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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美麗的敦煌壁畫
敦煌圖案是敦煌石窟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裝飾於建築（石窟本體及其木構窟簷）、塑像與壁畫，同時也具有自身的獨立形態。圖案與壁畫、塑像、建築的關係，可以說，沒有圖案裝飾，壁畫就不完整，塑像就不算完成，整個石窟藝術就缺乏一個完整體。圖案同整個石窟藝術一樣，都是朝代的產物，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特點與風格。
一、北朝圖案 北朝是敦煌石窟藝術的初發期，整個藝術形態都呈現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互映的藝術特色。圖案亦是這樣。 北朝石窟主要有兩種形式，即“中心塔柱式”和“覆鬥形頂式”。中心塔柱式石窟平麵縱長方形，窟頂後部為平頂（即平棋），前部為起 人字式頂，窟中央有一方形立柱，方柱四麵鑿龕供佛。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傳統的木構廟堂建築與印度“支提式”式石窟（即窟中立塔）相混合的窟形。窟內的圖案也都為著這一特有的建築形式分布的。窟頂後部即是模仿平棋的圖案，窟頂前部即是模仿起脊屋架的枋、椽、鬥拱及其彩繪的圖案，鬥及其彩繪的圖案，鬥下的豎條邊飾即示意立柱，四壁下總後邊飾即表示橫枋。佛龕圖案上為楣，側為柱。窟內一切圖案都具有鮮明的建築特色。北魏之後，中心塔柱式窟逐漸演變為覆鬥形頂窟，即石窟平麵方形，窟頂如一倒鬥形狀，正鑿一龕供佛 。窟形的變化，先期那種連續方井式的平棋圖案，也演變為單一方井式的藻井圖案，窟頂與四壁的邊飾也失去去建築的意義，而成為純粹的裝飾了。
北朝圖案簡練鮮明，紋樣種類少，形象單純，組合也不複雜，同一紋樣反複連續即為邊飾，幾種邊飾相聯，中置一蓮化即為藻井。紋樣主要有蓮荷紋、忍冬紋、幾何紋、雲氣紋、祥禽瑞獸紋等。
二、隋 隋代是一個曆經三百年動亂分裂後的大統一朝代，大統一帶來了南北文化藝術的大彙集與發展，隨著線路貿易的暢通，也帶來 與西亞文化的交流。這在絲咱咽喉重鎮的敦煌石窟裏也得到反映。隋代圖案裝飾在北朝圖案舊義牙，進一步吸取中原漢傳統文化藝術與新來的西亞風格藝術，繪製出嶄新圖案。各窟圖案不見依樣仿製，因陳抄襲。隻有相互吸以益妙之處，善用巧思獨創，頗有爭奇鬥豔之勢。很有生氣 。石窟圖案裝飾的部位分布是和窟形密切相關的。隋代石倌主要是覆鬥形頂窟，其圖案裝飾以窟頂藻井為代表，其裝飾紋樣具有鮮明的織物感。佛龕楣飾與邊飾的時代形象個性也很鮮明。
三、唐 唐代是敦煌圖案發展的成熟期，內容之豐富，藝術之精致都超越了前代。圖案有藻井，邊飾、圓光（前光）以及壁畫裝飾、器物紋飾、衣裙紋飾等。紋樣有蓮花、卷草、團花、幾何紋、祥禽、幾何紋、祥瑞獸紋等。
初唐前期諸窟圖案，主要是藻井。有二種：一種是大蓮花藻井，井心畫一大蓮花，井外邊飾甚少，形象比較單純。基本是隋代圖案的延續。另一種是井心畫石榴葡萄紋，紋樣為十字或米字形與圓環套疊格式，是初唐出現的一種新紋樣藻井。
初唐後期諸窟圖案，主要是藻井和邊飾。藻井井心比較寬大，井內大蓮花多以桃形蓮瓣紋與雲頭紋、葉形紋組合而成，花形成放射狀。井外邊飾層次較紋花葉纖細，葉紋微卷，莖蔓多由雲頭長葉連續拚接而成，團花多以桃形蓮瓣紋與雲頭小葉組合而成，花中多留空地，紋樣顯向得衡疏，總觀初唐圖案紋樣，形象秀麗活潑，色彩明朗，富有灑脫俊逸的神韻。
