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少數民族地區經濟
前蘇聯政府經濟政策的推動從蘇維埃聯盟建立到衛國戰爭勝利，前蘇聯一直處於國內外險惡環境的壓力之下，經濟發展長期呈戰時狀態。這種情況嚴重影響了各加盟共和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法西斯德國對前蘇聯大片領土的侵占和掠奪，破壞了剛剛起步的各加盟共和國民族經濟。斯大林逝世以後，恢複和發展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經濟不僅是發展整個前蘇聯國民經濟的需要，也是前蘇聯各民族普遍的要求。
各加盟共和國民族經濟是前蘇聯國民經濟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赫魯曉夫上台以後，前蘇聯黨和政府開始注意解決長期存在的中央經濟管理權過分集中的問題，肯定加盟共和國民族經濟的特點和發展要求，逐步推行了擴大地方經濟自主權的改革。50年代中期後，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和部長會議的權限擴大了，有權根據本共和國的實際情況自行製定本共和國的經濟計劃和編製預算，有權在聯盟中央的指導下自主地調動財力和物力用於本共和國的經濟發展。
為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協調和決策工作，前蘇聯最高蘇維埃於1957年2月11日頒布法令，特設前蘇聯最高蘇維埃民族院經濟委員會。該委員會吸收著名的經濟學家參加工作，具體負責預先審議各加盟共和國關於經濟建設以及國民教育、衛生、城鄉公用事業、住宅和文化生活建設方麵的要求，為民族院準備提交給前蘇聯最高蘇維埃批準的國民經濟計劃中有關加盟共和國經濟和文化發展任務的提案，並就一些涉及到民族經濟發展的問題與前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有關部、主管部門和科學研究機構協商等。
赫魯曉夫執政時期，黨和政府重新承認了一些小民族的存在，並且肯定了其民族經濟發展的必要性。長期以來，小民族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大地落後於主體民族的水平，這在俄羅斯聯邦的北方小民族（雅庫特人、科米人、涅涅茨人等）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57年3月16日，蘇共中央和前蘇聯部長會議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發展北方各民族經濟和文化的決議》。決議中批評了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地方黨和蘇維埃機關在解決北方小民族的經濟和生活安排問題上保守拖拉、不做調查研究的官僚主義作風，還批評俄羅斯聯邦政府和部長會議沒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幫助極北地區的小民族發展他們的民族經濟，引導他們用地方原料生產商品和改進手工業經濟、吸收小民族從事生產，沒有采取必要措施培養地方民族幹部。為此蘇共中央和前蘇聯部長會議要求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各自治共和國、州部長會議、全蘇農業、集體農莊、漁業、商業等部委堅決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從根本上改進對北方地區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領導，保證最充分地利用自然和經濟條件以及地方潛力來發展北方民族的經濟和加快當地民族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並且宣布免除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集體農莊、集體農莊農戶、工人職員和副業勞動組合成員向國家義務提供的農產品，改義務提供為國家收購，衝消集體農莊、集體農莊農戶和副業勞動組合成員向國家提供農副產品方麵的欠款。
類似這樣的決議還可以舉出不少。這些措施對於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前蘇聯政府十分重視對東部和哈薩克共和國地區的開發。在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上都提出在製訂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時要向這一地區傾斜。1956—1960年的第六個五年計劃中明確提出要保證這一地區的基本建設速度高於全前蘇聯的速度。這一方針對於哈薩克和其他有關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加盟共和國工業的發展前蘇聯政府的民族政策保證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工業得到較快的發展。在第五、第六兩個五年計劃期間，各加盟共和國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都有明顯的增加，其中哈薩克、立陶宛、烏茲別克和塔吉克4個共和國增長速度最快，分別為4.5倍、3.6倍、3倍和3倍。還有4個共和國（摩爾達維亞、拉脫維亞、吉爾吉斯和白俄羅斯）的增長速度高於全前蘇聯的平均速度。從1958—1964年間全蘇工業總產值增長69％，其中俄羅斯聯邦增長63％，而其他14個加盟共和國中有9個共和國的增長率超過了全蘇和俄羅斯聯邦的水平，其增長幅度在73—98％之間。
