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展望
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決定著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當前基督教文明麵臨的重任就是將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念之中
在任何情形下，終結，一條生命、一種關係、一個時代的結束——即使這些東西完全是人為的安排、人為的創造——都強烈地吸引著人們的想象，尤其是象這樣有著自我意識的一代人的想象。這代人有著這樣的信念——不論它是如何膚淺與不正確：知曉自己的方向和趨勢；在不絕於耳的自身進步產生的喧嘩中，知曉這種進步從何而來，往何而去。那麼，在十九世紀即將走至盡頭，二十世紀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天的時代從何處而啟？已經走了多遠？又往何處而去呢？
充分地回答這些問題意味著對於將要過去的這個世紀的基本曆史要給予一番濃縮的介紹，而這不是這樣的一篇雜誌文章或係列文章馬上能提供的。筆者給自己定下的考察範圍——這麼一個處於必要的限度之內的範圍也幾乎是不可駕馭的——不包括國家內部的情形。這方麵的內容在當代占去了如此之多的對於經濟和社會變化趨勢的注意，而且在許多人看來是唯一值得從最純粹的物質角度予以關注的話題。盡管這些東西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們並不是全部；而且，盡管本世紀的物質進步十分巨大，國際關係的變化以及它們對於歐洲國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對重要性也同樣引入注目。筆者正是希望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前麵提出的主題。這個主題對於某個具體的國家而言，可以說是指它的對外關係。不過，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它更要關注由業已開始並處於進展之中的各種運動以及如今還不易分辨的各種趨勢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來。這些運動或趨勢如果不遭到什麼抵製，將使深刻地關係到人類的福利的政治平衡發生重大的變化。
展開主題的一個簡便的方式似乎可說是十八世紀以來浩大的殖民運動被美國革命推至了一個中止點。美國革命使英國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緊隨這場革命而來的法國革命和法蘭西共和國及拿破侖的破壞性的戰爭迫使歐洲將其注意力從外部的誘惑上收回，集中到了它自己的內部事務中。對此，十九世紀之初美國對路易斯安那的購買是一個重重的句號，因為這實際上將北美大陸從可作為對外殖民對象的荒蕪之地的清單上勾掉了。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發生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起義，然後出現了門羅總統和坎寧先生的聲明。這些聲明通過製止歐洲的幹涉確保了西屬殖民地的獨立。美國人民從此時起對門羅總統的立場的一貫堅定維護和門羅主義在以後得到的發展則使講西班牙語的美洲國家在同等程度上從另外的歐洲殖民可能中擺脫了出來。
十九世紀就是這樣被拉開了帷幕。無疑，人們仍然還積極地在海外尋找活動空間，不過它們主要不是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為了開發利用業已在政治上有所歸屬的土地。但是，總體而言，甚至這種活動也隻是附屬性的。從十九世紀的開端至其結束，這個世紀的主要活動在於認識和研究自然力量並應用其成果以滿足技術和經濟進步的需要。當時，那些為人們所掌握的手段——它們在剛被發明出來時是如此令人驚奇，在今天卻是如此為所熟悉——被自然地首先運用於各國資源的開發利用上。當時，到處都是新生的土地，因為在任何一塊地方人們都不可能做到了對大自然之所賜的充分利用；到處都有著幹勁的投入，因為在任何一個地區都有著數不勝數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地，這樣的一個時代主要是一個和平的時代。當然，大的戰爭不乏存在，但國家間的和平一直是這個發展時代的一般特征。在這個時代中，人們致力於的是運用所掌握的新的力量來改變他們自己國家的麵貌。
但是，任何這樣的階段都會象人類的每一件事情一樣化為過眼煙雲。生產的增加——這是經濟學家們癡迷的目標——如所預料的那樣帶來了對新的市場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財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國內消費的增加跟不上生產的增長以及蒸汽的使用導致的運輸方麵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從封閉的年代中被趕了出來，被迫和歐洲社會建立聯係，和它做買賣。不過，在國外進行的旨在獲取新的政治領地的大規模的認真嚐試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隻有在確信能賺取利潤的情形下人們才為商業活動尋求新的根據地。另外，美國的人口和資源的增長、英屬澳大利亞殖民地的開發都有助於滿足需求。中國和日本的開放隻是這種需求的一個單獨的表現。所以，這種開放更應該說是隨機械加工方法的進步和交通線的增多而來的普遍的工業發展的伴生物。
