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經濟體製
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
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末，匈牙利處於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封建統治之下。由於製度落後、戰事頻繁和統治者的腐敗無能，這一時期匈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非常緩慢，大大落後於西歐國家。特別是到後期，奧斯曼帝國日趨衰敗，匈經濟更遭到了驚人的破壞，不少地區荒無人煙、雜草叢生。18世紀，隨著奧斯曼帝國的瓦解，匈牙利又淪為奧地利的附屬國。為了便於對匈牙利的統治和奴役，以及在本土實行工業化和對外進行戰爭，奧地利統治者在政治上對匈牙利實行了家長式的封建統治，剝奪了匈牙利的外交權和軍事權，在經濟上則采取一係列政策和措施遏製匈民族工業的發展。鑒於奧地利統治者的遏製和當時封建行會勢力的禁錮，這一時期匈工業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還處於小手工業發展階段。但另一方麵，由於奧地利本土的工業化和對外戰爭，需要匈提供大量的糧食和工業原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匈農業，以及同農業有關的食品和農機工業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奧地利的參戰，匈整個政治、經濟被納入了戰爭軌道，政治上統治更加嚴厲，經濟上則全力為戰爭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匈工業（主要是軍事工業）的發展。但人民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1918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奧匈帝國宣告解體，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獲得了獨立，並成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1918年11月24日，匈牙利共產黨誕生，並在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於1919年3月同匈社會民主黨合並，通過和平道路取得了政權，成立了世界上第二個無產階級國家——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但是，由於當時領導人的經驗不足，以及內外敵人的勾結、破壞和顛覆，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很快就被扼殺在搖籃之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霍爾蒂奪取了政權，並對人民實行了殘酷的法西斯專政。1924年以後，隨著匈牙利法西斯政權的鞏固和穩定，匈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特別是由於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滲透和資本輸入，大大衝擊了匈封建殘餘勢力，促進了工業的發展，使匈在較短的時間內扭轉了比先進工業國落後一個世紀的狀態。1938年，匈產業工人的人數已達49萬，國民收入的47.8%由工業提供，其中2/3來自大型工業，農業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則退居到第二位。同時，全國50%以上的銀行資本、30%的礦業資本和20%的工業股份都屬於外國資本家。
二戰前後的經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奧匈帝國作為戰敗國在巴黎簽訂了脫裏亞農和約，匈喪失了2/3的領土和一半的人口。對此，竊奪了政權的霍爾蒂法西斯政府一直耿耿於懷，並同德、意法西斯相互勾結，結成同盟，以換取法西斯德國對匈“擴大疆域”政策的支持。由於匈當局的擴張野心，匈很快就淪為了納粹德國的附庸，兩國經濟關係不斷發展，外貿額達匈外貿總額的3/4，德國成了匈工業原料和燃料的唯一供應者及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此外，與軍事有關的工業部門，如冶金、機械製造和化學等工業也由於擴軍備戰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1941年匈產業工人人數已達近百萬。但是，戰爭給匈牙利人民帶來的終歸是災難和貧困，作為農業－工業國的匈牙利，當時被稱為“三百萬乞丐”之國。
1943年後，隨著納粹德國的戰事失利，霍爾蒂政府被迫轉向蘇聯，接受盟國的仃戰條件。1944年，納粹德國出兵占領匈牙利，把霍爾蒂劫往德國，把政權轉交給了對戰爭和納粹死心塌地的匈箭十字黨頭目薩洛希·費倫茨，繼續把匈置於戰爭之中，直到蘇軍解放為止。由於戰爭，匈國民經濟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和損失。截止1945年，匈損失了220億本戈的財產，占國民財產的40%，相當於1938年國民收入的4倍；90%的工廠遭到破壞；半數以上的牲口、近30%的農機設備、90%的機車和汽車被毀或被掠；全國幾乎無一座完整的橋梁；農業生產隻及戰前的45%。此外，缺吃少用，通貨膨脹達天文數，整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1945年2月28日匈《人民自由報》寫道：“布達佩斯正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昨天是戰爭，今天是饑餓，明天是流行病……。如果沒有幫助，等待我們的將不是自由，而是死亡”。
1945年，為了擺脫貧困、重建家園，匈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忘我的勞動，在經過短期的整頓恢複後，於1947年開始了第一個恢複國民經濟的三年計劃（1947－1949）。1949年，由於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建設家園的巨大熱情，三年計劃提前七個月完成，工業生產比戰前增加了28%，農業生產達到了戰前的水平，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於此同時，匈還進行了農業土地改革、國有化運動；舉行了國會選舉；頒布了第一部憲法；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得到鞏固，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政治經濟體製沿革
