨著抗日救國運動高漲，期刊有進一步的發展。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禁錮言論，在解放戰爭時期，也因國民黨政府的壓製，期刊出版事業不斷遭到摧殘；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出版的期刊仍然不多，門類也不全，主要是文學和時事政治、教育、財經等類期刊。文學期刊絕大多數是被稱為“零食”的“軟性刊物”，其中一大批格調低下、庸俗甚至淫穢。時事政治、教育、財經等類刊物的讀者對象，基本上是大中城市的知識分子。各種期刊的發行量都不大，一般隻有幾千份。從十九世紀維新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基本上是中國出版事業的中心，全國的期刊編輯出版絕大多數集中在上海，此外是以南京、北平、廣州等地為中心的中國東部、南部沿海的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分布不平衡的情況得到根本改變，全國各地大都創辦了期刊，品種日漸繁多，讀者對象廣泛，發行量上升。然而，新中國的期刊出版事業也經曆過一段相當曲折的道路，像滔滔大江一樣，既流經狹窄的峽穀，也流經坦蕩的平原，然後彙成洪流，奔騰入海。
在中國最早出現現代涵義的期刊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辦的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創刊於馬來亞的馬六甲，發行到中國境內。刊物的英文名稱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按照現代譯法，就是《中國月刊》。這是一份傳教刊物，每月一期，每期5頁，約2000餘字。中國境內創辦最早的一份中文期刊是一八三三年德國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廣州主持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主要刊登宗教、政治、科學和商業等方麵的文章。一八五四年美華書館在寧波創辦的《中外新報》（半月刊）和一八五七年墨海書館在上海出版的《六合叢談》（月刊），都是由教會書館在中國出版的早期期刊，創辦者都是英籍、美籍人。在往後的數十年中，外國人又先後創辦了《中外雜誌》（一八六二年，在上海）、《中外新聞七日錄》（一八六五年，在廣州）、《中國教會新報》（一八六八年，在上海，一八七四年改名《萬國公報》）、《中西聞見錄》（一八七二年，在北京，後改名《格致彙編》）等。這些刊物大多與外國人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有關，各有他們的目的和打算，但在客觀上也為後來中國期刊出版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借鑒的條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進作用。
一、從戊戌維新運動到五四運動時期
在中國期刊出版史上，戊戌維新運動時期是期刊出版事業勃興的一個時期。維新人士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了宣傳變法，“鼓動人心”，“開發民智”，介紹“新學”，先後創辦了一批雜誌，開一代風氣之先，成為後來人們借辦期刊來發表各種意見的先驅。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旬刊）、康廣仁等辦的《知新報》（初為五日刊，後為旬刊），在戊戌變法前都很有影響。當時的期刊大多以“報”為名，有人認為這是由古代“邸報”、“朝報”、“京報”等名目沿襲而來。例如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日本後所創辦的旬刊《清議報》（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和《清議報》停刊之後梁啟超所辦的半月刊《新民叢報》（一九○二年二月）、張元濟在上海創辦的旬刊《外交報》（一九○二年一月）等，也都以“報”為名。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批以譯載歐美和日本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為主，有的也兼及自然科學著作的雜誌。如一八九七年在上海創刊的周刊《譯書公會報》據阿英（錢杏）在其《初期的翻譯雜誌》一文中說，“此當是中國翻譯雜誌之最早者”。稍後，有《譯書彙編》（一九○○年創刊，月刊），其編排已完全依照雜誌方式，還有由翻譯家林紓監譯的《譯林》（一九○一年在杭州創刊，月刊），由勵學譯社編輯的《勵學譯編》（一九○一年在蘇州創刊，月刊），以及內容分學術、教育、軍事、內政、外交、新聞、小說等12門類的綜合性刊物《遊學譯編》（一九○二年在日本東京創刊，湖南遊學生編，月刊，後改名《政法學報》），阿英說它“為翻譯雜誌中之較進步刊物。其中堅分子，似為……湘人楊度”。一九○二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亦名《新小說報》，月刊，次年改在上海發行），小說家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痛史》、《九命奇冤》等都發表在這份刊物上。一九○三年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創辦《繡像小說》（半月刊），請李伯元主編，李所著《文明小史》和劉鶚的《老殘遊記》、蘧園的《負曝閑談》均發表於此刊。這兩份雜誌是中國人編的最早的文學期刊，它們與稍後時期在上海創刊的《月月小說》（一九○六年創刊，吳趼人等主編，月刊）、《小說林》（一九○七年創刊，黃摩西主編，月刊）等，一起形成和反映了晚清文藝刊物和小說創作的繁榮局麵。一九○一年在上海創刊、由王國維主編的《教育世界》是中國最早的教育專業雜誌。自一九○二年《啟蒙畫報》在北京問世以後，又陸續出現了一批以宣傳教育為宗旨的畫報，如《時事畫報》（一九○五年）、《圖畫新聞》（一九○七年）、《醒世畫報》（一九○九年）等。由科學家杜亞泉於一九○○年在上海創辦的《亞泉雜誌》，主要“輯錄格致算化農商工藝諸科”，是中國科學期刊的先驅，它與一九○三年上海科學儀器館主辦的《科學世界》，都顯示出中國期刊出版事業已注意開拓自然科學的專業領域。一九○四年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東方雜誌》（月刊，一年後改為半月刊），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終刊，是新中國成立前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大型綜合性期刊，數十年中，在文化界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