在這種局麵上，十九世紀經過了它的鼎盛時期，開始向它的終點傾沉。此時，在歐洲文明的國家中出現了戰爭和戰爭傳聞。王朝興衰，國家則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過，前述的那些主要特點還存在著，而且越來越成為政治家們的主要關心所在，這些政治家們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紀達到其巔峰之時或之後不久也來到了歐洲舞台之上。在這種狀況下，出於經濟意義上的純粹功利主義原因，維持現狀逐漸成為了一個主導思想。這個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從各大國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臘和克裏特人施壓來看，也許不可以認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問題是，在實際可行的意義上——作為一種合理的可能的體現而不是一個空想，維持現狀的想法還能為人推崇多久？已經發現許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當代對現實最為不滿的人——說道，當半個世紀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議打破既有的平靜，依照一種更合理的平靜局麵來重新規劃東南歐的政治地圖時，是他體現出了理想意義上的理性政治家風範，而當時現狀的維護者們顯露出的隻是見風使舵的政客們的天然本性。曆年以來的證據表明，後者在東南歐這個令人頭疼的地區並沒有確保住平靜，甚至是死氣沉沉的平靜。鑒於正在離去的十九世紀作為遺產留給的世界上變化著的局勢，今天繼續無限期地維持當前的和平和繁榮究競在多大程度上還是歐洲國家的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認為普遍裁軍——對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時間蜂擁而起——最可能使如今的文明及其種種好處得以保持的觀點是否應體現在近來的要求之中？沒有誰能比筆者更熱切地懷有這種期望：有朝一日，各國將化劍為犁，熔矛為鋤。但是，是否包括美國在內的歐洲文明已經處於了能夠構築一種不是基於各國的良知而是基於一個永久的法庭的人為和平、從而在現代政治中再現中世紀教皇統治下的理想狀態的地位？
時代的標識究竟是什麼呢？它們還未完全進入人們的視野，人們還象是在透過一片黑黑的玻璃遙望未來，還不能肯定他們會往何處而去。不過，即使人們尚不能充分、準確地解讀種種標識，他們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斷言，其中可以觀察到的一點是普遍存在於除我國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國身上的前衝勢頭。的國家受縛於、沉迷於自己的十八世紀傳統之中，為對於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麵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圍，緊抱著孤立主義理想不放，拒絕承認整個歐洲文明世紀必須以一致的利益為基礎來企盼、迎接未來。我說的確是如此。不過，我將更確切地表達我的思想，說前衝的勢頭已經存在於我國的大多數人的身上，這在具體的事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時體現了出來。但這種勢力尚受到阻礙，為那些從我國幼年時期所形成的信條獲取關於國家政策之觀念意識的人們長期地、危險地阻礙。
經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的間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複的歐洲國家的前衝勢頭不僅僅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偶然的、和過去毫無聯係的現象。它的到來盡管一開始不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紀進入了中間階段之後很快就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了。東方文明國家的變化也是這個階段的一大產物，當時同樣不為人關注，雖然如今是那麼醒目。對此，我有著一段有趣的回憶。1868年，當我正在日本橫濱的時候，有人讓我翻譯一封來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語寫的信，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勞工前往夏威夷的事。當時，我認識作為隨船醫生參加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記錯的話，當我還呆在橫濱時，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當我在橫濱的使命結束後，我前往香港，從那裏再經蘇伊士運河返國。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聯的海軍軍官，他的差事是為一批中國人前往當時對黑人勞力已不抱什麼指望的美國南部各州一事進行洽談。如今所知道的國家發生的情形在那時並未引起人們多少注意。