加盟共和國的工業結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在一些共和國建立了各種新的工業部門。例如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拉脫維亞建起了汽車製造企業，在中亞和南高加索地區的一些共和國新建了一大批化學工業企業，在民族工業比較落後的摩爾達維亞也建立了一些原來沒有的新工業部門。從1951—1960年，烏克蘭新建大型工業企業1090個，烏茲別克新建大型工業企業104個，摩爾達維亞新建大型工業企業100個。在哈薩克，僅從1951—1956年就有480個大型工業項目投產。
隨著民族工業的發展，一些共和國的工業在全蘇工業經濟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哈薩克的礦肥產量在全蘇礦肥總產量中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0.4％上升到1960年的3.4％，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的礦肥產量在全蘇礦肥產量中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l.l％上升到1960年的3.3％。1960年白俄羅斯的金屬切削機床產量在全蘇總產量中的比重上升到10.7％，摩爾達維亞的罐頭食品產量在全蘇總產量中的比重上升到8.1％，葡萄酒的產量在全蘇總產量中的比重上升到17.3％，阿塞拜疆的石油開采量在全蘇總產量中的比重上升到12％，立陶宛的電焊設備的產量在全蘇總產量中的比重上升到38.6％。從1951—1960年間，在全蘇電力生產增長2倍多的情況下，白俄羅斯的電力生產增長近4倍，立陶宛增長4倍多，摩爾達維亞增長近6倍，塔吉克增長近7倍。60年代初期，中亞各國（不包括哈薩克）的纖維和生絲產量居全蘇第一位，棉織品和絲織品居全蘇第二位，哈薩克的有色金屬產量居全蘇第一位，煤炭開采量和發電量居全蘇第三位。
經濟最為落後的一些少數民族自治共和國的大工業取得了更為迅速的發展，同1913年相比，1964年俄羅斯聯邦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的大工業總產值增長297％，布裏亞特自治共和國增長91％，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增長168％，科米自治共和國增長138％，馬累自治共和國增長114％，北奧塞梯自治共和國增長121％，韃靼自治共和國增長217％，烏德穆爾特自治共和國增長258％，楚瓦什自治共和國增長147％，雅庫特自治共和國增長104％，阿塞拜疆的納西切萬自治共和國增長59％，格魯吉亞的阿紮爾自治共和國增長100％左右。
按照前蘇聯政府發展國民經濟的專業化和區域分工原則，到60年代初加盟共和國和少數民族地區工業發展已初步呈現出各自的特色。波羅的海地區的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工業生產以輕紡織、電子和機器製造業為主，烏克蘭以冶金、煤碳和化學工業為主，白俄羅斯以汽車製造業、化學纖維和日用品生產為主，摩爾達維亞以食品製造、日用輕工業品為主，南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以化學、機械製造、冶金和石油、天然氣、煤碳等燃料工業為主，中亞的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塔吉克主要是為前蘇聯提供紡棉織業的原料，此外中亞各國的有色金屬、石油及天然氣開采業也較為發達。哈薩克還是前蘇聯主要的航空和航天工業基地。
加盟共和國農業的發展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前蘇聯政府對於發展加盟共和國的農業經濟比較重視，在改革中央政府管理職能、不斷簡政放權的同時，在農業方麵實施了墾荒、改組機器拖拉機站、種植玉米、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等多項重大舉措，為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的發展創造了相應的條件，在一定時期和較大程度上調動了少數民族地區發展農業的積極性，促進了上述地區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1964年前蘇聯政府用於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基本建設資金分別為14021.2百萬盧布和893.9百萬盧布。
從50年代中期開始的全蘇範圍內的墾荒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前蘇聯農業的發展。墾荒多開展於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隨著大批墾荒人員的到來，他們不僅通過辛勤勞動增加了這些地區的耕地麵積，而且帶來較為先進的技術和解決了勞動力缺乏等問題。1953—1960年前蘇聯播種總麵積從15720萬頃增加到20300萬頃，即增加29％以上，而同期中亞和西伯利亞地區的播種麵積增加74％以上。單位麵積每公頃收獲量也由7.8公擔增加到11公擔。墾荒地區的農副產品的產量逐年增長，1954—1959年，國家從開墾荒地中所獲得的純收入超過320億盧布。
隨著農業改革的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經濟在全蘇農業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都相應地提高了。烏克蘭繼續保持在前蘇聯農業生產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其他一些共和國的各類農副業產品產值也大幅度增長。1956—1960年哈薩克的耕地麵積增加了76％，穀物產量增加3倍，哈薩克的穀物產量占全蘇穀物總產量的12.l％，哈薩克成為前蘇聯東部的大糧倉。1958—1964年，盡管前蘇聯的農業受天災人禍的影響，造成全蘇農業總產值增長幅度不大，但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總產值仍保持了較快的速度。在此期間全蘇農業總產值增加了64.17億盧布，其中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總產值的增加額達30.46億盧布，占總數的47.5％。其中哈薩克共和國增加最多，達8.87億盧布，增長率為30.5％；其次是白俄羅斯共和國，達6億盧布，增長率為27.8％；再次是烏克蘭共和國，達3.9億盧布。此外，烏茲別克共和國增加約3億盧布，摩爾達維亞和立陶宛共和國各增加約2億盧布。
