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國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態，對於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體安全主義者或孤立主義者，都有切膚的關係。……除非人類準備長期放棄決定是非曲直的權利，除非人類甘冒絕大的危險，使中國目前所遭遇的無可名狀的恐怖苦難再演於將來，那末，全世界人士對於英勇抗戰的中國，就不應該袖手旁觀，漠不關心嗬……”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深夜，沉寂的珞珈山籠罩在一片霧靄之中，沫若還在伏案埋首閱讀《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的譯稿。原書係英國《孟卻斯德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所編，沫若應譯者楊明之請，準備為他題簽書名並作序。田伯烈說得對，人類是決不會“放棄決定是非曲直的權利”的，全世界人士對於中國的抗戰也決不會“袖手旁觀，漠不關心”的，今年年初，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不是派來白求恩大夫上抗日前線救死扶傷嗎？前不久，蘇聯政府不是貸款五千萬美元資助我們抗戰嗎？田伯烈編寫這本書，以及那麼多國際友人冒著莫大的危險為他提供珍貴資料，其本身也是個有力的明證。沫若對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肅然起敬，同時越發意識到自己必須倍加奮勉。
自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以來，六月十二日安慶又淪陷，武漢的局勢岌岌可危。日寇正兵分三路，由長江下遊水陸並進，妄圖一口吞掉三鎮。動員一切力量保衛大武漢，已迫在眉睫。郭沫若與周恩來等人商定，抓住“七·七”抗戰周年紀念的機會，再搞一次更廣泛、更深入的宣傳活動。他負責擬訂的紀念“七·七”的具體辦法，得到了蔣介石的首肯，為此又一次被召見，但是他們想的並不完全是一回事，蔣介石的目的無非想借此宣傳他個人，抖抖他這個所謂“抗戰領袖”的威風。不過這倒給沫若提供了不少方便，“奉旨出朝”，管他陳誠、康澤，誰敢不放行！
紀念活動從七月六日正式開始，持續了三天。武昌、漢口和漢陽每天白天都有盛大的集會，夜晚則有火炬遊行，其間還有歌詠隊、演劇隊、放映隊和化妝表演車上街、下廠、去傷兵醫院進行宣傳，抗戰畫展、木刻畫展也按時展出，獻金台前更是人如潮湧。說起獻金，沫若與陳誠曾發生過一場爭辯，陳誠原先竭力反對，他怕“有錢的人不會捐，願捐的人沒有錢”，會有損他這個部長的麵子。沒想到這幾天在獻金台前，各階層的人都自願跑來了：氣喘籲籲的人力車夫，每拉一次客就登台獻款一次；由小孫兒攙扶著的老奶奶，顫顫巍巍地掏出了身上僅有的七個銅板；抱著三弦為人算命的瞎子，特地從鄉下趕來奉上自己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五元錢；乞丐教養所的乞丐竟全體相率絕食一日，把節約下來的錢全部捐獻，……一個個麵帶菜色的勞苦民眾，在他們跑上獻金台時，臉上都泛著激動的紅暈。沫若望著那裝滿現鈔和金銀器物的幾十隻大口袋，眼睛由濕潤而模糊。中華啊，中華！你絕不可能淪為異國的奴隸，因為你的子民對祖國的深情，就象滔滔的長江水永遠不會枯竭，他們不僅為你獻出自己珍貴的一切，還將用血肉築起新的長城來保衛你！
武漢民眾掀起的獻金熱潮，使沫若聯想起五月間，廣州一所小學的孩子們曾自動組織了兒童救國募金隊，他們將募得的錢隨信彙給郭沫若，委托他“轉獻給為民族而抗戰的鬥士們”。如今募得這麼大一筆款子，當然應該用來慰勞艱苦戰鬥在前方的抗日將士。鑒於前線最缺乏醫藥和醫療器材，沫若便建議動用一部分獻金向外國購買緊俏藥品。後來派陽翰笙等人奔赴香港，幾經周折，才了卻這一番心願。
國難當頭，億萬同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而國民黨達官貴人卻在花天酒地，醉生夢死。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與他的同僚每周至少要舉行一次舞會，他們在豪華的公館裏，邀來名媛淑女盡情行樂，有時也邀請沫若，目的無非要把立群也拖入他們的舞池。他們抗戰不懂得求外援，尋歡作樂倒知道“走國際路線”，每每借蘇聯顧問的公館做舞廳，沫若覺得真是奇事一件。
