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
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製乃至停止貿易為防範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範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麵，定了嚴格的管理製度；在商品的進出口方麵，作了許多的限製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的增長，但隻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
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曆史傳統。清王朝為防範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製。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從事這些貿易的華僑，在缺乏本國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對中外關係的增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清王朝的禁海閉關政策
從形式上看，鴉片戰爭以前，清王朝禁海閉關的時間並不很長。比較嚴格的禁海閉關，隻有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至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這三十年的時間。其他都是部分的、臨時的禁閉。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對南洋一度禁海，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至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中俄貿易曾三次停閉。除此之外，對外貿易基本上是開放的。盡管如此，禁海閉關的宗旨和這個政策作為加強國防、防止外國入侵的手段，卻貫徹始終。
一、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
清王朝禁海閉關政策的內容，大體上有三個方麵：一是對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製，二是對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製，三是對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製。
一、關於中國商人出海貿易的禁止和限製。
中國商人出海貿易，有長期的曆史傳統。清王朝統治中國以後不久，就開始在這方麵采取了一係列的禁止和限製的措施。從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到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的十七年中，清王朝頒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後凡五次之多。為了嚴格執行這一禁令，清王朝在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和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曾三次下令內遷沿海居民。還禁止私人“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從各方麵杜絕私人出海。
清代初期實行這樣嚴格的禁海政策，還隻是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和台灣鄭成功政權發生聯係，目的主要在於鎮壓台灣的反清鬥爭。但是在清王朝統治台灣以後，這個政策仍然不時加以運用，作為防止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入侵的手段。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頒布出海禁令時，距台灣統一已經三十四年，私人出海貿易的禁令，早已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取消，其所以重新禁海，用康熙帝的話說，是由於南洋的呂宋、噶喇巴兩地，是“西洋國（西班牙）和紅毛國（荷蘭）泊船之所，藏匿盜賊甚多”。康熙帝已經察覺到西班牙和荷蘭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需要預加防範。這個禁令，實際上隻維持了十年，但是在以後的歲月中，它仍為清王朝對付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個防衛措施。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由於荷蘭殖民主義者在爪哇屠殺華僑，中國福建當局即曾一度禁止私人到南洋貿易。
二、關於通商口岸的停閉和限製。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有海、陸兩個方麵：陸路貿易，主要是對沙俄；海上貿易，則是對沙俄以外的西方國家。
在清王朝統治初期，當中國實行禁海時，英國、荷蘭就不斷入侵廣州和福建沿海，公開或秘密進行貿易。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開放海禁以後，清王朝正式在澳門、漳州（廈門）、寧波、雲台山先後設置海關，開放對外貿易。其中寧波是傳統的對日貿易港口，廈門是中國和南洋的貿易中心，雲台山則是中國沿海貿易的港口，並非對外，隻有澳門一口，是專為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而設。由於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把澳門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排斥其他國家船隻的進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海上貿易，才由澳門轉移於廣州。廣州也因而成為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的一個中心。
但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要求擴大和絲、茶產區鄰近的廈門和寧波的貿易，甚至企圖深入絲、茶產區，建立貿易據點。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發生洪任輝入侵定海的事件以後，清王朝便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下令關閉廣州以外各口，隻許西方商人在廣州貿易。從此以後，除了廈門還允許偶爾由呂宋開來的西班牙船隻進口以外，廣州一口貿易製度基本上維持到鴉片戰爭爆發，沒有改變。
中俄陸路貿易的規定，見之於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和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俄雙方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在尼布楚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並許其貿易互市”。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四年得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在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一六九七——一七一八）的二十年間，俄國商隊一共來了十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而非法私商又倍蓰於合法商隊。有些私商並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裏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偽造證書，偷來北京進行貿易。加上邊界上經常發生私逃活動，在製止無效之時，清廷終於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停止了北京的貿易。
