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高二的學生，遇到了一樁事，向我請教，希望得到答案。他遇到的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他在睡午覺，旁邊有兩個同學嬉笑打鬧，害得他睡不著。於是，他對同學說，希望他們不要影響他休息，出去鬧。但同學回了他一句：“為什麼是我們出去，而不是你不睡覺呢？”
他告訴我，那一瞬間，他被氣得說不出話來，竟然無法反駁。
看上去，生活中的這類事情真的太雞毛蒜皮了。不過，我記得，英國哲學家波普爾在討論到自由的原則時，也講了一個類似的例子。
假設有個鋼琴家，喜歡在家彈鋼琴，而不幸，他有個鄰居，喜歡安靜。在此背景下，波普爾問：“我們應當阻止一個鋼琴家彈奏，還是應當不讓他的鄰居安享一個寧靜的下午呢？”
當年讀《猜想與反駁》這本書，看到這段話時，我差點怒了。當然是鋼琴家不能影響到鄰居的寧靜了，人家在家好好休息，享受寧靜，你卻在一邊彈鋼琴來破壞。不錯，你是爽了，顯得好“高大上”，可是對於鄰居來說，你那優美的鋼琴聲不過是一陣陣影響到神經係統、傷害身心的噪音。
可是我如何證明我是對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很多東西就亂套了——事實上也已經亂套了。
你應該憑直覺意識到，那個高二學生的同學所言，是一種“流氓邏輯”，一種詭辯。我們之所以一下子不能反駁，隻能氣得幹瞪眼，其實是在思維上，上了一個賊當。
這個賊當就是波普爾的那個表述：“我們應當阻止一個鋼琴家彈奏，還是應當不讓他的鄰居安享一個寧靜的下午呢？”
看到沒有？波普爾叫我們選，是鋼琴家彈奏的自由重要，還是鄰居不被打擾的自由重要。在高二學生的語境中，是他睡覺不被打擾的自由重要，還是他的同學不被他睡覺所約束的嬉笑打鬧的自由重要。
於是，亂子出現了。
本來，鋼琴家彈奏和鄰居休息發生衝突這檔子事，是有明確的判斷標準的：鄰居的休息邏輯在先，對鋼琴家沒有任何影響，是鋼琴家的彈奏影響到了鄰居；同時，鄰居的休息是一種“消極自由”，並不需要你做什麼，隻需要你不幹擾即可，但鋼琴家彈奏，是一種“積極自由”，需要別人為他做什麼——忍受他的噪音。邏輯在先的自由和屬於“消極自由”的自由優先於邏輯在後的自由和“積極自由”的自由，這就是自由的原則。
但波普爾是怎麼幹的呢？叫我們選，相當於把誰有義務不去幹擾別人的自由這樣一個問題，變成了一個自由在價值上排序的問題，好像誰的自由看上去“高大上”，誰的自由背後人多，誰就可以幹掉別人的自由。
這是一種愚蠢的思維方式。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去思考，一個人、一群人，甚至某種體製，要變壞一點都不難。而變壞其實就是從變蠢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