中國抗日的烽火，確實連接著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煙。為了配合巴黎國際反侵略大會的召開，十月二十三日武漢舉行響應國際反轟炸大會，沫若被推為主席團成員，在會上發表講話，堅決主張“要予打擊者以嚴重的打擊，予轟炸者以猛烈的轟炸”。這與有人散布的奇怪論調恰恰針鋒相對，最高當局不是說什麼武漢在政治上不如南京，經濟上不如上海，文化上不如北平，守與不守都無關大局嗎？沫若明察對方的用心，才提出了這樣的主張。
當時，敵機轟炸武漢更加頻繁，武昌城已被炸得千瘡百孔，機關、團體和家庭都在紛紛疏散，三廳也派了三分之一的人員，由杜國庠（筆名杜守素，1889—1961）率領隨政治部先遣隊撤往衡山。在這樣緊急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居然接二連三地解散抗日民眾團體，而將大批流氓地痞和鴉片煙鬼拉來充當“保衛”大武漢的骨幹，並提升張厲生為政治部副部長，賀衷寒為秘書長。本來自尊心就相當強的郭沫若，怎麼能委屈他向賀衷寒之流稱“職”呢？於是辭職的念頭由此複萌，整整三天都躲在寓所裏不去辦公。他與立群一同吟詩作畫，以此消氣。他愛畫蘭草，範壽康的女兒求他題畫扇麵，他不願使孩子失望，即援筆為她畫上蘭草。他太喜歡蘭草了，“葉似茅草花似竿”，每逢春天朵朵香，蘭艾豈能同焚？晚飯後，他常常拗不過範壽康女兒的好意，攜她一起去東湖之濱散步。月明風清，心情卻不平靜，他拖著沉重的步履，一邊走一邊在低吟李白的名句：“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詩中的意境使他分外感到孤寂。是啊，周圍為什麼如此寂寥？他轉身問身邊的小朋友：“青蛙在叫嗎？”孩子覺得郭伯伯真有意思，怎麼在這一片蛙噪聲中，居然還問有沒有蛙叫。她笑嗬嗬地答道：“哇哇哇叫得正歡哩！”
“可惜我一點也聽不到，真遺憾。”沫若真有點掃興，大概心境不好也會影響他的聽覺，何況他患有重聽症。
沫若真的“獨酌無相親”嗎？不，相親就在眼前。當周恩來知道了他不去辦公，便在第三天晚上請他到家裏吃飯，三廳的另外幾位負責人亦應邀作陪。席間，恩來循循誘導，與大家一起回顧了三廳成立以來的工作情況，語重心長地指出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認為如果能夠把宣傳、慰勞、教育緊緊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頑固派一部分的顛倒黑白和投降陰謀。談到部裏的人事更動時，沫若憋不住再次表示不願在賀衷寒下邊受氣。恩來濃眉緊鎖，如炬的目光盯著他，略帶怒色地詰問了一句：“那麼怎麼辦呢？”看他低頭不語，便又補充道：“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須得忍受！我們受的委屈，比這大得多呢！”沫若感到了恩來這番話的份量，他第一次看見恩來在自己麵前發火，知道確實是自己錯了，從此打消了怠工、辭職的念頭。
對於黨組織的關懷、同誌們的信賴和群眾的擁戴，沫若既感激又不安，特別是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作出決定：以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文化界的領袖，並由全國各地黨組織向黨內外傳達，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領袖的地位。從郭沫若自身來說，他實在愧不敢當，但又不能辜負黨的殷切期望。三廳的工作義不容辭，作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理事，更有責任為“統一文藝戰線，鞏固精神國防”貢獻力量。
暑期，郭沫若與田壽昌主辦“戰時歌劇演員講習班”，親自擔任班主任，吸收了楚劇、漢劇、京劇、評劇、紹劇和雜耍等各種藝人七百餘名參加學習，向他們宣講時事問題和抗戰意義，灌輸新的戲劇藝術知識，改造他們的舊習慣。他在開學典禮上所作的振奮人心的講話，後經壽昌整理，成為講習班班歌的歌詞，由冼星海譜曲並教唱。兩個多月以後在結業典禮上，當沫若聽著學員們感情充沛地齊聲唱著這支歌：
