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核時代
裁軍/軍控
作者：王濤
編者按：保羅·布拉肯，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與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全球競爭以及技術在商務和防務領域的戰略應用，曾在國防部多個谘詢委員會工作。2013年7月22日，他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發表演講，強調指出美國需要重新認真關注核武器問題，本文是對他此次演講內容的摘編。
冷戰結束後，許多國家領導人、學者及善良的人們都認為，原子彈可能將開始退出曆史舞台，人類將迎來一個無核世界。我也希望如此，但我認為這些情況並沒有發生，而且基本上不可能發生。
現如今，印度、巴基斯坦等許多國家正在發展核武器。對於這些國家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而言，投入到核武器項目越來越容易名利雙收。簡而言之，許多國家的核武器研發正處於美國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經曆的階段。在這些新興核國家中，興奮與恐懼並存，其核研發進程將對國際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早期美國原子能項目開始，分析這些國家發展核武器的動機。新近出版的著作《艾克的懸崖》稱，當年艾森豪威爾研發和擴建核設施，目的是作為冷戰的嚇阻手段。對此我完全無法苟同：這根本不是什麼嚇阻手段。而且，如果今天這些國家能夠達到美國在冷戰時期核力量的規模（我們稱之為“第一核時代”），就可能會動用核武器。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關於指揮控製和危機穩定性的研究結果表明，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因此我認為，將發展核武器作為嚇阻手段的看法，根本就是對第一核時代的誤解。
如果這不是嚇阻手段，那應該是什麼？這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當初美國建造這些核武器，是盡可能以更低的成本打贏冷戰。現如今，我們正在麵對同樣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巴基斯坦和朝鮮，可能還包括伊朗都認為，他們的最佳策略就是將國家安全建立在發展原子彈的基礎上。他們或許認為這隻是一種嚇阻手段，但實際上這是“浮士德式的交易”。
這是第二核時代：核武器擴散的緣由與冷戰時期完全不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強大力量推動著世界朝第二核時代的方向邁進。冷戰的秩序適用於當時的年代，但客觀地說，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我們應該對兩個核時代進行全麵分析，總結出第二核時代需要從第一核時代吸取的教訓。在我看來，冷戰時期的許多教訓雖然已不再適用，但仍有許多值得吸取。例如，“不要發動熱核戰爭，否則會造成上億人的喪生。”這句話至今仍然是至理名言。同時，還有其他一些教訓值得重視。
核武器並非一定用於實戰
冷戰時期最重要的教訓是：核武器並非一定要用於實戰。美國在冷戰時期每天都運用核武器—用於威懾，但並不僅僅用於威懾。美國運用核武器的方式多種多樣，可向敵方發出信號，美國在某些問題上絕不含糊，任何人膽敢觸動紅線必將受到懲罰。核武器可用來向蘇聯傳遞信息和進行交易，讓蘇聯清楚美國對某些行動不能容忍，例如關閉進入柏林的通道，以及在古巴部署導彈。
核武器被用於以最低的代價打贏冷戰。美國從未像前蘇聯那樣維持一支大規模的軍隊。冷戰時期，美國陸軍最多隻有18個師，而蘇聯陸軍有200個師。我們不會以人海戰術去打贏冷戰。建立核力量，可能使我們需要付出的代價少得多。
美國在冷戰中始終謹慎行事，避免讓世界麵對更多的危機和軍備競賽，否則將會破壞國際穩定。例如，對於蘇聯的兩個主要敵人—德國和日本，美國從未向它們提供軍備，也沒有支持這些國家的軍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勢力。
核武器還可以用來製造混亂，這也是第二核時代應該從第一核時代吸取的教訓。例如，西歐國家一些善良誠實的民眾發起了反戰運動。而蘇聯常常會利用反核情緒向反戰運動施加影響，在北約盟國中間製造分裂。
我們需要從第一核時代吸取的另一個教訓是，應牢記有些國家會將核武庫用於所謂的“核彈頭遊戲”，應考慮到萬一敵人越過紅線或采取實質性行動可能造成的後果—這些“遊戲”可能會升級為嚴重的危機。