四、五代 西夏 五代時期中原戰亂紛爭，北宋時期與遼金戰爭不斷。敦煌曹氏地方政權孤處一隅，與中原往受到限製，敦煌石窟藝術也隻是晚唐的延續，並形成一些地方特點。諸窟圖案主要是藻井、服飾和地毯紋飾，紋樣以祥禽瑞獸紋、卷草紋米，間有回紋、白珠紋等。曹氏是敦煌的最大統治者，他們家族建造的佛窟，其規模之大超越前人，窟內藻井裝飾氣勢宏偉，並心蓮花中或塑或繪，多是團龍、彩鳳。井外邊飾多繪鳳鳥卷草紋。窟內供養人畫像身高超人，女像衣裙亦畫祥禽瑞獸花草紋。足下地毯多為卷草紋或團花紋。他們如此重視龍鳳紋樣，其目的是象征統治者政權的神聖尊嚴。 西夏於公元1036年占據敦煌後，繼續在石倌內繪塑佛事，窟內圖案裝飾在藻井、窟頂團花最為突出。藻井蓮花中亦多浮塑龍紡，有團龍、雙龍、五龍、丹鳳四龍，可謂龍的圖案世界。窟頂四遍畫團花，團花多以單一紋樣組成，有雲紋團花，葉紋團花，尖瓣、圓瓣、方瓣。有如壁紙般的單純規整之美。
壽昌城
敦煌南湖東麵，有一座被滾滾黃沙掩蓋的廢墟城，這就是壽昌城遣址。當年的通衢立腳道、繁華鬧市已無影無蹤，隻有幾段殘垣斷壁在沙丘中頑強地掙紮著任憑風剝雨蝕，傲然聳立了千餘年。
西漢時，此城是敦煌郡所領六縣之一龍勒縣治所。北魏改立為壽昌郡，瓜州轄龍勒、東鄉兩縣，北周並入敦煌縣。唐武德年間又置壽昌縣，屬沙州郡。
現古城遺址內皆是沙丘，東、西、北三麵僅存斷續城垣，南麵隻存牆基。城牆全為紅膠土版築，夯土中夾有灰、紅陶片及漢代遺物。殘牆有高有低，最高為4米。城外東南70米處有窯址一處。北麵和東麵有大片村舍及農田痕跡，均被沙丘掩蓋。風吹沙動，沙丘間便有古磚、陶片、錢幣和箭鏃等暴露，均為漢代、宋代的遺物。
壽昌城內處常可見到黑白兩色的圓形小石子，有光滑細膩的成品，也有半成品，還有未經加工的黑色和白色的碎石堆。經考證，這就是古代圍棋子。據敦煌遺書《地誌》記載：唐代，沙州每年要向朝延進貢20具圍棋子，壽昌縣便是加工圍棋子的產地。
河倉城
河倉城，俗稱在方盤城，建於西漢，位於敦煌西北60公裏處的戈壁灘中，西距玉門關（小方盤城）20公裏。
河倉城位於東西走向的疏勒河古道旁的凹地上，西麵約會50米處，是一個大湖泊，水平如鏡，蔚藍透明，岸邊長滿蘆葦、紅柳、甘草，東麵是深不呆測的沼澤地。
河倉城建在高出湖灘3米許的土台地上。因臨疏勒河，故稱河倉城。南北有高出城堡數丈的大戈壁懷抱，使河倉城極為隱蔽。不來到跟前，是很難發現這座倉城的。
由此可見，古人選擇這塊地方修軍需倉庫，確費了一番苦心，是經過周密勘察和設計的。戈壁灘還建有好幾座守衛倉城的烽燧，好似城堡的眼目，在那裏警惕地了望。
漢長城
在玉門關以西5公裏處，有一段獨特的用板土蘆葦築成的漢代長城遺址，最令人稱奇的是，它至今仍基本保存完整。峰燧旁邊有報警時用以點燃烽火的積薪垛15堆，最大的長2米，高1.3 米以上，而且都已凝結為化石般堅硬。在漢長城烽燧中曾出土1200多枚價值不菲的漢簡。置身其間，恍若回到了那些金戈鐵馬的年代。放眼敦煌正北，遠山一抹，起伏連綿，橫亙天際，這就是馬鬃山的支脈——白山。白山南麓，便是從東向西流淌的疏勒河下遊。這裏戈壁灰褐平坦，湖泊碧水汪汪，清泉澄澈甘甜，綠草如茵，胡楊蒼翠，紅柳似火，駱駝飲水，牛羊吃草，黃羊奔跑，野鳥飛旋……一條婉蜒如遊龍的漢代長城自東向西逶迤而去。長城的親密夥伴——烽隧隱約可見。看著藍天白雲下如此醉人的景色，誰能想到，古代這裏曾是短兵相接、刀光劍影的戰場，車馬蕭蕭、駝鈴叮咚的絲綢古道。
