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工不足、資金缺乏
我國國有企業在體製改革的進程中麵臨著巨大的困難，開工不足、資金缺乏和經營不善，隻是問題的表現形式不同，而深藏於企業內部的有關人的問題，卻是關鍵所在。
因為，任何事情都必須通過人去實現，人的問題是帶有本質性的首要問題。
那麼，國有企業中的富餘人員的形勢到底如何呢?
(一)沉重的冗員負擔
據統計，截止1997年底國有企業職工有1.1億，冗員2200多萬人，占全部職工的20%多，僅由於富餘人員的存在，多消耗企業成本這一項就多達300億元。國企富餘員工多，勞動生產率低，產品成本居高不下，使其無法與國外同類產品競爭。
盡管我國已有2000多萬職工下崗，但減人增效的工作仍然嚴峻。據國際勞工組織1995年的調查顯示，我國社會總體的隱性失業率約為27%，其中，企業富餘人員構成的隱性失業占到15%以上。由此推算，90年代末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所有製的企業中至少有3000萬的企業富餘人員。
富餘職工在國有企業中的分布狀況可以劃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經濟基礎比較雄厚，領導力量較強，職工的平均技術素質較好的，經營管理水平較高，產品基本適銷對路的企業。富餘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一般在10%～15%左右。屬於這一類別的企業大多數是國家一級、二級企業，也包括一部分效益較好的三級企業。在地域上，這一類企業大都分布在大中城市，少部分在小城市，隻有個別的地處縣城或山區，如部分中型軍工企業。
第二類是經濟基礎尚可，領導班子基本穩定，職工技術素質一般，管理水平中等，經營保本微利的企業。富餘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不低於20%。屬於這一類企業的數量最多，主要包括一些效益較差的三級企業和絕大多數縣級企業，也包括少量產品結構不好，銷路不暢的二級企業和設備嚴重老化，效益連年滑坡的極少數一級企業。在地域上，這一類企業大都分布在中小城市和縣鎮，少部分地處大城市，東部地區要好於中西部地區。
第三類是經濟基礎薄弱，領導力量薄弱，職工技術素質較差，管理水平低下，經濟效益沒有保障甚至虧損的企業。這一類企業富餘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一般較大。企業經常處於半停產狀態，有的企業職工長期放假。這類企業以中小城市的中小企業為主，在地域上主要是縣城和老少邊窮地區。
由於計劃經濟舊有模式的影響，國有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因企業經營狀況而不同，所造成的職工下崗現象也體現出極大的差異性。
總體而言，企業富餘職工的基本情況也可劃分為以下三類：一種是具有一定的勞動技能、素質較好，隻是由於單位經營不善，生產、工作崗位容量所限，或者由於企業調整生產結構而導致專業不對口，需要重新安置；第二種是業務、技術水平低，不能勝任工作，或者勞動態度不好，優化組合中未被聘用的職工；第三種是基本喪失勞動能力，不能在一線崗位上工作，但又不符合國家統一規定的離退休條件的老、弱、病、殘職工。
一般地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市場需求結構和企業自身主導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以及國民經濟發展周期性波動的影響，在企業發展的某個階段存在一定數量的富餘人員是普遍和正常的現象。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往往通過企業裁員或縮短工作時間等手段加以調整，待到市場轉旺時重新擴大生產規模、雇傭較多的勞動力，或恢複正常的工作時間。這就是說，在企業內部存在一定數量的富餘勞動力是經常性的現象，“人員流動”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辦法。
