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約國與同盟國之間的矛盾
當前在歐洲隻有英國和德國有著他國望塵莫及、協調得當的力量，這體現在它們的富有、它們的工商業體製的有效以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的強大上。其他國家隻是站在英國或德國一邊對它們間的平衡發揮作用
在所有的國家中，普通大眾傾向於首先關注通常屬於國內範疇的那些問題。個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區及其周邊、乃至省份和國家的特殊需要緊密相關，這些需要對他有著超乎一般的意義。這種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說。體現在美國的政府權利以及村鎮會議傳統中的‘地方自治’這種觀念已滲入了我們的頭腦；大家還理所當然地認為，身處一線、通過日常接觸對現實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適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務。這種信念明顯無遺表現在了州政府、眾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細分的城鎮和鄉村的管理機構中。這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與其說反映了一個他們已深刻領悟的道理，不如說隻表明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習慣。
這種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權能的觀念之所以能得到應有的認同，是因為一個行之有效的體製借此而得以建立。不過在我國的早期曆史上，也就是在獨立不僅沒有取得、甚至還未被宣布的殖民地時期，一般認為，如果想實現一個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達到的結果，還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許多其他東西。滿腦子都充塞著地方自治思想隻會使自己與其他地方社團產生疏離。這顯然既不利於促進公共利益，也不利於自身的發展，何況當時十三塊北美殖民地相互關係中還彌漫著眾所周知的猜忌心理。這樣，當時確有規範這些殖民地之間關係的必要，這種關係在性質上和國家間的關係並無二致，雖然它們相互間有著更緊密的聯係。
‘地方化’這個詞就其廣泛意義而言更適用於歐洲而不是美國；然而就其所蘊含的‘思維偏狹’之意而言，用它來形容南北戰爭前的我國早期曆史中屢見不鮮的那些偏見和行徑是再也貼切不過了。地方主義或者地方性的思維和行動方式的壞處不在於它們可如實反映某個地方的現實——如果真是如此，它們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於它們破壞了對於各個地方之間關係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義，大都市和邊遠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藥地自私自利而無半點悔意，華爾街也可如此，雖然它關連著四麵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區域，也就是國際社會的內部相互關係中同樣可看到上述思想。國際社會每位成員的首要考慮無疑在於自身利益，在於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條。而且，對於個體而言，無論他或它是人、社區還是國家，隻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對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貢獻。不過，對這個道理的認識如果僅僅停留在隻關注自己、不考慮其他人或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的處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為了消極的地方主義的東西。
美國國務院在從南北戰爭結束至美西戰爭告終這段時間內的死氣沉沉狀況正反映了美國公眾對於國際形勢普遍的漠不關心。隻是在一些非常事態威脅到了我們或者破壞了我們信奉的一些原則時，我們才會短暫地表示一下關注。對多數美國人而言，美西戰爭的前因後果以及它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完全是隨機性的東西；除了極少的、差不多沒有什麼名望的一些人關心國際問題，政府圈子之外幾乎無人理睬加強對國際關係的重視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於其他必要事務。一位精明的老國會議員曾就占主導的公眾態度告誡一位新當選的議員：如果你希望保有選民對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來吸引人的外交委員會中任職，因為大眾對國際問題毫無興趣。
不過有趣的是，在幾塊殖民地嚴格而言象省份一樣的殖民時代，美國人對於國際事務的淡漠還不象後來那樣明顯；考慮到現在還有每天能從全球各個角落給我們帶來信息的輪船和電話，這點就更引入注目了。當然，早期和後來的美國人興趣不同的原因不難找到。和現在相比。革命時代以前的美國人和歐洲有著更多的直接經濟和政治聯係。他們不僅受其與歐洲國家間關係的影響，也很大程度上為歐洲國家相互間的關係所左右，就象今天在一個歐洲國家內部發生的變動會給整個歐洲社會以震顫一樣。當時，關於歐洲的戰爭的種種傳聞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們不安，因為戰爭的爆發會將他們卷入其中。馬考萊就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對奧地利的西裏西來地區的占領有如下生動評述：‘（這個占領）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在連普魯士這個名字都罕為人知的這塊土地上已可為人感知。由於一個人可以掠奪他曾許諾保護的鄰居，黑人們正在克羅曼德爾的海濱相互爭鬥，而北美大湖地區的紅種人也在互相殘殺。’