宏偉、壯麗的長城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一項偉大創造。西漢時，中原王朝為了對外抗禦匈奴騷擾，加強邊塞建設，對內安定百姓生活，鞏固中央集權，以加強同中亞、西亞各國的貿易和友好往來，由令居（今永登）開始，經河西走廊張掖、額濟納旗、金塔、嘉峪關、玉門、安西等地，到敦煌西湖的馬迷土建起了長城。並將“亭”（烽隧）、“障”（較大的城堡和烽火台）修至鹽澤（今羅布泊）樓蘭故國。這便是漢長城。 敦煌境內北端現存除堿墩子至馬迷土的漢長城幹線外，還有玉門關至陽關、陽關至黨河口、馬迷土至彎腰墩的漢長城支線。隨著兩千多年歲月的流逝和風雨流沙的破壞，部分長城被夷為平地，多半長城保存下來。其中玉門關西麵黨穀隧一帶的長城保存較好，地基寬3米，殘高3米，頂寬1米，為我國目前漢代長城保留最完整的－段。
敦煌漢長城的結構並無磚石，因地製宜，就地取材建造。敦煌北湖、西湖一帶，生長著大片紅柳、蘆葦、羅布麻、胡楊樹等植物，修建長城時，就用這些植物的枝條為地基，上鋪土、砂礫石再夾蘆葦層層夯築而成。以此分段修築，相連為牆。長城內則低窪地鋪蓋細沙，稱為“天田”，以觀察腳印之用，是一種防禦措施。長城沿線，每隔十華裏許築有烽隧一座。這就是古籍中所寫的“十裏一大墩，五裏一小墩”的烽火台。每座烽隧都有戍卒把守，遇有敵情，白天煨煙，夜晚舉火，點燃報警，傳遞消息，所燃煙火遠在三十華裏外都能看到。敦煌境內現存烽隧八十多座，玉門關西湖一帶保存得最為完整。漢代烽隧多呈底寬上窄的方柱形，主要建在長城內側。築造結構主要有三種：一是用黃膠土夯築而成；二是用天然板土、石塊夾紅柳、胡楊枝壘築而成；三是用土坯夾蘆葦砌築而成。烽隧大都建在較高的地方，一般都高達7米以上。有的殘高10米左右。烽隧頂部，四邊築有不高的女牆，形成一間小屋。有的頂部現在還可以見到屋頂塌陷的遺跡和殘木柱等。
烽隧的主要作用是舉火報警，傳遞消息，以防備敵兵的騷擾和人侵，同時也為絲路上往來的使者、商隊補充給養。報警的方式主要是“舉燔苣，燃積薪”。玉門關一帶蘆葦遍布。即用蘆葦捆紮成束者名叫“苣”，堆成方形或圓形的蘆葦叫“積薪”。“苣”的長短不一，長的達2．4米，短的為60厘米。還發現了8厘米長的“引火苣”。敦煌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現存的“積薪”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為全國之最。有一座烽隧周圍存放的積薪多達十五堆，排列十分整齊，天長日久，凝結在一起，堅如化石。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長城、烽隧遺址中，保存著許多非常珍貴的曆史文物。如“玉門千秋隧”出土的西漢紙，經考證，早於東漢蔡倫造紙170多年。著名的“敦煌漢簡”就是從長城沿線的烽隧遺址中出土的。它為研究我國漢代河西地區乃至全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敦煌藏經洞的劫難
清光緒五年（1879年），匈牙利人洛克濟到莫高窟參觀，他對自己始未料及的發現和收獲驚訝不已，這是近代到達這裏的第一個外國人。莫高窟之所以震驚世界，則是因為道士王圓錄在偶然間發現了藏經洞及五萬多卷稀世遺書。
王圓錄是湖北麻城人，清光緒初“因麻城連年荒旱，生活無著，逃荒至肅州（今酒泉）”，初在巡防營當兵，後退伍出家拜盛道為年3月，王道士乘封存之機，私藏遺書若幹，或饋贈官紳，以趨炎附勢；或私賣於世，以中飽私囊。至少有安肅道道台廷棟、迪化（今烏魯木齊）將軍滿人長庚，文人恒介眉、張筱珊、張友履等人也拿到了敦煌遺書。
