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經濟轉軌
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開始了它的經濟轉軌。如果從1992年初俄羅斯激進民主派蓋達爾推出“休克療法”算起，俄羅斯的經濟轉軌進程已走過了8個春秋。由於轉軌啟動以來俄羅斯的社會政治形勢動蕩不定，經濟形勢長期惡化，使許多以樂觀主義眼光預測俄羅斯經濟轉軌進程的專家學者大跌眼鏡。如何看待迄今為止的俄羅斯經濟轉軌進程?其前景如何?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還不能就事論事，僅就俄羅斯社會經濟的資源技術潛力和運行結果看待問題。需要把製度變遷這個因素作為8年來俄羅斯社會政治經濟形勢演變的內生變量，從製度變遷的內在機製這個角度，給予俄羅斯經濟轉軌進程以理論上的解釋。本文僅嚐試性地提供一種研究視角，希望能為透視和評價俄羅斯經濟轉軌提供某種啟發。
俄羅斯走上市場經濟
根據材料，俄羅斯經濟轉軌始於1992年初，當時的目標模式是由中央計劃經濟轉向自由市場經濟，啟動方式是激進的“休克療法”。這裏有三個問題：第一，為什麼要進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第二，時間為什麼是在1992年初，而不是在更早些時候或晚些時候?第三，轉軌方式為什麼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而不是漸進的方式?
俄羅斯為什麼要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根據顯而易見的曆史資料，這是由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本世紀的幾十年實踐結果決定的。研究成果表明，相對於市場經濟，由於計劃經濟中計劃主體的有限理性，計劃經濟雖然可能在社會經濟個別領域獲得飛速發展，但社會整體的資源使用效率是低下的。這些缺陷加上計劃經濟過多關注公平而忽視效率的收入分配製度，最後傷及整個經濟係統的活力。這些製度缺陷造成原蘇聯經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步步落後於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從70年代發展放慢、80年代陷入停滯，到1990年出現和平時期首次負增長，原蘇聯與老對手美國的經濟發展差距迅速擴大。60年代後期，原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大約達到美國的70%，而到1989年時，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比重為26%，原蘇聯則隻占世界的6.1%.雖然從50年代以來原蘇聯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如赫魯曉夫的“工業與建築業大改組”、勃列日涅夫的“完善計劃指標體係改革”、戈爾巴喬夫的“加速發展戰略”等，但這些缺少理論指導和明確目標，由於意識形態原因而無法觸及問題之根本的改革，全部以失敗告終。與市場經濟國家的強烈經濟反差，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已經開始市場取向改革的原計劃經濟國家在改革中取得的輝煌成就，躍然於俄羅斯社會麵前，按照新製度經濟學理論，這正是計劃經濟製度結構下無法取得的潛在利潤。而這種利潤通過市場化改革，建立市場經濟製度是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說，計劃經濟運行初期取得的對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優勢到90年代已完全喪失，製度經濟學所說的製度創新的內在衝動早已產生，隻是開始於50年代的多次改革均以失敗而告終，最後累及人民福利和國家的生存，以至於除了對舊的計劃經濟進行徹底變革，已沒有其他出路。
根據新製度經濟學提供的理論視角，製度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製度提供的各種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係統，而且決定了一個社會的經濟實質和經濟增長率，即不同的製度結構成為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俄羅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轉軌，實質上是一種製度變遷，要改變的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激勵結構、社會資源與財富的分配結構。製度變遷之所以會發生，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出現了在現有製度結構下無法獲取的潛在利潤，這是製度變遷發生的動力和必要條件；第二，通過製度變遷可能獲取的潛在利潤大於為獲取這種利潤而支付的成本。前麵的分析表明，製度變遷的第一個條件在俄羅斯已得到滿足。而另一方麵，俄羅斯當時進行體製改革的預期成本是很小的。體製改革的成本由三部分構成：改革的機會成本(進行改革所必須放棄的舊體製可能帶來的淨收益)、新製度的組織實施成本(規劃、設計、組織和實施費用)、體製轉換的摩擦成本(消除舊製度的費用、消除因利益格局變動而引致的社會摩擦和改革阻力的費用)。根據前麵的分析，1991年的俄羅斯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舊體製的淨收益(計劃經濟為人民提供的社會福利、對未來的穩定預期等)極小，也就是說，放棄舊體製的機會成本很小。而改革的預期收益巨大，即不改革的機會成本巨大。新製度的組織實施成本的大小，取決於製度變遷主體的組織溝通能力及權威。由於俄羅斯經濟轉軌是在國家政治權力的更迭中啟動的，在轉軌初期具有強製性製度變遷的特點，國家是製度供給的主體。在政治鬥爭中奪得政權的俄羅斯激進民主派領導人(葉利欽等)和改革方針的設計者(薩克斯等)相信，由西方移植的新製度是可以在國家的組織推動下順利建立起來的，預期的實施成本不大。至於改革的摩擦成本則源於製度變遷的利益再分配實質。由於當時的俄羅斯社會對舊體製失去信心，求變心切，全國上下要求變革的呼聲是一致的，如果說有分歧，也隻是在變革的方向問題上有分歧。有資料表明，1992年初葉利欽政府的公眾支持率在70%左右，因此當時進行製度變革的社會阻力很小，摩擦成本不大。
綜上所述，俄羅斯經濟轉軌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在1992年初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那麼既然潛在利潤早已出現，為什麼俄羅斯經濟轉軌要等到1992年初啟動?為什麼以“休克療法”這種激進方式啟動，而不是在更早些時候以別的什麼方式啟動呢?