我國國有企業的冗員負擔，在表麵上看與上述市場經濟國家中的企業富餘人員有相似之處，均表現為一定數量富餘勞動力的存在。但是，由於我國勞動人員製度等傳統計劃體製的痼疾，致使我國的國有企業以至全社會尚未建立起一套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勞動力流動機製和失業保障機製，迫使這部分富餘人員固化在某個企業內部，他們的生活、福利以及再就業均要由原企業承擔下來。因此，國有企業內部的這部分富餘勞動力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富餘人員，它是企業內部的勞動冗員。
有關我國國有企業冗員的總體規模，目前尚難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以下兩組數字可供參考：1993年底全國城鎮國有企業職工總計1.09億人，冗員總計在3000萬人左右，其中下崗職工約為1500萬人，隱性待工職工約1500萬人，停工停產企業職工長期在職無業者超過500萬人。就國有工業企業的情況看，1994年底全國有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11萬家，職工共計4600萬人，冗員比重約占1/3，也就是國有工業企業現有冗員在1500萬人左右。就國有企業冗員的行業分布看，它呈不均勻狀態，停產半停產企業比重較高的行業，例如紡織、機械以及煤炭行業企業冗員比例較高。就國有企業冗員的地區分布看，與國有企業虧損狀態大體一致，東北、西北地區的閑置人員比例和在職無業人員比例較高。例如，1996年初遼寧本溪市國有企業在職無業的“放長假”的職工約11萬人，下崗待業職工約2萬人，兩者之和約占全市職工總數52.7萬人的24.7%。此外，在崗人員尚有1/3的冗員待剝離。
(二)驚人的隱性失業
這裏再專門論述一下突出的隱性失業問題。
所謂隱性失業，又被稱為潛在失業、在職失業，是指勞動力與生產資料隻有形式上的結合而沒有內容上的結合，或結合得不充分、不合理的現象。其典型特征是：勞動者名義上就業了，實際上卻很像失業或半失業，因為他們在就業崗位上要麼無事可幹，要麼無充分的工作可幹。通常所說的“三個人的活五個人來幹”就屬於典型的隱性失業、在職失業。某項工作本來隻需要三個人就能幹，實際上卻投入了五個人，在形式上工作的這五個人中，就有兩個處於隱性失業狀態。除農村剩餘勞動力外，我國的隱性失業大致上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就業不足，這源於企業的開工不足，如因原材料缺乏而“等米下鍋”，因供電供水跟不上而被迫停產或半停產等；二是低效率和冗員。隱性失業實際上是偽裝就業。
在我國，隱性失業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和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過程中，都大量存在。隨著經濟結構的變革、新的市場經濟關係的建立、市場經濟機製的健全，隱性失業將逐漸地轉化為公開失業。
從理論上說，在短期內，如技術水平和其他要素投入固定不變，隻增加勞動的投入量，其邊際收益必然出現遞減趨勢，當勞動投入的邊際收益為零和負數時，此時所追加的勞動投入都算隱性失業，因為此時追加的勞動投入對生產沒有貢獻，甚至有害，減少這些勞動投入，生產不但不會下降，還可能上升。這樣，邊際產量的零便成為計算生產中隱性失業的最小口徑。
如果從廠方雇傭勞動的原則來看，計算隱性失業的口徑就更大。廠方雇傭勞動的原則是：勞動的邊際收益＝勞動的邊際成本。如果前者大於後者，增加勞動雇傭就會使利潤增加；如果前者小於後者，追加勞動雇傭就會使利潤減少，也就是說，此時應減少勞動的雇傭。隻有在二者相等時，廠房才從所雇傭的勞動量中實現了利潤最大化，把能夠得到的利潤都得到了。按照這一原則，凡是追加的勞動雇傭，其邊際收益盡管大於零，但隻要小於為此所追加的成本(即邊際成本)，這一單位的勞動雇傭對廠房來說便是無效率的，因而是多餘的，也就是說，在現有的勞動投入量中，盡管其邊際收益大於零，但凡是小於邊際成本的部分都算隱性失業。例如，在現在投入的120個單位的勞動中，其邊際產量大於零，按第一個口徑計算，不存在隱性失業，而按第二個口徑計算則存在。假定當勞動投入到第100個單位時，其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相等，都是10元，從此以後所增加的勞動投入，其邊際收益都小於10元且遞減，這樣，從第100個單位以後所追加的20個單位的勞動，盡管其邊際收益仍大於零，但都小於邊際成本10元，因此都算作無效率的投入，在已投入的120個單位勞動中，這20個單位就屬隱性失業。
