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國際貿易組織
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多邊貿易關係，是中國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積極發展同各國雙邊貿易關係的同時，對發展國際多邊貿易關係也十分重視，並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九七一年十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作出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決議以後，中國先後參加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簡稱貿發會議）、亞洲與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簡稱亞太經社會）、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簡稱貿法會）、國際貿易中心、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簡稱總協定）等聯合國機構和國際組織的活動，同這些國際組織建立了密切的聯係，使對外多邊貿易關係出現了新的局麵。一九七九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進一步推動了多邊貿易關係的迅速發展。這不僅有利於加強國際經濟合作，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而且有助於擴大中國同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關係，為促進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加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中國同聯合國貿發會議的關係
中國同聯合國貿發會議於七十年代初期建立關係。貿發會議是根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第十九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1995號決議設立的，是聯合國大會審議國際貿易和發展問題的一個直屬機構。它在推動南北談判、南南合作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方麵，負有特別重要的任務，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的重視。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國政府派出由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周化民率領的代表團，出席了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召開的第三屆貿發會議。從此，中國正式成為貿發會議的成員，並成為貿發理事會及所屬各委員會的成員。在貿發會議的磋商體製中，原來隻有3個國家集團，即七十七國集團（發展中國家）、B組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和D組國家（蘇聯和東歐國家）。中國參加貿發會議後，由於中國不屬於上述任何國家集團，各方同意中國單獨成為一方，從而形成了貿發會議內的四方磋商體製。
中國政府十分重視同貿發會議的關係，先後派出許多代表團參加貿發會議的各項活動，積極支持發展中國家為發展民族經濟和改革舊的國際經濟關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所進行的鬥爭。應中國政府邀請，聯合國貿發會議前任秘書長賈·柯裏亞（斯裏蘭卡）曾於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八二年八月和一九八四年三月先後訪華，現任秘書長克·達奇（加納）也曾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訪華，就貿發會議討論的有關議題，征求中國政府的意見，同時就國際經濟形勢、重大的世界經濟貿易和加強同中國合作等問題，同中國有關方麵交換意見。貿發會議秘書長每次來訪都受到中國政府首腦的接見。從第三屆貿發會議起，每屆貿發會議中國政府都派代表團出席。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田紀雲，先後應邀出席了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的第六屆貿發會議和一九八七年七月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七屆貿發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闡明中國政府對重大的世界經濟、貿易問題的基本立場和觀點。
在參加貿發會議的各項活動中，中國始終不渝地貫徹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建立新型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基本準則，反對霸權主義，支持發展中國家改革舊的國際經濟、貿易和貨幣製度，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鬥爭；支持發展中國家反對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爭取改善貿易條件，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型國際貿易關係；推動南北對話，支持發展中國家爭取發達國家增加官方發展援助、減免債務和按合理條件轉讓技術的要求，在相互尊重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改善南北經濟貿易關係。中國同貿發會議的合作關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參加國際協調，擬訂和談判重要的國際經濟和貿易文件