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恢複了中斷五年的中俄貿易。在恰克圖條約中，規定了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圖和尼布楚地方（後定在粗魯海圖）兩處邊界貿易，其中恰克圖的貿易日益增長，很快就成為中俄貿易的一個中心。十年以後，中國方麵打算停止北京互市，所有在北京的貿易，都移到恰克圖進行。但是，沙俄不僅置中國意見於不顧，繼續派商隊前來北京，而且違背條約，在恰克圖邊界私征稅收，戕害卡官，越界遊牧盜竊，私釋竊犯。因此，清廷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停止北京互市，在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先後三次停止恰克圖貿易，進行製裁。其中第一次停了四年，第二次停了一年，第三次則停達八年之久。
三、關於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製。
清王朝對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火炮、軍器是絕對禁止出口的，製造火炮、軍器的原料，如硫磺、銅、鐵，也禁止出口。而在“尺鐵不許出洋”的禁令下，甚至鐵鍋也不許出口。顯然，從軍火到鐵鍋的限禁，都不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同樣，糧食在有清一代也是禁止出口的，這裏當然有經濟上的考慮，即“保障民食”，但政治上的原因，仍然居著首位，即防止所謂“接濟奸匪”。出口商品的限禁，在對付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入侵活動中，也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大黃出口的禁止，就是一例。大黃一向是對俄國的一項重要出口商品，沙俄對大黃的貿易，特別重視。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以前，一直由沙皇直接掌握，私商根本無從染指。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恰克圖第三次停市以後，清廷禁止所有通商口岸的大黃輸出，連廣州也不許出口，以免輾轉輸入俄國。這樣嚴格的限禁，對遏製沙俄的違法行為，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恰克圖貿易重新恢複以後，中俄邊境維持了一段比較長的平靜時期。
總起來說，清王朝的禁海閉關，著眼於國防的安全，防止外國的侵略。而其所以可能，則是由於中國當時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重新開市以後，在當年簽訂的恰克圖市約中，開頭就說：“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一年以後，乾隆帝在給英國國王的信中也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道光帝仍然說：“天朝天豐財阜，國課充盈，本不藉各國夷船區區貨物以資賦稅”。這一點，西方侵略者也知道，他們承認，他們之所以打不開中國市場，是“因為中國人發現能夠依靠自己的產品生活”，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度以內，能夠保證足夠的“內部安全和繁榮”。因此，西方侵略者要打開中國大門，單純憑商品是不夠的，還得在商品之外，再加上大炮。中國要抵禦外國的侵略，單靠禁海閉關，也是不行的，還得在此以外，也加上大炮。清王朝固然有禁海閉關的手段，卻缺乏抵禦外國大炮的力量，它縱能禁拒於一時，終究不能摒侵略者於國門以外。
二、對外貿易的管理
清王朝在對外貿易的管理上，也體現了禁海閉關政策中的限製原則。
首先表現在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的管理上。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就規定：俄國商隊每四年才能來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數不得超過二百，在北京停留至多八十天，不許超過。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規定更加嚴格。那裏的外國船隻，最初隻許停泊澳門，不許進入廣州。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始準停泊距廣州四十裏外之黃埔。澳門的船隻，則限定在二十五隻以內，不許增添。所有外商船隻，必須連環保結，一人犯法，各船負連帶責任。在入港之後，必須卸除船上軍火炮位，方準貿易。護貨兵船，隻許在距廣州一百六十裏的虎門以外的洋麵停泊，不許進入虎門要塞。外國商人在銷貨、辦貨完畢以後，必須依限回國，不許滯留廣州。間有因事滯留，亦應離開廣州去澳門居住，事畢回國。其在廣州居住期間，必須寓歇行商館內，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動。
其次，表現在中外商人相互關係的規定上。
在這些規定中，有以下三個比較重要的方麵。
一、外國商人隻能和中國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
在恰克圖的陸路貿易中，所有參加貿易的中國商人，必須先向理藩院領票，憑票經商，“無票者即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商集分設八行，選殷實者為行首，與眾商會同估定貨價。各商按到集先後，以次交易。
在廣州、寧波、廈門，也有專門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組織。中國出口大宗的絲茶，完全由行商包攬，禁止行外散商插手。外商進口貨物，也隻能賣給行商，不能賣給行商以外的任何商人。
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行商，更具有官商的性質。在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行商成立之初，廣東地方當局就規定外國商人必須“各自照貨，分別投行”。行商對海關承擔義務，代理外商赴官納稅。乾隆元年（一六三六），行商開始對外國商船實行擔保。十年（一七四五），粵海關監督正式設立保商，由各行商選充，定為製度。在承攬貿易之外，還代理外商繳納船鈔、貨稅及其他承保事務。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行商成立公行組織。從此，行商不僅承攬貿易、鈔稅，而且成為外商一切活動的實際管理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廣州海關監督將從前行商得選舉行總的辦法定為製度，設立總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選一、二人“總理洋行事務，率領各商與夷人交易”。通過總商，更便於對外國商人的控製。
二、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內地商人進行任何聯係。
這方麵的控製，更加嚴格。外國商人不僅嚴禁進入中國內地，而且根本不許與內地商人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中，有一條就是禁止外國商人雇傭中國人進入內地購買貨物，探聽貨價。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廣東巡撫又進一步禁止行商代運外國貨物到內地發賣。這就是說，外國商人的買賣活動，隻能限於廣州，既不許托人到內地收購貨物，也不許托人到內地推銷貨物。
三、外國商人不得和中國商人發生資金上的借貸關係。
中外商人之間發生借貸活動，在十八世紀初期，就已經引起清王朝的注意，而為了禁止這種活動，清王朝也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措施。在中俄貿易中，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之間，在十八世紀初就曾因債務問題而發生糾紛。為了製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債的中國商人加以拘禁，並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係。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後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於不能清償欠款，陷於破產，以致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麵固然是由於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於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於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為了防止行商破產，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為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為防夷五事之一，認為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並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將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製，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後。