同誌們，別忘了！
我們第一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第二是戲劇界的同行。
抗戰使我們打成了一片，
抗戰使我們團聚在一堂。
要救亡必先自救，
要強國必先自強，
戲劇的盛衰，關係著民族的興亡！
我們要把舞台當作炮台，
要把劇場當作戰場。
聽著聽著，他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動了。他給每個學員都發了由李可染繪製、自己親筆簽名的畢業證書，旋即又以三廳的名義，將他們組成流動宣傳隊，報請政治部簽發護照、補助旅費，全部撤到湘、鄂邊境和雲、貴、川地區，去實踐他們“為民族張正氣，與抗戰共始終”的誓言。
在此前後，沫若還寫了不少文藝論文，諸如《文藝與宣傳》、《抗戰以來文藝的展望》、《持久抗戰中紀念魯迅》、《文化人當前的急務》，引導廣大文藝工作者加強團結和統一，勇於到鄉村去，尤其是到淪陷區去開展工作。當時文藝界的聚會不多，由沫若主持的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會打破了數月來的寂寞，周恩來、博古、田壽昌、胡愈之等人都出席了會議，並發表了演說。處於十萬火急的武漢舉行這樣的大會，自有其特殊意義，正如沫若在講話中所說：
魯迅精神，是無論如何不妥協、不屈服，對惡勢力抗爭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後的一天，還不曾磨滅和減低意誌，這是魯迅偉大的要素，亦是他在學問上、文學上，有所建樹的要素，……
我們在今天正同日寇進行激烈的戰爭時，我們更應該有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我們希望今天更能夠發揚魯迅精神。
有魯迅這座精神上的燈塔，沫若覺得心裏亮堂了許多。他明白，要忠實地做魯迅的繼承者，就必須堅持以魯迅精神領導抗日文藝界。
大武漢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到處都不得安生，沫若不得不於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漢口的楊森花園，九月底又遷往鄱陽街一號，不久恩來也搬過來同住。政治部各廳絕大部分人員已往衡山和長沙疏散，沫若安排立群也先離武漢去了長沙，三廳隻留下他和胡愈之。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陷，消息傳來，加重了武漢的緊張氣氛。當此“孤城落日”時分，出乎意料的是，二十二日朱德突然從天而降。他與蔣介石晤談之後，即往鄱陽街與恩來、沫若歡聚一堂。沫若回想一九二六年他們第一次在漢口相見，那時朱德剛從德國回來，穿著一件毛藍布大褂，好象鄉下的一位村長。如今又是風塵仆仆，一身灰色粗布軍裝，更顯得蒼勁雄健，英姿颯爽。他們沒有什麼客套，略略寒暄幾句，便縱談軍情、敵情、黨心、民心，如話家常。二十三日朱德又飛回華北前線去了，臨別時留詩一首贈給沫若，題為《重逢》。詩是用墨筆寫的，雲：
別後十有一年，
大革命失敗，東江握別，
抗日戰酣，又在漢皋重見。
你自敵國歸來，敵情詳細貢獻；
我自敵後歸來，勝利也說不完。
敵深入我腹地，
我還須支持華北抗戰，
並須收複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別，相見——
必期在鴨綠江邊。
沫若把它當做珍貴的紀念品，後來還細心地裱背好，一直保存在身邊。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沫若奉命為即將轉移的《掃蕩報》趕寫一篇社論。由題目《武漢永遠是我們的》定下了主旨，他努力往下寫，一會兒援引高級司令長官的話，說什麼“我們雖不能立即打倒敵人，但我們能拖倒敵人”；一會兒又傳播“最高領袖”的指示，說什麼“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影響於抗戰之全局”，……這哪兒是自己在寫文章，分明是為別人捉刀代筆。他恨自己就象是學舌的鸚鵡，但又擺脫不了這樣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