當時，盡管信息交流相對稀鬆，但還是有著來自歐洲的、並非為了趕郵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報道。而當時的讀者也有時間仔細評判外部事態的基本形勢，日常的大量瑣事並沒有分散他們在這方麵的注意力；很少有什麼東西比北美報紙上關於外界複雜局勢的消息更重要和讓人深思。這些都說明了為什麼早期和後來的報紙讀者興趣不一：我們在殖民時代的前輩對外部事務甚為關注；而現在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則相信這些事情和他們關係不大。
關於當今對外部事務的態度的起源和延續有許多東西可說，不過應該相信這種態度如今已不合時宜。在我們的獨立戰爭之後接踵而來的是法國革命及隨之而起的戰爭，而當時新生的美國也遭遇到了一連串源於它早先和法國訂立的條約的麻煩，法國和英國之間的海上戰鬥給美國帶來了不少棘手的問題。於是華盛頓向美國人民提出了嚴肅警告，要求他們不要卷入同盟關係之中，而繼任的總統們也極為真誠地希望絕不摻和進歐洲的爭執之中。實際情況也加強了這個意圖。在1803年和1821年，我們分別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羅裏達，使領土從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與墨西哥灣。這樣我們的邊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規定，從而防止了人工劃界帶來的領土爭端的產生。另一方麵，西屬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國除了在加拿大一側，和歐洲勢力都脫離了接觸。
和上述形勢相對應，門羅主義在十九世紀早期產生了。它的目標是將歐洲的侵滲從西半球排除出去，從而實現避免與其發生糾纏的願望。幾個世紀的經驗表明，歐洲國家間在美洲的衝突必然會幹擾到美國，而隻要歐洲國家在美洲據有土地，就存在著發生這種衝突的可能。門羅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歐洲列強通過占領和交換而在美洲擴大占有的範圍。盡管門羅主義的實施會導致不少爭執，但它無疑明顯有助於有關目標的實現；不過，它也促成了我們對於和歐洲國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聯合的反感。強化了某種在今天依然發生作用的心理。這種心理也許已變得和偏見一樣毫無道理，起破壞作用，妨礙我們看清當前動蕩的世界局勢中所包含的趨勢。國家政策中的保守主義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稱道的，我國的憲法就是對於保守主義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時我們的思想中又應該具備某種彈性，具備使我們前進的動力。任何保守主義都不能防止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如果人或者國家不能使自己適應於時代，看來牢牢在握的東西也會喪失殆盡。
這樣，在我國早期的曆史中可以找到美國人既在觀念也在行動上將自己和歐洲問題相隔離的原因，前文對此已作簡要介紹。不用多說的是，和關於奴隸製的爭論緊密相關的國內問題使我國對於國際事務的漠視得以強化和持續。從門羅主義的頒布到南北戰爭結束之際，我國麵臨的主要問題是努力保持國內的秩序，將國家的自治建築在堅實的基礎之上。這個超過一代人的時期被完全用來安撫那些不可安撫的勢力，以保持國家的統一，這是國家活力賴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國家，尤其在一個象我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種勢力之間的利益分歧必然會導致派別對立。但在我國的經曆中，還沒有什麼分歧象兩種對立的勞動製度之間的分歧那樣明顯和有危險性。這種分歧無論就本質還是形式而言都是極端敵對性的，而且既對我國的產業和經濟狀況，也對有關地區的心理和道德狀況產生了影響。就我們現在的話題而言，上述情況的意義主要在於有助於解釋我國在觀念上對於國際關係的長期淡漠。當時，我國不具備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條件，國內局勢的不佳、大部分地區的不發達等使它無力這樣去做，問題纏身的它根本無暇關注遠方的事態。
但是，隻要我國上述時期的狀況就本質而言在其他國家的曆史中也能得到印證。就可以將這個因其自身特點而和其前後時期、和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期相異的曆史階段和其他國家的曆史作比較。國家由人類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趨勢；對它們應留心觀察，以便或者製約它們，或者將其轉化為現實。奴隸製並不是將我國分化為不同派別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種族的差異都可以導致這種分裂。在德國，分裂線曾經處於信奉天主教的南方與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間，這種分裂體現的是一塊領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們國家，這種分裂隨著南北戰爭的結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國，曆史上主要的分裂線是在東西部之間，而新教勢力在南部則很強大。在德國和法國，宗教不是造成國內糾紛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確實足以導致分化；而且，由於宗教派別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強大、最持久和最長期的分化力量。.