加盟共和國文教事業的發展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前蘇聯政府曾把逐步普及完全的中等教育作為第六個五年計劃（1956—1960）期間的奮鬥目標，並在1961年舉行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提出了這個任務。盡管在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在各加盟共和國，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這一目標並未完全實現，但是少數民族地區中等教育的普及率已大為提高。首先表現在中等學校和中學教師的數量有明顯增加，而且在1958年以前，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的初等和部分中等學校還是以當地民族語言進行教育的。這對保持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少數民族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隨著各加盟共和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對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職業技術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的發展尤為迅速。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從1950/51學年至1963/64學年，烏克蘭的中等專業學校的學生人數增長得最多，從22.77萬人增至54.9萬人，增長率為58.5％。從增長率來說，最高的為立陶宛和哈薩克，分別為330％（從1.15萬人增至4.94萬人）和200％（從4.19萬人增至12.72萬人）。增長率在100％的共和國有吉爾吉斯（從1.06萬人增至2.44萬人）、愛沙尼亞（從l.04萬增至2.38萬人）、白俄羅斯（從4.18萬人增至9.4萬人）、亞美尼亞（從1.03萬增至2.31萬）、土庫曼（從0.76萬增至1.7萬人）。其餘加盟共和國也都有顯明的增長。
加盟共和國的高等教育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到60年代初，各加盟共和國都有自己的高等學校，烏克蘭有144所，烏茲別克有36所，哈薩克有25所，白俄羅斯有23所，格魯吉亞有19所，阿塞拜疆有14所，立陶宛有12所，亞美尼亞有13所，拉脫維亞有9所，塔吉克有8所，摩爾達維亞有7所，愛沙尼亞有7所，土庫曼有6所。自從1957年8月29日前蘇聯部長會議《關於進一步將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若幹問題移交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解決》的決議頒布後，各加盟共和國對本共和國的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管理權限有所擴大。這對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是一種促進。
從1950/1951學年至1963/1964學年，各加盟共和國每萬人中擁有的大學生的人數迅速增長，全蘇是由69人增加到144人，烏克蘭從54人增加到129人，白俄羅斯從41人增加到102人，烏茲別克從65人增加到142人，哈薩克從45人增加到98人，格魯吉亞從98人增加到158人，阿塞拜疆從98人增加到121人，立陶宛從45人增加到130人，摩爾達維亞從36人增加到89人，拉脫維亞從73人增加到132人，吉爾吉斯從49人增加到101人，塔吉克從46人增加到101人，亞美尼亞從111人增加到141人，土庫曼從54人增加到94人，愛沙尼亞從80人增加到142人。
少數民族地區的科學研究事業同樣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從1958—1964年間，全蘇科學機構增加1454所，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增加798所，約占55％。少數民族地區科學工作者的人數也從101471人增加到207794人，翻了一番還多。在各加盟共和國中，吉爾吉斯和摩爾達維亞最後於1954年和1961年建立了科學院，到60年代初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聯邦除外）都有了共和國科學院，少數民族地區的科研機構占全蘇科研機構的48％。
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承擔了大量的具有國內或國際水平的研究課題。烏克蘭科學院在控製論、固體物理學、材料學、物理化學和地質學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烏克蘭科學家帕拉金院士和薩別金院士分別在生物化學和植物學的研究方麵取得了開創性成就，亞美尼亞天體物理學家B.A.阿姆巴楚米揚院士在天體物理學研究方麵取得了重大的成績。格魯吉亞數學家H.И.穆斯赫利什維利院士主持的數學力學學校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此外，烏茲別克的科學家在化學、棉花栽培方麵的研究、阿塞拜疆的科學家在石油化學、采礦研究方麵的研究、哈薩克的科學家在礦床勘探和礦石綜合處理方麵的研究、塔吉克的科學家在稀有金屬和有色金屬化學、動植物方麵的研究、土庫曼的科學家在沙漠方麵的研究、拉脫維亞的科學家在精細有機合成方麵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