十多年來，中國積極參加了貿發會議主持的一些重要的國際經濟、貿易文件的起草和談判工作，諸如《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商品共同基金協定》、《控製限製性商業慣例的公平原則》等。以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簡稱《憲章》）為例，一九七二年四月墨西哥總統埃切維裏亞在第三屆貿發會議上提出製訂《憲章》的建議，獲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支持。第三屆貿發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一項起草《憲章》的決議，中國投了讚成票，並參加了為起草《憲章》而成立的四十國工作組和下設的兩個起草小組的工作，積極推動起草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起草《憲章》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在自然資源主權、外國投資、跨國公司、原料生產國組織等問題上，同發達國家進行了艱苦的談判。中國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經濟關係的基本原則，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任何大國不得在世界上謀求霸權和劃分勢力範圍，各國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經濟等重要主張。與此同時，堅持平等協商原則和求同存異、互諒互讓的精神，積極促使《憲章》文本達成一致協議。第二十九屆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這個《憲章》，中國投了讚成票。
《憲章》是發展中國家發起擬定的，采納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許多提案。這一重要國際文獻，基本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對於爭取建立一種公平互利的新型國際經濟關係，具有積極意義。
二、初級產品方麵的合作
在初級產品方麵，中國積極支持貿發會議建立和實施商品綜合方案，為改善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促進商品生產和貿易多樣化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商品綜合方案是根據一九七六年五月第四屆貿發會議通過的第93（1V）號決議建立的，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項商品共同基金和談判擬訂與發展中國家有利害關係的18種商品（即香蕉、鋁礬土、可可、咖啡、銅、棉花及棉紗、硬纖維及其產品、鐵礦石、黃麻及其製品、錳砂、肉類、磷礦石、天然膠、糖、茶葉、熱帶木材、錫和植物油）的國際協定。貿發會議於一九七七年開始實施商品綜合方案。中國參加了商品共同基金協定和若幹國際商品協定的籌備和談判工作。在商品共同基金協定的談判中，中國堅定地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為爭取一個符合商品綜合方案目標的共同基金協定而共同努力。
經過四年的艱苦談判，共同基金協定於一九八○年六月達成了協議。共同基金協定的目標是實現商品綜合方案的目標和為締結、執行國際商品協定提供資金。共同基金共擁有資金7.5億美元。主要用於資助各商品協定的緩衝儲存和商品領域中儲存以外的其他措施。這個協定是一個新型的國際協定，具有若幹創新特點，以公平和主權平等原則處理成員國之間的關係，協定理事會的表決票按平等原則分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和發達國家各占50%，打破了按出資多寡分配表決票的傳統作法；在董事會和候補董事名額的分配上，發展中國家的名額占了半數以上；對最不發達國家給予特殊照顧等。中國已於一九八○年十一月正式簽署了該協定，並於一九八一年九月交存了中國政府的核準書，是最早簽署和核準該協定的國家之一。
截至一九八八年，美國尚未核準該協定。但由於蘇聯、保加利亞和科特迪瓦等國家於一九八七年七月簽署了該協定，使該協定已經達到生效條件。
三、工業製成品方麵的合作
中國在貿發會議內就工業製成品貿易方麵進行的多邊合作，主要有三個方麵：
（一）聯合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七十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使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製成品出口受到嚴重影響。中國同發展中國家一起，揭露和反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要求它們進行結構調整，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放寬和取消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製成品的種種限製；要求西方發達國家履行它們所作的“維持現狀”和“逐步取消”保護主義的承諾，並讓發展中國家有效地參加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
（二）控製限製性商業慣例。
西方發達國家私人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實行的限製性商業慣例，嚴重地損害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和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要求國際社會采取適當行動，取消這些限製性商業慣例。為此，第五屆貿發會議根據第三十三屆聯大的決議，決定於一九七九年召開聯合國限製性商業慣例談判會議。經過兩年談判，會議於一九八○年就《一套多邊協定的控製限製性商業慣例的公平原則和規則》達成協議，並獲得第三十五屆聯大的核準。中國積極參加了這套原則和規則的起草和製訂工作，並為爭取對發展中國家的有利條款作出了努力。這套原則和規則雖然是非強製性的，但發達國家承擔了道義上的責任。同時，這套原則和規則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製訂有關控製限製性商業慣例的立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爭取享受普遍優惠製度。
一九六八年，第二屆貿發會議通過了關於建立普遍優惠製度（簡稱普惠製）的第21（Ⅱ）號決議，要求發達國家單方麵給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半製成品和製成品以普遍的、非互惠、非歧視的減免關稅的優惠待遇。後來，經過反複磋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於一九七○年達成一項協議：每個給惠國製訂出各自的為期十年的普惠製方案並付諸實施。一九八○年五月，貿發會議優惠問題特別委員會第九屆會議決定，將實施普惠製的期限延長到一九九○年。中國於一九七九年開始享受普惠製。截至一九八八年，除美國外，有19個發達國家先後給予中國普惠製待遇。由於享受普惠製，提高了中國一些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能力，有利於中國擴大出口，增加出口收益。但是，現行普惠製方案提出的受惠產品範圍和受惠國獲益程度還有限，從整個情況來看，普惠製並未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中國同廣大受惠的發展中國家一樣，要求不斷改善普惠製，使它真正成為促進全球經濟貿易發展的積極工具。
