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實上，毛姆的遵循者、無處不在的間諜都是些9歲大的機靈男孩。9歲正是一個追求“全知全能“的年齡。間諜的足智多謀，無故變遷的黨派性，虛實並用的詐騙術，流浪的屬性以及對折磨和被折磨的喜愛，都符合青春期前兒童的特征，他們沉溺於“保密和陰謀帶來的激動和恐懼感”。成年讀者從閱讀幼稚的幻想故事中得到樂趣，這並不稀奇，然而，新鮮的是讀者相信所有這些預示成熟、世故的衝動和喜悅是現實的。
勒卡雷（Le Carré）對間諜題材進行了幾次嚐試，他對場景布局極富天分，但缺乏對故事的理性設計。在相似的外表下，間諜的目的和偵查行動形成了對立：間諜意圖通過製造混亂和衝突來摧毀一個政權；而探員們則通過打擊犯罪維護政府。多虧了這些作家，人們才能如此了解犯罪。人們發現間諜們神秘的地下生活原來如此真實，於是欣然認同了法國秘密警察首領說的那句話：“沒有人能完全看清我們這個時代——除非他在監獄裏呆過。”
很少有人記得詹姆斯·費尼莫爾·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久負盛名的流行小說《間諜》。這本小說1821就出版了，曾經有一家法國報紙評論道：“幫助喬治·華盛頓的間諜哈維·伯奇非但不是英雄，還是個可怕、卑鄙而唯利是圖的小人。他受愛國主義驅動，當然，也有不安分的嫉妒心理在作祟。這就是庫柏精明的洞察力所在：老謀深算地殺掉愛國者，隻剩下被欲望驅動的野心家競爭。”福樓拜曾在《庸見詞典》中對“間諜”一詞給出定義：“上流社會的人。”在他身處的理性時代，間諜都舉止得體，仿佛世界公民。他們處於古典間諜到現代特工的曆史過渡時期。愛德華·菲利普斯·奧本海默對這一中間型間諜做出了最終描述：“他們是搭乘東方快車的常客，文雅瀟灑，是社交名媛捕獵的對象。當然了，社交名媛本身也有幹間諜這一行的，她們常常在男間諜心甘情願投懷送抱的時候，一邊出賣色相，一遍將男間諜公文包裏的海軍作戰計劃偷走。”
最後我還是要回歸到文學上，無論是最好的間諜小說還是最糟的間諜小說，我們的情感必須依靠模仿才能還原世界本來的樣子。一個時代的消逝，不論是野心勃勃還是性格鮮明，愛嫉妒和精於世故的拙劣愛情，都在《冷戰諜魂》機械的人物行為中彰顯得淋漓盡致。
但人們總會記起康拉德（Conrad）的那句格言“良心照亮了我們生活中浪漫的一麵”。不過康拉德還認為，任何其他觀點，都是“饑餓情況下發表的愚見”。
約翰·勒卡雷
勒卡雷1956年從牛津大學畢業，1959年進入外交部工作，之後被MI6吸收。不過勒卡雷的情報員生涯並不順利，劍橋五傑中的金·菲爾比向蘇聯泄露了他的身份。勒卡雷隨後對菲爾比的弱點和欺詐手段進行了細致分析，並以菲爾比為原型，塑造了《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情報員喬治·斯邁利最想找出的地鼠傑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