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級各類文化與出版事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1964年前蘇聯各類圖書館總數為127026座，館藏書刊1001937冊，少數民族地區就分別占62989座和425362冊。1958—1964年，全蘇共增加各類博物館57座，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增加49座，占86％。同期全蘇以各種語言出版的書籍數量增加1189293冊，其中以少數民族語言出版的書籍數量增加了241748冊，占20％；同期全蘇電影院的數量增加61322座，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增加23414座，占38％。
前蘇聯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
一、過渡時期的經濟矛盾
前蘇聯的階級性質
前蘇聯經濟和政治方麵的矛盾過程正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發展著。社會製度的性質首先是由所有製關係決定了的。土地以及工業的生產數據和交換手段的國有化，連同對外貿易壟斷權的掌握在國家手裏，構成前蘇聯社會製度的基礎。被十月革命剝奪的諸階級以及正在開始形成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官僚集團中的資產階級部分隻有通過反革命顛覆活動，才能重新建立土地、銀行、工廠、製造廠、鐵路等等的私人所有製。前蘇聯這一無產階級國家的性質就是由這些做為階級關係基礎的所有製關係為我們決定了的。
保衛前蘇聯使它不受外國幹涉和不受國內敵人——從保皇黨和以前的地主到“民主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攻擊，是每一個革命工人、特別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基本的和不容推卸的職責。在這個問題上含糊其詞和有所隱諱，本質上反映出小資產階級極端過激主義在帝國主義世界和無產階級革命世界之間的搖擺不定，因而是同堅持國際左派反對派的精神格格不入的。
高速度經濟發展的世界性曆史意義
前蘇聯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真正巨大的成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所有製關係從而為有計劃地消滅市場無政府狀態創造了先決條件的結果。資本主義從來沒有、並且現在也不可能使經濟發展取得目前在前蘇聯領土上所出現的那種進度。不顧不肖門徒領導的預測和計劃而自行開辟道路的工業化的史無前例的高速度，已經斷然地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方法的全部威力。帝國主義者抵製所謂前蘇聯“傾銷”的瘋狂鬥爭，表示他們不由自主地但因此格外真實地承認了前蘇聯生產方式的優越性。在落後、分散和未開化狀態有其最深遠的根源的農業領域裏，無產階級專政的製度也成功地顯示出一種巨大的創造力。不論將來可能發生多麼大的反衝和退卻，隻有在土地、信貸和工業國有化的基礎上並以工人為領導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的目前高速度的集體化，表明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即消除“農村生活愚昧狀態”的開始。
縱使在曆史上可以設想的最壞的情況下，即如果封鎖、幹涉和國內戰爭竟然推翻了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教訓還會對人類的進一步發展保留它全部的力量。暫時遭到挫折的十月革命將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被證明是完全正當的，因而必然會獲得新生。但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最重要的任務是保衛和鞏固十月革命，把它變成世界革命的序幕，藉以防杜上麵所說的那種最壞的曆史演變。
過渡時期的基本矛盾
今天官方盛傳著這樣一種宿命論的樂觀主義的學說，即認為工業化和集體化的不斷迅速發展已預先有了保證，並自動地導致一國社會主義的建成，這種學說是絕對虛妄的。
如果說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隻有做為一種和諧的、內部按比例的因而沒有危機的經濟才有可能實現，那麼，相反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經濟則充滿著種種矛盾，而且以後的矛盾還會更加深刻，更加劇烈。前蘇聯並沒有像統治的斯大林派所教導的那樣進入社會主義，而不過是進入了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
在經濟困難、連續的危機、整個蘇維埃製度的極度緊張局麵及其政治動蕩的核心，存在著許多具有不同曆史根源並以各種方式互相連結著的矛盾。讓我們舉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
（甲）從舊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遺留下來的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的種種矛盾，主要是城鄉之間的矛盾。
