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著作的出版
經濟著作出版的情況分兩個大階段介紹。第一個大階段是新中國的頭十七年，即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的情況。“文化大革命”十年遭受的破壞，放在第一階段之後作簡單說明。第二個大階段是七十年代末期和整個八十年代的情況，這期間由於出書品種繁多，數量大增，因此需要分類敘述。
一、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的情況
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致力於恢複國民經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和進行各項民主改革，經濟理論體係尚未形成，因此經濟學著作的出版不多。一九五三年以前，主要出版了譯自蘇聯的政治經濟學、部門經濟學教材和研究提綱一類的教學用書；中國學者的理論著作僅出版了薛暮橋的《政治經濟學》、狄超白的《經濟學講話》、王學文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緒論》、沈誌遠的《論政治經濟學性質對象和任務》及魏子初的《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等有數的幾種，此外還出版了一九五○、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三個年份的《中國經濟論文選》（前者為8輯，後二者各為上中下3冊），東北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統計局編譯的《國際經濟論文選》。
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期間，工農業發展都較快，財經出版工作也有明顯進展，出書品種增多，範圍也有擴大。除大量翻譯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著作外，主要是出版了一批政治經濟學和有關財政、金融、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商業經濟、財務和會計等方麵的書。在政治經濟學方麵，比較重要的著作有許滌新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共3卷）、李聿恒的《國民經濟計劃化的基本問題》、王思華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部分）》等，以及孫懷仁的《資本與剩餘價值》和《社會主義再生產》、孫執中的《帝國主義有哪些經濟特征》、宋則行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問題》、吳承禧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沈誌遠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論》及彭迪先的《貨幣信用論大綱》等。
在開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初期，中國經濟界的學者們在學習、研究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後，已注意到探討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理論問題，並從一九五四年起陸續出版了諸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蘇星著）、《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蔣學模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在我國過渡時期的作用》（漆琪生著）等一些著作。
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出版了郭瑞楚的《恢複時期的中國經濟》、王亞南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吳承明的《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朱劍農的《我國過渡時期的農業地租》、楊英傑的《國民經濟計劃中的比例關係問題》等著作。還出版了一批反映新中國頭幾年經濟建設成就和闡述中國實現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經驗的書。另外還連續編輯出版了一些經濟資料彙編，如多卷集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和《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等。
在介紹外國經濟建設方麵，除出版關於蘇聯、東歐國家的書以外，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書也出版了一些，有翻譯的，也有中國學者自己寫的。如〔蘇〕科茲洛夫著《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總危機及其在戰後時期的尖銳化》、〔英〕阿·爾·康南著《英鎊區》、美國勞工研究會編《億萬財產的美國大公司》、〔日〕宇佐美誠次郎著《日本壟斷資本》，以及陳翰笙著《美國壟斷資本》、陶大鏞著《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徐秉讓著《歐洲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等。與此同時，還出版了一些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方麵的書，主要是批判“計劃資本主義”理論、自由貿易理論、現代馬爾薩斯學說及凱恩斯理論等英、美經濟學派的。
一九五八年，在“大躍進”左傾錯誤影響下，出版界出版了大量宣傳“浮誇風”、“共產風”等內容不切實際的經濟書籍，產生了不良影響。
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糾正了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對發展國民經濟製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正確方針，再次強調百家爭鳴的學術風氣，使經濟理論研究又活躍起來。理論界對比了五十年代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寫出了不少有水平的理論著作和專業書籍，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的高校財經專業方麵的統一教材，有於光遠、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魯友章、李宗正主編的《經濟學說史》（上冊），馬洪主編的《中國社會主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上下冊），趙靖、易夢虹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下冊），樊亢、宋則行主編的《外國經濟史》（分近代部分和現代部分，1—3冊）等；二是中國經濟論著方麵，有薛暮橋、蘇星、林子力等著《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許滌新著《中國過渡時期國民經濟的分析（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和《論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趙靖著《我國過渡時期地租性質》等；三是經濟史、經濟思想史方麵，有劉秉麟編著的《近代中國外債史稿》，楊端六編著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季陶達編著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胡寄窗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中冊），楊培新著《舊中國的通貨膨脹》，李建昌著《官僚資本與鹽業》等。
這一時期還翻譯出版了由〔蘇〕盧森貝、〔蘇〕瓦爾加、〔德〕盧森堡、〔日〕河上肇等人寫的一批有代表性和有保留價值的外國學術著作。商務印書館等有計劃地翻譯出版了一批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作家（如〔英〕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瑞士〕西斯蒙第）的著作，庸俗經濟學（如〔英〕凱恩斯）的著作和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如〔美〕薩繆爾森）的代表作，五、六年內共出版了幾十種。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前半期，經濟書籍的出版又漸趨興旺。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及其追隨者推行極左路線，使中國的工農業生產遭受破壞，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他們顛倒是非，把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財經圖書誣指為宣傳“唯生產力論”的“毒草”，因此“文化大革命”前期出版的經濟書籍寥寥無幾。
一九七二年以後，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下，出版工作開始出現轉機，但仍然受到“四人幫”的嚴重幹擾。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了二十多種經濟著作，其中包括徐禾等的《政治經濟學概論》，樊亢等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魯友章、李宗正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史》等高校教材。
二、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的情況
“四人幫”覆滅後，經濟學界從經濟理論上深入揭批“四人幫”禍國殃民的反動謬論，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專家、學者們思想逐步得到解放，認真研究了新中國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並要求改革中國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新時期的這種新形勢，極大地推動著經濟學家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總結中國的經驗教訓，借鑒發達國家的經濟成就，對如何真正按照經濟規律辦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對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和沒有提出過的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探索。與此同時，經濟專業出版工作者也在不斷地探索經濟圖書的出版規律，力圖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圖書體係，以便反映中國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工作實踐的實際情況。在這種生動活潑的情勢下，經過學術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七十年代末和整個八十年代，可以說是經濟專業圖書豐收的十餘年，其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範圍之廣泛，都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所未曾有過的。以一九八八年為例，這一年經濟類新書共出版了2774種，占哲學社會科學類圖書種數的三分之一；而其中理論著作又占了總數的90%左右，且不乏理論水平較高、學術性較高的上乘之作。
（一）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著作和政治經濟學讀本出版繁多。這十餘年出版的經濟圖書的一個特色，是研究馬克思經濟理論和闡述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兩類著作有較大的發展，出書的種類和數量繁多。在研究馬克思經濟理論著作方麵，以專門研究《資本論》的書籍為例，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七七年以前的二十幾年中，隻出版了10餘種，而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六的九年中，就出版了80餘種。其中有郭大力著《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王亞南著《〈資本論〉研究》，王惟中、洪大合著《〈資本論〉專題研究》，漆琪生著《〈資本論〉大綱》（共3卷），張魁峰著《〈資本論〉淺說》，許滌新著《論社會主義的生產、流通與分配（讀《資本論》筆記）》，於光遠著《試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c.v.m（讀《資本論》的一個筆記）》，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編《〈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等，這是一批較有分量的著作。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5集《〈資本論〉研究資料和動態》。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資本論〉研究叢書》，共24種30冊，內容包括關於《資本論》原理及手稿的研究，關於《資本論》的結構、邏輯、方法、創作史和傳播史的研究，關於《資本論》中的哲學、文學、數學、管理科學的研究，以及有關《資本論》的辭典、索引、文獻圖片等等，比較全麵地論述了《資本論》研究領域中的各項基本問題，對推動學術界深入研究《資本論》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