敦煌遺書流傳至民間，莫高窟秘藏古代手稿的消息也不脛而走。當時中國的目光都在渤海灣，不會有任何人向這渺無人際的荒漠與陰冷黝黑的洞窟望上一眼，但是，這些寶物卻使外國的“考察家”、“探險家”和文物間諜垂涎三尺。他們紛紛將魔爪伸向了莫高窟。從1905年到1924年，不到20年的時間內，先後有俄、英。法、日、美等國的“考察家”來到了敦煌，盜走三、四卷經書及許多壁畫、雕塑，給莫高窟帶來了近乎毀滅性的災難。
1905年，德國考古學家阿爾波特（Albert Von Le Coq）在哈密從土耳其商人口中聽到藏經洞的消息，這對他充滿誘惑，但又由於時間緊迫，於是他以拋硬幣決定是否前往。“正麵朝上，會滿載而歸；背麵朝上，則空手而回”，他寫道。結果是背麵朝上，於是他備馬打道回到了喀什幹。失去了他的“應屬我的難以置信的寶書。”可是，同年10月，沙俄帕米爾地質考察隊的勃奧魯切夫來到敦煌，僅以6包俄國日用品為代價，騙取了敦煌遺書兩大包。
1907年3月，為英國服務的匈牙利人斯坦國爵士偽裝成玄類的信徒，隨帶中文秘書兼翻譯蔣孝琉，從英屬印度經新疆來到莫高窟，經過3個多月的周密謀劃，在高達10英尺，整堆近500立方英尺的手稿中，花了37夜的功夫，恣意挑選了他需要的東西。一凡討價還價後，他僅用40塊馬蹄銀（合200兩）賄通王圓望，騙走六朝至宋代的經卷、寫本共7大箱的萬餘卷，以及5大箱裝有仔細包紮好的繪畫繡製品等藝術古物，約500餘幅。6月13日，斯坦因的運輸隊啟程。可是，10月份，斯坦國又委托蔣孝琬和另一個中國人潛回莫高窟，又誘取了230捆手稿。再約10個月後，這批文物被偷運至倫敦博物館。
1906年6月，法國人保羅·伯希和率領考察團，在新疆探古尋訪時，在烏魯木齊偶遇一個被流放的滿清某宗室的蘭公爵，看到一份他拿的敦煌手稿，方知千佛洞發現秘密手稿的消息。怕希和與助手瓦蘭博士、攝影師查爾斯·努埃特三人於1908年7月到達敦煌。他漂亮的中國話迷住了王道士。8月3日，伯希和進入藏經洞後，“驚得呆若木雞”，遂決定檢查一下整個書庫。他用整整3 個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閱讀速度，緊張而有條不紊地翻看了所有寫本和繪畫的每一張紙片，將卷子分為兩堆，一堆為精品，一堆為凡品。然後和王道士秘密會談，最後僅以500兩白銀為代價，騙走了6600卷精品中的珍貴文物，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其它類 3900卷，裝滿十輛車後偷運回法國，與查爾斯·努埃特為莫高窟拍攝的數百幅黑白照片，現皆收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
1909年，日本人大穀光瑞組織探險隊，到敦煌掠取了大量經卷，僅大穀大學就收編7000多號。同年，清政府北京學部撥付庫銀6000兩，下令敦煌縣令陳藩交出剩餘的遺書。王道士早已將許多私藏於兩個大轉經筒中，轉年，由新疆巡撫何彥升負責上交時又被雁過拔毛，層層剝奪，最後隻有劫後殘存的8697卷送到北京，收存在京師圖書館中（今北京圖書館）。
1911年10月，大穀探險隊第三次在絲路“考察”時，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又從王道士手中騙買寫經469卷，精美唐代彩塑兩尊。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敦，又從王道士手中騙買走足足四大箱，600多卷經卷。兩次共騙盜圖書、經卷、寫本、刻本達 11664 號，及繡刺品、繪畫多件。1915年，當斯坦因取道喀什走出中國時，45頭重載駱駝滿載著141箱中國文物，排成長長的一隊，遠看就象沙漠上的一列火車。其中一頭駱駝背上四個古怪的大木箱，裝的就是敦煌文獻。