影響製度變革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在製度變革的不同階段，三種因素會同時發生作用，但各自起作用的大小不同。一般來說，在製度變革的醞釀階段，潛在利潤引起製度變革的內在衝動，經濟因素處於中心地位，但在涉及製度變革的目標、方向和時機時，意識形態、憲法秩序等製度環境因素起決定作用，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顯得更為重要。由於意識形態原因，原蘇聯長期以來排斥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致使曆次改革隻能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修修補補，錯過了付出較小代價對經濟製度進行實質性變革的最佳時機，計劃經濟的沉噩越積越深，直到經濟出現負增長，社會矛盾充分激化，政府已無法對社會進行有效控製和管理，最後不得不采用“突變”的方式對製度進行徹底變革。也就是說，原蘇聯意識形態、憲法秩序等基礎性製度環境決定了在其框架內進行的經濟改革的不徹底性和最後失敗的結局。要進行徹底變革，就必須首先進行意識形態或憲法秩序等製度環境的變革，而這些方麵又屬於製度層次中相對穩定的部分，本身的變革需要領袖更迭、技術突變或社會危機等外生變量的強力推動。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革就是這種外力，他為製度環境的變化打開了缺口。但遺憾的是，也搞亂了國家秩序，長期積累的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在外力的作用下爆發出來，最終導致蘇共下台，蘇聯解體，憲法秩序改變，國家權力更迭。這時候，俄羅斯進行經濟製度根本變革的社會政治條件即製度環境成熟，而此時俄羅斯經濟轉軌麵臨的社會經濟條件是：商品極度匱乏、價格體係高度扭曲、宏觀經濟嚴重失衡以及對舊經濟體製和漸進改革極度失望的俄羅斯民眾，這雙重因素把俄羅斯推上了劇變式的轉軌道路。
另外，促使俄羅斯選擇“休克療法”啟動經濟轉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精英們”的偏好。公共選擇理論尤其強調上層統治者的偏好對社會決策的影響。總統葉利欽在政治鬥爭中奪取政權的旗幟是“反傳統的激進民主化”改革方案，上台後勢必仍然高舉這一大旗，並不惜代價摧毀舊體製以防止舊勢力的反攻。同時，采納以薩克斯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小組的建議，用西方模式改造社會和組織經濟也可以為自己的政權鞏固奠定新基礎，並為問世伊始的新俄羅斯爭取來自西方的國際支持和援助。
以上分析表明，俄羅斯選擇1992年初啟用“休克療法”這種激進方式開始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有其必然性。
俄羅斯經濟艱難前進
俄羅斯在1992年初用“休克療法”啟動經濟轉軌後，非但沒有“一步跨越深淵”，迎來領袖們許諾的、經曆短暫痛苦之後將會很快到來的經濟回升和社會穩定，反而經曆了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長達8年的經濟衰退，1997年底雖然出現滑至穀底的跡象，但1998年夏天又發生嚴重金融危機，經濟何時恢複到改革前1989年的水平(當然基礎已不同)，仍是一個需要由時間來破解的謎。
為什麼相對於其他轉軌國家，俄羅斯的轉軌期經濟衰退更為嚴重，轉軌所花費的時間更為漫長?有學者從俄羅斯轉軌前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中尋找原因，認為這是原蘇聯漫長的計劃經濟傳統、畸形的經濟結構和根深蒂固的極權統治必須付出的代價。有學者則從休克療法這一轉軌經濟政策中尋找答案，如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諾蘭就認為，中國和俄羅斯的“改革產生不同結果的主要原因在於不同的政策選擇”。這兩種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隻看到了問題的一麵。我認為，俄羅斯經濟轉軌之所以代價相對巨大，道路更加曲折漫長，是由製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特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