給人帶來一種古怪感覺的事情是一麵注視著各國不自覺的、不可抗拒的運動，另一麵讀著的報章對於那些由於個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領導之位、但最多也隻是引導著一種象重力那樣無法被永久地抵禦的無害力量的人們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應是這樣的。他想將巴爾幹地區的事務的自然走向引入一個恰當的結局，而他的反對者卻竭力抵製；他們成功了，但解決給耽誤了，事態惡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為一些人所景仰，後者在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野心和塞西爾·羅得斯先生的掠奪行徑中看到的隻是愚蠢的念頭。可是，從國家合法權利的嚴格闡釋者的角度來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時代又有什麼權利僅僅因為土耳其是個“病人”就促其死亡呢？當時的土耳其不是並未處於他國占領之下麼？嚴格地根據法律，難道土耳其無權存在、無權保有其所擁有的東西、無權以它認為是正當的手段來治理是它的合法屬民的人們？不過人們還是太容易忘記這點：法律維護的是公正，但在當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於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後者賦予。
近來為所熟悉的一個詞是“緩衝國”，處於英國和法國的勢力範圍之間的暹羅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這個詞多少也讓人聯想起了至今為止的東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一方麵，它們相互分離，存在於各自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麵，它們正相互靠近，這不僅體現在地理上，也表現為雙方都看重物質上的優勢。這兩極不是發自同一源泉但目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分支，它們源於極為不同的觀念，從始至今循著兩條截然不一的道路演進。要使它們相互間產生共同語言，其中某一方就需要向另一方轉化，而不再是獨自發展涇渭分明。
什麼是今日的基督教國家在未來的主導性精神觀念，這幾乎不成為二十世紀的一個問題。不管人們的信仰在趨向或程度上發生什麼變化，在二十世紀到來之前的短促時間內，它不可能經曆激烈的變革。在即將到來的整個世紀中，基督教的影響無疑將繼續存在。一種思想的盛衰必然是逐漸性的，如果基督教信仰在東方國家中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傳播，那麼後者也會逐漸地認同那些對西方民族的自然天性起到了強大的改造作用的原則。另一方麵，如今日許多人所說，如果失去了信仰，如果除了自身利益再也沒有其他什麼更高尚的東西來促使人們自我約束和公正行事，戰爭也隻可能在利益的權衡使人們不必訴諸暴力時才是荒謬的。而那些感到有所需要的人不隻是在有著合法的機會時才去謀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單單是他們沒有什麼、他們想得到什麼或他們有能力得到什麼這類事實就會促使其去攫取。歐洲世界知道這種情形，不過公眾輿論日益增長的神聖性及其對於政治天平日益上升的影響隻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從其中解脫出來。東方世界不知道賦予西方以權威的西方世界的物質優勢和政治傳統背後的根源，但它正對這兩者明顯地表露出欽羨之意；與此同時，它也產生了得到它們的念頭。
在法國革命使作為十八世紀一大特點的對外殖民擴張陷入長期停頓的同時，各國將其熱情明顯地傾注到了另一方麵，即創建龐大的現代常備陸軍。這是法國革命在對人權的闡發之外傳贈給的普遍兵役製帶來的結果。這種陸軍自十九世紀初開始發展，經過不斷的完善，到十九世紀結束之際已是十分成熟和強大，這表現在了規模、預備力量、組織訓練及裝備諸方麵。不過，經濟學家對此一直憂心忡忡，他們怨責龐大軍備的存在，要求予以廢除。在十九世紀，自由得到了發展和強化，而陸軍也是如此。那麼，這件十九世紀的奇特產品是否如許多人堅信的那樣僅僅是人類行為的一種變異結果？或者在其中可能包含著即將到來的時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