我們要注意的頗有啟發性的一點是，在一些國家為國內紛爭所困擾的同時，它們在國際關係中受製於其他國家。一句話，它們處於防禦狀態。西班牙因其與摩爾人的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而在精神上團結起來，又通過擊退摩爾人以及卡斯提與阿拉岡的聯姻而實現了領土統一。此時，統一的西班牙發現自己正處於能對外部世界發揮有力影響的地位。當時，姑且不論其目標正義與否，西班牙確實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對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認識要求它予以幹涉的地區采取有力的行動。於是，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內，西班牙由於它的統一和團結成為了歐洲的主宰力量。與此同時，德國和法國則因國內分歧尚處於一盤散沙狀態，英國則因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對立還是一個政治上分裂的島嶼。總體而言，不管形勢如何因時而變，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內，法國、德國和英國在國際上都處於對西班牙的防禦狀太
但法國首先從內部困難中解脫了出來。在某個方麵，西歐國家比我們更幸運一點，因為奴隸製給我們遺留下了一個至今尚未解決的種族問題。這個問題就其分布而言僅是地區性的，但由於種族問的巨大差別愈演愈烈。盡管歐洲國家不是沒有內部的地區間差異，但它們具備的同一性因素使它們已實現了國家統一。不過，法國國家權力實現集中的過程並無必要在此進行追溯。我們要說的隻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馬劄林和路易十四的連續統治期間，法國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和權力的集中；而在這個過程之中及結束之後，法國和西班牙相似，形成並執行了強有力的對外政策，並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為一個必然現象，該政策使法國在那個時代的國際關係中無處不在。而且，正如我們今天在文字中經常看到的，當時法國取得了在歐洲的霸權。與此相伴隨的是西班牙帝國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為當前現實的觀察者，我們關心的不是在上述環境中作為法國的行為特征的霸權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應。作為一個憑其勢力控製、影響著所有其他國家之內外關係的目中無人的強國，法國激起了其他歐洲國家的反抗，它們組成了一個廣泛的聯盟以阻遏法國霸權的進一步加強。該霸權如不受限製，可能造成整個歐洲匍匐於某個強國的腳下的局麵。因此，歐洲社會的成員是在為爭取一種均衡而努力，這是針對著一個集權的、組織良好的壓迫者的自發性自我保護行為。而且，盡管上述聯盟或聯合有其弱點，它還是達到了目的，路易十四終於從權力的高峰上被拉了下來。一百年之後，在拿破侖領導下，法國又獲得了類似的霸主地位，但同樣的聯合反擊過程再一次粉碎了拿破侖建立的龐大帝國體係。
上述成就使政治家們將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該手段就是：國家之間協調行動，以抵禦如西班牙和法國曾不斷施加的壓迫。國際政治的觀察者們曾有這樣一個印象，它和憑借常備軍進行統治的克倫威爾給英國人民留下的印象極為相似。當時，作為一種統治手段，克倫威爾將英國的軍事力量集中於一手，從而得以隨心所欲。該情形在一個較小的程度上在國際關係中也有著反映，那就是某個國家通過集中力量變得十分強大，並使國際社會中其他有著各自的且經常衝突的意願的國家對其唯命是從。對抗霸權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結盟為開始，用令人熟悉的詞語來表達就是建立‘均勢’。‘均勢’這個概念在這個詞本身出現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個世紀中一直對政治家們的行動有決定性的影響。著名的英國曆史學家斯塔布斯寫道：‘不管如何定義均勢，也不管在哪些強國之間有必要保持一種平衡以使弱者不至於為強者壓垮，均勢是將現代歐洲曆史的情節串接起來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個世紀中最重要的觀念。不管上演什麼戲劇，均勢永遠是情節的鑰匙。’在過去的時間之中，‘均勢’概念不斷得以深化，從而令人認為均勢將穩固地發揮其作為現狀、平衡與和平的保護者的效能。最近關於國際仲裁的研究也和對均勢的深入探討相呼應，前者把國際仲裁也看成通過在國家間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以實現和平目標的手段。
人為安排隻要考慮到了當代的人性，考慮到了人的優點、不足、情感和利益，並且和它們相協調，就不會毫無效果。這些話對均勢和仲裁同樣適用，用包含在它們之中的原材料不會造出有著在這些材料身上未曾發現的特點的製成品。當在拿破侖垮台之後對歐洲事務進行重大安排時，人們認為，通過調節領土分布，在五大強國之間可能建立一種有效的均衡，而小國的領土完整也會在大國保證的基礎上得以鞏固。對這些局麵的破壞將是每個國家都會反對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烏特勒支協定和1815年之前達成的全麵解決遭到破壞時的情形一樣。優勢在它一出現之時就會被遏製，任何國家都不會被允許發展為一個將整個大陸籠罩在其陰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國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侖受到的對待一樣。於是，均勢就意味著在一致同意的場合可以進行國際幹涉。
上述設計確信如果權力的平衡和安寧能得以實現，各國的處境和機會就會趨於平等。但是，不管一時的協調如何完美，各國會一直對它們表示滿意麼？如果不滿意，又如何去期望這些國家不製造麻煩？上述安排基於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國在物質力量方麵達成平衡，它們也就能處於同一起跑線上。但經驗告訴我們，由於個體間在精神或物質上的能力差別，範圍再廣泛的平衡也會很快導致不平衡，而後者又會帶來社會和經濟上的不滿與對立。經人為調整而成的均勢並不是1815年歐洲局勢的全部內容，各個國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決於它們間的平衡——有著不同的政治、社會和工業發展水平、不同的權利觀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不同會很快加劇各國對現狀的不滿，這樣它們就會各有盤算，從而處於爭執之中。從1815年至今的歐洲曆史就是對於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類本性導致的種種爭鬥及其結果的一份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