四、航運領域的合作
在航運領域，中國先後參加了由貿發會議主持的《聯合國班輪公會行動守則公約》（簡稱《守則公約》）和《國際貨物多式聯運公約》（簡稱《聯運公約》）的起草和談判工作。在通過這些公約時，中國投了讚成票，並於一九八○年九月正式加入了《守則公約》。《守則公約》規定4∶4∶2的貨載分配原則（即貿易兩端參加班輪公會的航運公司各承運其貿易貨物的40%，第三國航運公司承運20%），維護了發展中國家航運公司載運本國進出口貨物的正當權益，為發展中國家發展各自的班輪船隊創造了有利條件。《聯運公約》規定了國際多式聯運的單據和聯運經營人和發貨人的賠償責任，既有利於促進國際貨物多式聯運的發展，也有利於促進發展中國家積極參加國際多式聯運業務，加強其在國際貨物運輸中的地位。該公約對中國開展國際多式聯運業務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此外，中國曾多次應邀派人參加諸如現代港口管理、航運管理人員等培訓班和講習班。與此同時，貿發會議組織了不少發展中國家主管航運的官員來華，交流情況和實地考察中國內河運輸業務的發展情況。這些活動不僅有助於提高中國港口和航運管理人員的業務水平，而且加強了中國同發展中國家航運界的聯係和合作。
五、加強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
在貿發會議範圍內，中國政府高度評價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合作，積極支持和參加這種合作活動，為加強和發展此種合作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貿發會議是協調發展中國家間經濟合作的中心機構。為了加強這種合作，貿發會議開過不少會議，審議和通過此種合作的目標、指導原則和具體方案。一九七九年，第五屆貿發會議通過關於發展中國家間經濟合作問題的第127（V）號決議，敦促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資助此種合作，並提出建立發展中國家全球貿易優惠製、發展中國家國營貿易組織間合作、建立發展中國家多國銷售企業等三項優先發展項目。其中建立發展中國家全球貿易優惠製已取得了進展。一九八八年四月，全球貿易優惠製談判委員會貝爾格萊德部長級會議成功地結束了第一輪談判，通過了全球貿易優惠製協定，列入優惠減讓表的商品有1700多項，關稅減讓幅度為3—100%不等。中國支持建立發展中國家間全球貿易優惠製，並應邀以特別客人身份出席了貝爾格萊德會議。
六、在最不發達國家問題上的合作
最不發達國家問題是貿發會議的傳統議題。曆屆貿發會議都通過有關最不發達國家問題的決議。中國在曆屆會議中都堅決支持最不發達國家的正確主張和合理要求。
七十年代以來，隨著生產和資本的國際化以及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發展中國家中最貧窮的最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一九七九年二月，七十七國集團要求貿發會議秘書處為最不發達國家擬訂一項全麵的新的實質性行動綱領（包括緊急行動綱領和八十年代新的實質性行動綱領）。為此目的，第五屆貿發會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並向聯合國大會建議，召開一次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問題的國際會議。經第三十五屆聯大核準，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巴黎召開了第一次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問題會議。
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出席了這次重要會議，積極參加了新的實質性行動綱領的擬訂和談判工作，敦促發達國家增加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為爭取一個有利於最不發達國家的行動綱領做出很大的努力。經會議審議通過的《八十年代支援最不發達國家新的實質性行動綱領》，製訂了若幹指導原則和政策措施，大部分援助國都承諾增加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為推動南北對話創造了有利的氣氛。
中國同貿發會議的合作關係還在不斷發展，已成為中國對外多邊貿易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
▓中國同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關係
中國是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創始國之一。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由於曆史原因，中國在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長期中斷，迄未恢複。台灣當局於一九五○年三月六日非法宣布中國退出總協定。一九六五年又非法派“觀察員”列席總協定會議。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通過2758（ⅩⅩⅥ）號決議，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一切有關機構的席位。總協定根據政治問題服從聯合國決定的原則，取消了台灣當局的觀察員資格。
一九七九年以來，隨著實行改革、開放總方針和經濟發展戰略，中國的經濟體製逐步由舊模式向新模式轉換，按照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恢複中國在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被提到議事日程。因此，中國開始逐步恢複和發展同總協定的關係。中國是主管執行總協定的國際貿易組織臨時委員會（簡稱臨委會）的18個正式成員之一。一九八○年八月，中國派代表出席了臨委會會議。此後，中國每年都派外貿官員參加總協定在日內瓦舉辦的商業政策講習班。一九八四年，總協定第一次在中國舉辦介紹總協定的講習班，派出法律事務司司長林登等3名高級官員來華講課，比較係統地介紹和講解總協定條款和“東京回合”談成的九個協議。這些活動使許多中國官員和專家對總協定有了進一步認識和了解，從而促進中國同總協定關係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