匈牙利從1945年4月4日解放至今，社會主義建設已經曆了43個年頭。在這43年中，匈牙利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艱苦奮鬥，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光輝的成就，已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工業國（1938年，工業和建築業占國民收入的25%，農業占國民收入的58%）變成一個目前具有中等發達水平的工業－農業國（1985年，工業和建築業已占國民收入的58%，農業占國民收入的18%）。1950－1985年，國民收入增長了4倍；工業產值增長了8.3倍；農業產值增長了1.2倍；人均實際收入增長了2.6倍；人均實際消費增長了2.4倍。目前，工業生產日趨現代化，農業生產已達世界先進水平（1985年，匈人均糧食產量和肉產量分別占歐洲第二位，占經互會國家第一位）。
匈牙利的黨和人民之所以能取得這些光輝成就，首先取決於匈牙利黨和人民艱苦奮鬥，取決於他們敢於正視曆史、勇於糾正錯誤、能根據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對政治與經濟體製進行不斷的調整和改革。
縱觀戰後匈牙利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史，匈牙利對政治與經濟體製進行調整和改革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為1945－1956年拉科西執政時期和1953－1956年改革的“萌芽”階段；第二個時期為1956至目前卡達爾執政時期和1956－1968年改革的準備階段，以及1968－1987年改革的實施階段。在改革的“萌芽”、準備和實施三個階段中，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水平、國內外政治經濟發展的條件和人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認識水平不同，改革的廣度和深度也各有異。其中有起伏、有成績，也有缺點；有經驗，也有教訓，但成績是主要的。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力求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匈牙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順應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促進匈牙利政治、經濟體製的向前發展，提高整個國家的管理水平。事實上，這一目標匈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達到了，並已形成了一套具有匈牙利特色的政治、經濟管理方法。
1945－1956年
一、拉科西執玫時期政治、經濟體製發展的主要特點
1945－1956年拉科西執政時期政治、經濟體製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在1945－1948年民主改革和戰後三年國民經濟恢複後，即從1949年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起，政治、經濟體製的發展步入了一條錯誤軌道，給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1、在政治上背離了列寧的“社會主義民主原則，搞“強權”政治、階級鬥爭擴大化，破壞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製。具體做法是：
（1）在組織領導上搞宗派主義、人個迷信和獨斷專行。如：1948年6月12日匈牙利共產黨和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合並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拉科西·馬加什當選為總書記（結束了匈牙利多黨執政的局麵）。拉科西不是借助於黨和集體的力量，群策群力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是集黨、政大權於一身（黨中央總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凡事個人說了算。1950年11月，拉科西為了顯示自己的“民主”，背著黨中央擅自成立了一個以拉科西·馬加什及其親信格羅·耶諾（政治局委員、國務部長）和法爾卡什·米哈伊（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國防部長）組成的三人國防委員會，作為黨的領導核心，負責處理有關黨、政、軍的所有大事，而拉科西則作為這一核心的“核心”，凡事仍由他個人決定。
（2）在幹部路線上采取排斥異已、網羅親信的做法。如：為了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對各級黨、政、軍幹部，都以對拉科西本人的態度劃線，凡是忠於拉科西的政治和經濟路線的，不管能力大小，均可青雲直上；凡是反對拉科西的政治和經濟路線的或持不同意見的，不論其是否對黨、對社會主義忠誠，一律伺機撤換。1949年，外交部長拉伊克因不讚成拉科西對南斯拉夫的指責和違背其製定的路線而被捕，並被判處死刑。1951年5月，卡達爾·亞諾什副總書記因意見不同而以“間諜”罪被捕入獄。1955年3月，納吉、伊姆雷被以反對合作化運動等政策、犯有“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被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4月又被解除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又如1951年10－11月的一次中央選舉，就有46.4%的黨中央委員被撤換，其中甚至有相當一部分黨的奠基人和老革命家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開除出黨，大大削弱了黨的領導力量。