根據所建立的生產函數，均可按上述兩種口徑計算出隱性失業的數量。據有關方麵的保守估計，我國國有企業隱性失業人數約在1500～3000萬人之間，這意味著從現有職工人數中撤出1500～3000萬人，產出量最起碼不變，甚至還會上升。在實際工作中，許多企業通過優化勞動組合，裁減大量富餘人員，生產量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上升，這對上述理論做了最好的注腳。
我國隱性失業和顯性失業長期並存，20世紀70年代末期失業問題以顯性為主要表現形式；經過80年代前半期勞動製度的改革和經濟的發展，80年代中期顯性失業率大大降低，但企業經營機製的轉換又把隱性失業問題充分暴露了出來；80年代末期以來，隱性失業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經濟的收縮(治理整頓)和城鎮勞動力供給的增長又使顯性失業率在90年代上升到8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點。隱性失業和顯性失業並存造成“失業”和“空崗”相互交織，呈現出“就業難，招工也難”、“有人沒活幹，有活沒人幹”的複雜局麵。
盡管隱性失業和顯性失業並存，但二者的分布範圍卻不同，在各自的作用範圍內，失業壓力被分割到不同層次的對象身上。顯性失業壓力在勞動力資源中的分布：第一層次是城鎮新增勞動力，他們成了失業壓力的首批承受者；第二層次是非國有企業的在業勞動力，其中私營企業勞動者和個體勞動者經營的不穩定使他們最容易承受失業壓力，集體企業的勞動者往往在企業破產的時候才會失業；第三層次是國有企業在業勞動力，這部分人過去幾乎沒有什麼失業壓力，並且按照不同的身份從臨時工、合同工到固定工，失業風險依次遞減，直至為零。在傳統體製下，隱性失業壓力由政府財政負擔，改革以後則在企業中不均衡分布：國有企業承受的隱性失業壓力最大，集體企業次之，私營企業則幾乎沒有這種壓力。
顯性失業和隱性失業的分割運行，使失業壓力的局部矛盾難以傳遞到勞動力的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係中去，而是長期聚集和沉澱在部分勞動者和部分企業身上，形成持久的局部效應。
如果說，顯性失業的消極後果主要是由失業者個人承擔，那麼，隱性失業的消極後果則主要是由國家和企業承擔。有學者指出：“隱性失業的危害已經遠遠超出損害企業經濟效益的範圍，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民主以及改革開放的嚴重障礙。”
隱性失業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有人算了這樣一筆帳：每安置一個城鎮勞動力到全民企業，國家要拿出1萬元，安置到集體企業也要0.8萬元，按一年安置600萬人計算，耗費資金達400～500億元。1500萬隱性失業者白拿工資、獎金、福利、勞保，保守地按每人每年3000元計算，一年也要花450億元。兩項加在一起相當於國家預算內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隱性失業使企業的有效工時利用率大大降低。權威部門的調查研究表明，我國工業企業平均每人每班的有效工時隻接近6小時，這還是參照50～60年代的勞動定額計算的。石家莊市第一塑料廠廠長張興讓曾指出，在實行“滿負荷工作法”以前，即使企業任務飽滿，全廠工人的人均有效工時也不到2小時。
——隱性失業使企業的工資成本中包含了虛假的誇大部分，從而增加了單位產品成本，降低了勞動生產率。據日本經濟界人士分析，中國企業勞動生產率隻及日本的十分之一，原因除了技術和設備落後外，主要是企業冗員太多。工資成本中的虛假誇大部分還使價格體係缺乏合理的成本基礎，增加了企業的獎金福利支出，直接導致消費基金的增長和社會總需求的膨脹，從而使價格改革的風險大大增加。
——隱性失業阻礙了收入差距的適當拉開。因為冗員的大量存在迫使企業現有的收入必須在更多的職工之間進行分配，“僧多粥少”自然不允許拉開收入差距；勞動力配置結構的剛性意味著職工不具有重新選擇工作崗位的機會，於是隻能用收入均等來彌補工作機會的不足。