1914至1915年，俄人鄂登堡盜去寫經在3，000件以上，另有絲織藝術精品150餘方，壁畫500餘幅。
直到1919年，甘肅政府耳聞民間常有人向外國人兜售敦煌寫本的消息後，下令敦煌當局查找流散的敦煌遺書時，再次把藏經洞打開，裏麵竟然還藏有94捆。
1922年，在十月革命中戰敗的白俄軍官阿連闊夫率殘部550 餘人，逃至敦煌後，被當地官員拘押在莫高窟第196、186、445等窟中，他們把潦倒絕望、幾近瘋狂的心情全發泄在壁畫和雕塑上，對洞窟藝術災難性的破壞留下了永遠抹不去的痕印。
美國人蘭登·華爾納1924年到敦煌是遲了一步。他一個洞一個洞挨個查看，麵對成千上萬的優美畫像，禁不住讚歎：“我除了目瞪口呆外，再無話可說”。他發誓要“保護”這些遺產，“解救”壁畫，辦法是用膠布和特殊的化學溶液剝走壁畫。當時，“嘩爾納的心情是十分不安的，他深知自己所幹的事情太有些無法無天了”。這次，華爾納盜走了26幅壁畫，其中就有極珍貴的323窟唐人畫（張騫西域迎金佛）圖，及幾尊極為優美的唐代彩塑（包括高120厘米的半跪式觀音菩薩），現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及波士頓博物館。1925年，華爾納和他的學生，帶兩馬車膠布，欲到敦煌把285窟的壁畫全部剝走。當行至酒泉時，聽到敦煌民眾奮力保護敦煌文物的消息，因後怕而逃走。
1936年，英國人巴慎思盜竊壁畫時，被當地民眾抓獲，才算結束了列強劫掠敦煌文物的罪惡曆史。
敦煌遺書究竟有多少，曆來缺乏精確數字。據西北師範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研究員李並成先生統計，敦煌遺書與紙卷畫約有 4．77萬多件，藏文筐頁9648頁，主要分藏於英、法、俄、日、美、丹。 韓、中等8個國家，其中有五分之三在國外，中國現僅存2萬件。在所有的盜寶者中，要數斯坦因盜竊的數量最多，而以伯希和盜竊的價值最高。伯希和曾為法國中國學權威沙畹的高足，當時雖隻有27歲，卻懂得漢、俄、藏、突厥等13種文字，曾多次來到敦煌，是法國，乃至整個歐洲著名的漢學家。他精心挑選並盜走的遺書是最精華的部分，有許多孤本，且有 19％的遺書標有年月，有極高的科研價值。
敦煌遺書這一文化寶藏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王圓策的貪財無度，遭受了近乎毀滅性的災難。王圓案則由一個貧道士，在眾盜光顧後，搖身一變而成為“鄉紳闊老”，收有徒子徒孫及夥計30餘人，但他在1931年死後，也未能帶走一分財寶，空留土塔一座。
藏經洞是莫高窟最大的謎。對於它封閉的原因，通常認為是和尚為躲避西夏的侵襲，而秘藏寶物於洞中。根據是文獻中最晚的一份是宋鹹平五年（1002年），文獻中缺西夏文本。但西夏占領敦煌是在1036年，和尚仍總不至於提前34年就預感到西夏的威脅而提前躲難吧，這一說法令人費解。第二種說法認為是作廢不用的文書和失去實用價值的卷軸式經卷被封存。佛教不準毀滅經典，封起來可以理解，但作廢的文書為何又封存起來作畫偽裝呢？第三種說法認為是為了改造和重修大窟，這17號窟作為用處不大的小藏室堵上，牆外隻是常規作畫，並非偽裝，該說法猜測成份太多。第四種說法認為，敦煌東有西夏黨項羌，西有與佛教為敵的伊斯蘭教哈拉汗王朝，東西勢頭逼人，敦煌曹氏後裔曹宗壽又逼其叔父，原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瓜州防禦史曹延瑞自殺，莫高窟危機潛伏，和尚為勢所趨，封洞後作鳥獸散。這也僅是猜測。藏經洞封閉的原因撲朔迷離，最終恐怕還得從文獻中去尋找。