（3）在政治路線上推行階級鬥爭擴大化，濫用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如：在匈黨中央的1949年3月會議上，拉科西聲稱：“民主黨派存在的本身就意味著階級敵人存在著後備力量”，強調要強化國家的壓迫作用及加強暴力機構和行政領導的必要性；1949年9月拉科西又號召全國人民“提高警惕”，“注意敵人的哪怕是最小的聲音和行動，在一切錯誤後麵尋求敵人的魔掌”，並把此作為對全國人民政治上的“最主要要求”；隨後，拉科西又進一步提出“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的口號。在這一口號下，匈牙利出現人人自危，大批“嫌疑犯”被捕入獄，監獄達到了飽和的程度，1/4的家庭受到警察和法庭的非法傳訊和審問；大批民主黨派被解散（1949年起先後解散的有匈牙利民族農民黨、小農黨、民主人民黨、獨立人民陣線等）；大批民主人士被排擠出政府的各級領導機構（1950年3月國會選舉時，各地方議會中黨外人士的比例沒有達到所要求的40%）；前社會民主黨的大部分左派領導人被以“隱蔽的社會民主黨右派和其他敵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出工會運動；農村中富農成了鬥爭的對象，個體農民和中農也受殃及和歧視；人們所獲得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也均以階級出身劃線，這些做法嚴重地影響了黨的威信，使黨脫離了群眾，陷入了孤立。
2、在經濟上脫離本國的具體條件，盲目抄襲蘇聯的經驗，采取了高積累、高指標、高投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錯誤方針，以及中央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方法。如：
（1）錯誤地認為隻要有高積累就必然會有高速度，並錯誤地規定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積累占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不但高，而且增長速度快。如：1950－1954年，積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年平均達29.2%，其中1951年和1953年分別達34.4%和33%；1950－1953年積累基金平均每年增長24.2%，而國民收入增長11.9%，消費基金僅增長8.4%，積累基金的增長速度分別為國民收入和消費基金增長速度的約兩倍和三倍。
（2）錯誤地認為：隻要規定高指標就能有高速度。由於被短期的成績衝昏頭腦、不顧本國的經濟實力，大幅度地提高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如1950－1954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原為：工業增長86.4%，農業增長42.2%，重工業增長204%，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增長172.9%。結果，1950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國民收入增長了20.6%、工業增長了23%，農業增長了6%。根據這種發展速度，拉科西有些忘乎所以，於1951年又把工業計劃增長指標從原86.4%提高到210%，農業從42.2%提高到54%，重工業從204%提高到380%，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從172.9%提高到245%。這一修訂的計劃，不但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疲於奔命，而且使投資從原計劃的510億福林增加到850億福林（提高了67%）。
（3）錯誤地認為隻有發展重工業才能促進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不顧本國原料、燃料資源貧乏，工業基礎薄弱，而耕地麵積較多，氣候適宜，有利於農業發展的特點，提出要把匈建成一個“鋼鐵與機器之國”。認為鋼鐵工業不發達是阻礙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障礙”和“根本問題”。從而采取了重工輕農、片麵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錯誤方針，導致了國民經濟發展比例的嚴重失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如：1950－1954年，基本建設投資的44.2%被用於工業，農業僅為13.8%，兩者的比是3.2：1，工業投資中，重工業投資占92.3%，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僅占7.7%，兩者的比例是12：1。1955年工業生產比戰前提高了兩倍，而農業生產僅增長2%；1951－1956年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9.3%，而農業僅為0.3%，作為一個農業－工業國，糧食生產不但不能出口，而且連國內糧食消費的30%，還要靠進口來維持。1951－1953年，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不降，職工人均實際工資收入下降了14%，居民人均實際收入低於1950年的水平。人均肉消費量減少了6公斤，奶和奶製品減少了23.3公斤，油和蛋分別減少了0.5公斤和1.3公斤。
（4）在經濟管理體製上實行中央的高度集中、行政命令、指令性指標，導致了經濟管理體製的僵化和經濟效益的下降。如1950－1956年間，國家資金由財政預算統一分配，物資由國家統購統銷、甚至是強購強銷，企業沒有任何自主權。1951－1955年，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5.7%，不但大大慢於蘇聯和東歐其他國家同期的增長水平（其中：蘇聯為6.8%，羅馬尼亞為13.9%，民主德國為13%，南斯拉夫為9.7%），而且年與年之間的發展極不平衡，且波動幅度很大。1951年國民收入增長了17%，而1954年則下降了4.1%，1956年下降了11%，波動幅度最高達28%。1954年，職工人均創造的淨產值比1952年下降了4%，1956年比1952年下降了10%。