自冷戰以來，從哈裏·杜魯門到喬治·沃克·布什，每一屆美國總統都在玩“核彈頭遊戲”。肯尼迪曾在古巴導彈危機中這麼幹，尼克鬆也曾在1969年秋命令戰略空軍司令部繼續提高警戒級別。
“核彈頭遊戲”有時也能夠發揮作用。但這種遊戲並不是百分之百能夠達到效果。我們從中得到的收獲並非在於“核彈頭遊戲”是否會奏效，而是每一屆美國政府都會玩這種遊戲。我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的重大學術研究項目，幾乎都是圍繞著核危機的穩定性問題。許多專家都認為，美國不應該以這種方式使用核武器。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可能會這麼幹。還有專家建議放棄核武器，而建議者本人就曾經是核武器製造項目的負責人。
再如美國的“先進技術項目”，美國曾借此向蘇聯炫耀，即使在蘇聯的海上防區，美軍也能對蘇軍潛艇進行追蹤。該項目並非始於羅納德·裏根，而是始於吉米·卡特。他曾指示美國海軍和空軍以極具攻擊性的態勢應對蘇軍的潛艇。我認為，既然這些事件在冷戰時期能夠發生，那麼在第二核時代就有可能重演。
在第二核時代，我們還需從冷戰時期吸取的教訓是，要敢於想前人所不敢想。對於第二核時代可能出現的問題和衝突，我們需要設想出各種可能性，可以有很多種方式，包括兵棋推演。我曾經在哈德森學院和國防部參與過許多次兵棋推演，結果發現正如第一核時代期間許多學術研究得出的結論，核戰爭很難打起來，但這個結論並非永遠正確。1983年6月，一款名為“驕傲的先知”的兵棋在推演過程就一直朝著核災難的方向發展。按照兵棋推演的結果，將有5億人死於第一波核打擊，其中大多數為歐洲人和美國人。按照既定的戰爭計劃采取行動，最終導致俄羅斯被消滅。
核多極體係
美國國務卿溫伯格從“驕傲的先知”兵棋推演中得出的教訓是，我們往往對危機缺乏準備，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理解其運動變化的規律。要知道，在第二核時代將可能有更多的國家參與進來，而不是像兵棋中僅有2個國家。而且，核武器對於許多國家還是新鮮事物，這些國家從未經曆過核危機，缺乏經驗。
我並不是特別關注與俄羅斯的核戰爭。但讓我非常擔心的是第二核時代具有非常鮮明的特征—這是一場“多人遊戲”，地區衝突有可能引發核戰爭。因此，如果你僅僅考慮雙邊對峙，你將會忽視許多衝突升級的動向。現如今，一個更大規模的核多極體係正在形成，這個體係中的主要大國大都擁有原子彈，還有許多二流強國正在研發原子彈，大國曾經擁有的核壟斷正在被打破。
在我看來，主要大國不僅包括聯合國安理會的5個常任理事國—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還包括印度和日本，盡管日本還沒有獲得原子彈。在二流強國中，巴基斯坦和朝鮮已經擁有了原子彈。有人認為朝鮮不具備運用原子彈的能力，但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朝鮮一直在利用原子彈對國際社會施加影響，獲取糧食、石油和關注。
有趣的是，這種由主要大國和二流強國組成的複雜的核體係，正是第一核時代的翻版。在冷戰時期，除了蘇聯和美國，其他國家不可能發動核戰爭，地區強國或二流強國並沒有核武器。即使某些國家擁有核武器，人們也始終認為自己身處於一個兩極世界，盡管當時實際上已經是多極世界。
兩個核時代之間存在著一些重要差異。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決定了美蘇之間存在根本性競爭關係？一方是民主自由，另一方則是極權主義，盡管蘇聯並不這麼認為。那麼，影響當今世界的意識形態因素是什麼？我認為是民族主義—從骨子裏認為自己所屬的國家和民族優於其他國家和民族。
在冷戰時期，2個超級大國都不會煽動數百萬民眾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向對方施以報複。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完全可以鼓動上百萬民眾湧上泰晤士廣場或華盛頓廣場，要求讓蘇聯人付出血的代價，但他並沒有那麼做。同樣，蘇聯常常在莫斯科紅場舉行集會，但在與美國發生核危機期間從未組織過此類活動。這樣做太危險。現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伊朗以及巴基斯坦，示威者為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在第二核時代，意識形態的影響與第一核時代差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