敦煌遺書是一把打開曆史秘室的鑰匙，單是存放了近千年，單是5萬多件古代文獻，就是無法估量的財富。藏經洞是莫高窟曆史的濃縮，遊客卻隻能在觀賞窟龕藝術中了解莫高窟的曆史，了解藏經洞。
莫高窟的發現與保護
清康熙四十年(1701)後，莫高窟逐漸被人注意。雍正年間督修敦煌城的汪□發現莫高窟壁畫。嘉慶年間西北史地學家徐鬆遊曆莫高窟，在《西域水道記》中記敘了有關莫高窟的資料。道光十一年(1831)敦煌知縣蘇履吉修撰的《敦煌縣誌》刊載描述莫高窟的版畫和詩文。光緒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圓□發現藏經洞 (敦編17窟) 和洞中的古代寫經、文書、文物 4萬餘件。這項重大發現轟動了世界。1907～1914年英國人A.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 С.□.奧爾登堡接踵而來,竊取了藏經洞的大批珍貴文物。 1922年數百名白俄軍人流竄至此,在石窟中修炕起灶,使 30多個洞窟的壁畫被煙火熏黑。1924 年美國人 L.華爾納偷揭莫高窟壁畫26塊。20世紀初，國外連續不斷的偷盜和破壞，使莫高窟蒙受較大損失。40年代前後，中國學者多次對它進行考察，其中重要的有：1941～1943年張大千進行的石窟編號、斷代和壁畫臨摹；1942、1944 年向達、夏鼐、閻文儒到莫高窟考察。1943年莫高窟收歸國有，在該地設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開始了保護和研究的曆史。1950年將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後作了多次勘察，並做了大量臨摹和保護工作。
1951年文化部組織專家對莫高窟進行了全麵勘察，提出了保護和維修方案，搶修了瀕臨倒塌的五座唐宋木構窟簷。此後徹底清除了堵塞數百年的下層洞窟的全部積沙，從積沙中陸續清出了17個洞窟，對大麵積行將脫落的壁畫作了搶救性的邊緣加固。60年代初，在甘肅省文化局主持下，對莫高窟進行了調查，劃定了東至三危山、西至鳴沙山、南至大泉、北至文化公路方圓10餘平方公裏的保護範圍，設置了保護標誌，建立了保護檔案。1962年文化部負責人率專家組再次赴莫高窟考察，提出了莫高窟危崖加固工程計劃，1963～1966年、 1984～1985 年分 4 期進行了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采用頂、擋、刷的辦法，防止了有各種裂隙的危崖倒塌，使 380個洞窟得到了保護,並架設了連接各窟的通道,外觀樸素大方,徹底改變了破敗荒涼的麵貌。與此同時,配合加固工程，進行了南區窟前大麵積考古發掘，發現了 20多個窟前殿堂遺址和 7個窟龕。60年代以來，在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單位的幫助下，經過反複試驗，篩選出適合莫高窟壁畫保護的修複材料和修複工藝，對1200 平方米有起甲、酥堿病害的壁畫進行了有效的修複。與此同時，逐步開展了對壁畫的各項科學研究及保護工作，如壁畫無機顏料物相分析、壁畫變色原因探討、煙熏壁畫清洗試驗、環境與壁畫保護關係的研究、壁畫加固材料試驗等等。1984年以來，在香港著名愛國人士邵逸夫的資助下，莫高窟安裝了通風避光的窟門和壁畫保護屏風。為了加強保護工作，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大為敦煌研究院，院下設敦煌石窟保護研究所，充實了科技力量，專門負責石窟維修、壁畫和彩塑的保護研究和修複、檔案資料和日常管理。西千佛洞由於崖體石質鬆散，殘損坍塌較甚。主體部分洞窟也在1987年得到全麵加固修繕。