——隱性失業給企業帶來的不是競爭向上，而是鬆鬆垮垮。一方麵，企業內嚴重的人浮於事使得職工之間忙閑嚴重不均，造成職工在工作的舒適性方麵進行攀比，弱化了職工勤奮勞動的意識；另一方麵，企業內某些工作條件較差的崗位和工種成了企業內勞動力流動的“死角”，隻是通過外聘勞動力加以彌補。這兩方麵均助長了職工的“貴族化”傾向，導致企業培養出的有技術又勤奮的工人遠不如圖安逸怕艱苦的工人多。嚴重的人浮於事造成了職工之間缺乏競爭壓力和提高效率的壓力，職工之間必然沒有提高生產技能的緊迫感和積極性。值得注意的是，隱形失業所帶來的這種不健康的社會意識還會向下一代延伸。長此以往，我國公民的價值觀必然發生畸變，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麵臨著在懶惰渙散的氣氛中日趨退化的危險。
(三)冗員成因分析
國有企業勞動力冗員的成因是多重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1.製度性因素
國有企業的冗員現象與舊體製下的高就業——低工資——高福利的勞動就業製度有密切的關係。在不存在勞動力市場的前提下，職工個人與企業之間是一種非契約性的特殊關係，它在客觀上形成了勞動者對企業的普遍的依賴關係。
第一，每一個進入就業年齡的社會成員無權自由選擇職業和工作單位，而企業對進多少人、進什麼人也無決定權；最初建立勞動關係的主體是國家勞動人事部門。
第二，勞動者個人一旦進入企業後，勞動關係難以終止。作為企業的正式職工，單位對他們負有無限的責任，這既包括各種社會福利，也包括民事的以及政治上的種種擔保責任。
第三，勞動者在企業間的流動，還受到戶籍製度和勞動者所持身份差異的限製。例如全民所有製身份職工與集體所有製職工在流動時就有許多障礙。在這種勞動人事製度下，勞動者很難由企業流出，而企業的勞動力定額指標一經計劃確認後，也難以改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勞動製度雖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但舊體製依然起著重要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在國有企業內部存在大量冗員的情況下，它依然是新增勞動力就業的主要渠道之一，近年來國有企業吸納的新增勞動力約占40%～50%；二是盡管國有企業對新增用的人數持謹慎態度，但年度用工指標仍由政府主管部門以行政手段調配；三是企業冗員負擔十分沉重，但真正流向社會的失業人口比例很低，現平均失業率在2%～3%之間，一方麵失業保險社會統籌基金大量閑置；另一方麵企業仍承擔著大量的福利負擔，勞動力失業保障機製尚未形成。
2.管理性因素
在國有企業內部存在著大量冗員的同時，勞動條件較差的一線生產崗位勞動力又相對不足，不得不招收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頂崗，從而形成了“一線緊、二線鬆、三線脹”的局麵。這種狀況在某些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例如煤炭、紡織、建築以及城市修理服務業中尤為突出，在這些行業內部農民工已約占全部職工的50%，並以每年9%的速度增長。以全國最大的煤炭企業大同礦務局為例，1993年6月全局職工共計133598人，其中從事三線服務性工作的職工有22230人，從事其他非煤工作(包括轉移到“三產”的職工)的有23699人，兩者合計45929人，約占全局職工總數的34.3%，也就是說，在該礦務局已有1/3的職工不從事煤炭生產工作。同期，在二線作業的輔助人員有35618人，而在一線作業的掘進工10706人，回采工10673人，兩者合計隻有21379人，二線職工是一線生產人員的1.66倍。全局有農民輪換工19661人，占全局職工總數的14.72%，在農民輪換工中從事井下生產的有18506人，其效益約占井下掘進工和回采工的86.56%，農民工已占井下工人的絕大多數。盡管因煤炭生產條件較艱苦，國家有關條例有對井下生產15年以上職工可以轉到二線的規定，但是從以上數量中仍可以看出，在大同礦務局的生產輔助人員和服務人員中確實存在著大量的閑置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