3、組織體製上機構臃腫龐雜、人浮於事、官僚主義盛行，黨政、黨群關係處理極不適當，黨事無巨細地領導一切、幹預一切，國會、政府和群眾組織名義上為國家和群眾的權力機構、執行機構和代表機構，實質上是黨的附屬機構和“單純的執行機關”。如：1950－1956年間，所有重大的國家政治、經濟問題，象製定社會發展計劃、國民經濟計劃和各種指標等問題均要由黨中央來討論、決定。政府和群眾組織隻是“機械地貫徹執行”。政府機構龐大、層次繁多、機構之間工作相互推諉，造成人浮於事、公文旅行，官僚主義盛行。如1950－1956年國家行政層次有中央、政府、州、區、鄉等劃分，管理機構有部、局、企業等，1952年政府的部委多達30個。
二、拉科西錯誤路線產生的原因
拉科西錯誤路線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有主觀上的因素，也有客觀上的因素。主觀上的因素是主要的、決定性的，但客觀上的因素也有很大影響，不容忽視。
1949年，匈牙利經過戰後3年經濟恢複麵臨著以下幾個問題：
1、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和加強問題。1945年在反法西斯戰爭行將結束時，匈牙利是靠蘇聯的軍隊解放的。解放後，舊的國家機器幾乎沒有得到很好整頓，舊政府的人員大部分被留用，甚至大批反革命分子隱瞞曆史鑽進了黨、政重要機構。國家機構人員的構成相當複雜，階級鬥爭非常尖銳，曾一度出現過多黨執政的局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進行國家機構內部的整頓和清理，不堅決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難以得到加強和鞏固，就難以避免階級敵人複辟的危險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抓階級鬥爭是必要的，但問題是拉科西把階級鬥爭擴大化了。
2、國家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安全問題。40年代末、50年代初，社會主義國家除蘇聯外均剛成立不久，國內政局不隱，各方麵存在問題很多，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時刻都企圖把這些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扼殺在搖籃之中，消滅剛剛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除此以外，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對峙，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和“即將爆發”的叫囂，使匈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把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納入備戰軌道，以應付“戰爭的威脅”。
主觀上的因素：
1、拉科西集團和匈黨當時在政治上還不太成熟，還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經驗。在蘇聯的嚴厲控製下，他們認為蘇聯的模式是唯一可供選擇的道路，因而不得不機械照搬馬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發展的理論，盲目抄襲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犯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
2、過分誇大和渲染了“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和“戰爭的危險性”，錯誤地估計了當時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無形中給自己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緊張和壓力。
3、拉科西集團在思想上的左傾和個人在權力上的過分追求。
以上是拉科西錯誤路線產生的客觀和主觀上的主要原因。
三、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改革的“萌芽”及改革的“夭折”
關於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早在4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了。一派以拉科西·馬加什為首，另一派以納吉·伊姆雷為首，1953年7月兩派矛盾公開激化。爭論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點：
1、關於蘇聯的經驗問題。拉科西一派認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決不是什麼純粹的‘俄國’理論，而是世界各國所必須采用的理論”，“蘇聯的社會主義經驗是匈牙利社會主義取之不盡的寶庫”。納吉一派則認為，“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條件下，生吞活剝地全麵仿效蘇聯的的策略是一種錯誤”。
2、關於社會主義的階段性問題。拉科西一派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國家麵臨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而納吉一派則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國家所麵臨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還未提上議事日程。
3、關於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拉科西一派認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是政權問題，社會主義國家應實行一黨製的“中央集權”和“無產階級專政”。而納吉一派則認為：在現今的國內外條件下，階級鬥爭應避免采取蘇聯當年所采取的尖銳形式；黨的命令不一定所有組織都要執行，黨政領導應該分開，黨不能包辦一切、領導一切，而隻應是對政府工作進行指導和監督，非黨的愛國人民陣線應作為“獨立的政治組織”而成為“國家的支柱”；國家的鎮壓職能不能過於突出，而應突出經濟、社會和文化工作方麵的管理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