敦煌曆史沿革
敦煌是一座國家級曆史文化名城。
曆史有多麼久遠，難以深究。不過，從敦煌至玉門火燒溝一帶出土的石、陶、銅器可以看出，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在黨河和疏勒河流域就已閃爍著遊牧民族原始文明的火花。商周時期，西北古老的遊牧民族“允戎”和”氏羌”在這裏留下了珍貴的岩畫，成為我們了解敦煌古老曆史的一把鑰匙。先秦時期，月氏和烏孫民族先後遊牧徙居於敦煌。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月氏族以“控弦十萬”之強大部落，稱雄河西，將鄰邦烏孫驅逐異鄉。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可惜好景不長。西漢初年（前203至前176年），另一更為強悍的匈奴民族從漠北高原入侵河西，大月氏接連受挫，且戰且退，十年之後便逃到大夏故地（今阿姆河南）苟延殘喘。強盛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的威勢，成為河西走廊的主人。
漢武帝消滅匈奴，統一河西後，才真正揭開了敦煌輝煌文化史的第一頁。為徹底掃除匈奴對中原王朝的威脅和侵擾，漢武帝雄才大略，采取“嵌形戰略”，於公元前139年派遣大將張騫開始了艱難的“鑿空”之舉，首次溝通了向來閉絕的西方各國，並對匈奴展開了大規模的戰爭。公元前127年衛青的漠北之戰和前121年霍去病的河西之戰，給匈奴以致命的打擊。霍去病統一河西後，漢武帝設立了河西四郡，並修築了東起永登羅成灘，西到羅布泊樓蘭古城的烽燧亭障，開通了絲綢之路。敦煌的陽關和玉門關成為中原通向西域的兩個邊塞“耳目”。酒泉郡設立於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當時敦煌屬酒泉郡管轄。武帝元鼎六年（前11且年），趙破奴調集酒泉、張掖等郡人工，合力在黨河西岸修築了敦煌邊塞城池，並築外圍的土河、塞城及水利樞紐馬圈口堰（今黑山咀附近）。（漢書·地理誌）載：“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置”，敦煌郡當時轄敦煌、冥安、效穀、淵泉、廣至、龍勒6縣。取名敦煌，含“盛大輝煌”之意。（漢書·地理誌》注釋：“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誌）雲：“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西漢政府的移民實邊政策使敦煌出現了繁榮昌盛的景象，使其發展成為西北軍政中心和文化商業重地。
東晉十六國時期，河西戰火烽起。從公元317至437年，敦煌先後屬前涼、前秦、後涼、北涼等割據政權統轄。東晉隆安四年（400年），北涼敦煌太守李高擁兵自立西涼國，定都敦煌。405年遷都至酒泉。421年，北涼滅西涼，複占據敦煌。439年，北魏統一河酉，敦煌相對安定，經濟文化再度繁榮，佛教興盛。557年，敦煌郡歸西魏宇文覺建立的北周政權管轄，下設嗚沙縣，以城南有鳴 沙山而得名。