（乙）俄國一般的文化和經濟上的落後狀態和從這種狀態中辯證地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之間的矛盾。
（丙）工人國家和資本主義包圍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對外貿易壟斷和世界市場之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絕不帶有短期的插話式的性質；相反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矛盾的意義將來還會有所增長。
過渡時期的矛盾：工業化
五年計劃的實現，同無產階級從剝削者手中奪取的少得可憐的遺產相比，將是前進一大步。但即使在計劃方麵取得最初的勝利以後，前蘇聯還不會跳出過渡時期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這一不是為了市場而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進行生產的製度，隻有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但是，根據以人口計算的平均商品量來看，甚至在五年計劃結束時，前蘇聯還仍舊是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想要真正趕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將需要若幹個五年計劃綱領。同時，近年所取得的工業成就本身並不能保證將來的不斷發展。恰恰是工業發展的速度正在累積起不平衡現象，這種現象一部分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一部分是從錯綜複雜的新任務中產生出來的，一部分則是由領導方麵的方法論錯誤與直接怠工相結合而造成的。采用行政命令以代替經濟指導的辦法，同時又缺乏任何嚴肅認真的集體檢驗，其結果必然會使經濟基礎中也包含錯誤，並在經濟過程內部層出不窮地製造“困境”。深入到內部的這些不平衡現象，在下一階段必然會以生產數據和原料之間、運輸業和工業之間、數量和質量之間的失調的形式以及最後在幣製的混亂中重新出現。現今的國家領導愈是不能及時地預見所有這些危機，它們所隱藏的危險就愈大。
過渡時期的矛盾：集體化
“全盤”集體化，即使在今後兩三年內真正貫徹實行了，也絕不會表示富農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了。生產合作社的形式如果缺乏技術和文化基礎，是無法防止小商品生產者內部發生分化並在他們中間出現資本主義分子的。要想真正消滅富農，就必須在農業技術方麵實行一次徹底的革命，並把農民同工業無產階級一起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工人和無階級社會的成員。但這是幾十年以後的遠景。由於個體農民的農具以及農具占有者的個人或集團的利益占優勢，恰恰在農業集體化獲得比較順利的發展的時候，亦即隨著農業生產的普遍增長，農民的分化就必然會重新發生並且加強起來。如果我們進一步假定，同新技術因素結合在一起的集體化將大大提高農業勞動的生產率（如果沒有這種提高，集體化在經濟上就沒有什麼道理，因而也就難以維持），那麼這就會立即在現今已經人口過多的農村中造成一千萬、兩千萬甚至更多的過剩工人，即使計劃訂得十分樂觀的工業也無法加以吸收。隨著過剩的、即在集體農莊找不到位置的半無產半貧民化的人口的增長，富裕集體農莊以及貧窮的和中等的集體農莊內部的富裕農民將在另一極端相應地增長起來。由於領導目光短淺，先驗地宣布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企業，資本主義農民分子就能把集體化當作自己最好的掩護，結果隻有使無產階級專政遭到更大的威脅。
因此，目前過渡時期的經濟成就並沒有消滅基本矛盾，而是為這些矛盾在一個新的、更高的曆史基礎上更深一層的再現做了準備。
過渡時期的矛盾：前蘇聯與世界經濟
資本主義的俄國，盡管有它落後的一麵，卻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種部分依賴於整體的情況，是蘇維埃共和國把它連同俄國整個地理的、人口的和經濟的結構一並從過去接受下來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製定的一個自給自足的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反映了戰後ˋ經濟恢複的最初的、極端低級的時期，那時它的世界性要求還沒有來得及加以注意。現今爭取擴大前蘇聯輸出額的緊張努力，已經十分生動地把這種民族社會主義的妄想駁倒了。對外貿易的數字就其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和速度來說，愈來愈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數字。與此同時，對外貿易問題、即前蘇聯過渡時期的經濟和世界市場的相互關係問題，正在初次開始顯露出它的決定性的意義。
不難理解，從理論上說，你可以在前蘇聯的疆土以內建設一種閉關自守的、內部取得平衡的社會主義經濟；但是，走向這個“民族”理想的漫長的曆史道路將經過許多巨大的經濟變化、社會動蕩和危機。僅僅把現在的收成翻上一翻，即接近歐洲的收成，就將使前蘇聯的經濟負起出售幾千萬噸剩餘農產品的龐大任務。隻有在經濟各部門之間徹底地重新分配群眾巨大的人力並完全消滅城鄉的矛盾，上述的問題以及農村人口日益過剩的同樣尖銳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但是這個任務——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之一——又將要求以空前的規模利用世界市場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