隋朝統一全國後，結束了西晉以來三百餘年的分裂局麵，相 繼平息了突厥、吐穀渾等反隋勢力，收複了河西。隋改鳴沙縣為 敦煌縣，並於大業初年（605－609年）遣尚書左丞裴矩視察敦煌， 了解絲綢之路及中西通商貿易情況，在敦煌舉辦了有西域各國商 賈參加的商貿交流會，並遣將西駐，移民實邊，開墾農田，敦煌出 現了空前的繁榮和安定，敦煌石窟藝術風格為之一變，開始走向極盛期。
唐滅隋後，於619年收複河西，在敦煌置沙州，敦煌縣屬沙州管轄。武德五年（622年）在河西設涼、甘、瓜、肅、沙五州，但地方反唐勢力仍雄強一時。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一舉鏟除了東西大道上以西突厥為主的障礙，確保了絲路的暢通，敦煌達到了曆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年），河西拉開了唐蕃戰幕，瓜州城一度為吐蕃攻陷。“安史之亂”後，唐調河西兵力東去平叛，吐蕃乘虛進犯河西。沙州雖駐勁旅，但經不住吐蕃重兵長達十年的圍困，終於箭盡糧絕，寡不敵眾，於781年開城降蕃。吐蕃統治敦煌67年，經濟文化一度繁榮，莫高窟中出現了燦爛的吐蕃佛教藝術。
大中二年（848年），敦煌富紳張議潮聚結漢、回紇、溫未、龍。羌、吐穀渾等各族受盡吐蕃欺淩的民眾，乘吐蕃內亂，一舉收複瓜，沙二州。大中五年（851年），張議潮收複吐蕃所控河、涅十州之地，並遣使人朝敬獻十州圖籍，李唐乃封張議潮為節度使、觀察使，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金吾大將軍特進沙州鎮守。905 年，張議潮孫、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張承奉背後獨立，在敦煌建“西漢金山國”，自封“白衣天子”。914年，金山國亡，張氏絕嗣，沙州富豪曹議金被州人薦舉取代了節度使地位，領瓜、沙二州。曹氏家族世襲節度使位122年，重視經濟、軍事、文化建設，與鄰邦異族和睦相處，敦煌商貿繁盛。
1036年，西羌後裔黨項羌攻占河西走廊。自此，“白上大夏國”統治敦煌達191年。西夏統治者采納漢族地區的先進技術和生產經驗，使河西保持蕃“民物富庶，與中州不殊”的水平，敦煌石窟中保留了大量豐富而獨特的西夏佛教藝術。1226年，蒙元大軍攻占敦煌。1271年建國後，於1281年升敦煌為沙州路總管府，隸屬甘肅行中書省，設置河渠同治管理農田水利，瓜沙二州屯兵濟濟，營寨櫛比，屯墾大軍遍布黨河、疏勒河流域。敦煌藝術繼來衰落以後出現了再度繁榮。
明朝於永樂元年（1403年），在敦煌設沙州衛，為嘉峪關西七衛之一。嘉靖三年（1524年），明閉鎖嘉峪關，將關西漢民遷徙關內，瓜沙二州為吐魯番所據，少數民族徙居遊牧於此。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兵收複整個河西，並進軍西域。雍正元年（1723年），在敦煌設沙州所，兩年後升為沙州衛，與安西衛、柳溝衛並屬安西同知。康熙。雍正時代，重視關邊開發，調集。遷徙大批軍民至瓜沙一帶屯墾農田。僅1725年一年內，就先後把甘肅52縣的2400餘戶漢民徙至沙州開墾，又調吐魯番、羅布泊大批軍民於沙州一帶。至雍正末年，沙州耕地已擴展到10餘萬畝，並引黨河水分十渠灌溉，形成沙漠綠洲。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清政府將沙州衛升為敦煌縣，屬安西府，後裁府設州，遂隸屬安西直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