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後。至於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係，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隻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係。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產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為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麵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後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後，曆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製定防範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於官方文件的，先後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防範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麼多的防範條例，並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凶焰，猛烈地衝擊著衰老的“天朝體製”，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無論是海上或者陸路，都在逐漸擴大。由於中國自給自足經濟的抵抗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輸出，在數量上和擴展的速度上，受到一定的限製。西方國家的商人把他們的欲望得不到滿足的原因，歸咎於清王朝的人為障礙。然而，這二百年中，不但貿易量在不斷擴大，而且和貿易發生聯係的金融活動，包括彙兌和放款，也有所發展。通過貿易和金融的勢力，西方國家逐漸取得貿易的支配權。這在廣州的貿易中，特別顯著。
一、貿易的擴大及其限度
中俄之間的陸路貿易，在恰克圖通商以前，主要在北京進行。當時俄國商隊一次攜帶的貨物，多的可以達到幾十萬盧布。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的一次商隊，所載公私貨物共達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盧布，被稱為後來商隊的榜樣。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恰克圖開市以後，邊界貿易逐漸取代北京的貿易而有比較明顯的增長。開市初期，每年貿易額不過一兩千盧布，不到二十年，增加到五、六十萬盧布。從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至嘉慶十年（一八○五）的五十年間，每年貿易額由八十多萬盧布增加到一千一百餘萬盧布，年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五點四。至於恰克圖條約規定的另一互市地——粗魯海圖，在恰克圖互市以前，是中俄交通要道，原來就有小量貿易。互市以後，轉不及恰克圖便捷。因此，始終沒有什麼發展。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沙皇和他的寵臣們，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由沙皇直接組織的一個龐大的商隊，在北京以價值一千盧布的俄國貨物換來中國貨物，在俄京以六千盧布出售，一轉手間，獲得巨利。十八世紀初期擔任西伯利亞總督的沙皇寵臣噶噶林，由於非法參加這種貿易，“他的親戚朋友，一個個都發財致富”。在恰克圖的邊界貿易中，中國出口的大黃，在十八世紀四十年代，每普特二十盧布，等到俄國商人運至西歐，則平均以二百○八盧布出賣。而俄國大宗出口的皮毛，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給俄國商人常常帶來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額利潤。
中俄貿易，也為沙俄政府提供了平均線以上的關稅收入。在一七六○至一七七五年間，中俄貿易在沙俄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七點三和八點三，而關稅收入則達到百分之二十點四和三十八點五。
關於海上貿易，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止，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額，由五百五十萬兩，上升到二千二百六十萬兩。七十年中，增加了大約三倍。這個時期，老的殖民主義者——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已逐步走向衰落，後起的英國，則有比較迅速的擴展，並且很快地居於主要的地位。在十七世紀初東印度公司成立以後的七十年間，英國對東方的出口，增加了將近十二倍。它在中國海上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在十八世紀中期，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十九世紀初期，則進一步達到百分之八十左右。美國也是後來居上。它的商船首次進入廣州，是在一七八四年，八十年代後期，它對中國的貿易額，平均每年不過四十五萬兩，而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則超過了五百萬兩，不到五十年，增長了十倍以上。老殖民主義國家則每況愈下。十九世紀初，當英、美兩國的貿易總額達到三千多萬元之時，荷蘭在中國的貿易，沒有超過一百萬。西、葡兩國則更加衰落。其他西方國家如法蘭西、丹麥、瑞典等國，也有商船開來中國，不過他們的貿易，始終不占重要地位。下麵是進入廣州港口的西方國家船隻及其噸位的變動數字。
這個時期中外貿易上的主要商品，在中國出口方麵，以絲、茶、棉布為主。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前，絲的出口居於首要地位。二十年代以後，茶葉開始取代生絲成為首要出口商品。進入三十年代，中國手織的所謂南京布開始出口，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成為僅次於茶、絲的重要出口商品。這三項商品的出口額，茶最高的一年達到四十萬四千三百二十擔（一八三二），絲最高達到九千九百二十擔（一八三三），南京布最高達到三百三十五萬九千匹（一八一九）。在出口的總值中，這三項出口一般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進口商品以毛織品和棉花為大宗。毛織品的貿易開始於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最高的貿易額曾經達到三百六十萬兩（一八○八）。棉花貿易在十八世紀初年才開始試探，最初不過千擔左右，但發展迅速，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最高達到五十萬擔，價值約達四百萬兩，超過了毛織品。這兩項都是英國對華輸出的主要商品，在貿易總值中，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進入廣州的西方國家船隻、噸位
1730—1833
西方國家從對華貿易中，獲得大量的利潤。中國茶葉的出口貿易，是英國政府收入和東印度公司利潤的一個重要來源。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它除了每年給東印度公司提供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利潤以外，還給英國國庫提供三百三十萬英鎊的稅收。生絲出口貿易，同樣使英國商人獲得優厚的利潤，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一擔生絲在廣州的出口價格為二百八十八兩，而給英國商人提供的利潤，在扣除一切費用以後，還淨餘一百四十四兩。也就是說，利潤率為百分之五十。美國商人也從中國的出口貿易中，獲得優厚的利潤。中國的貨物在紐約銷售售價可以達到在廣州的購買成本的四倍以上。費城的中國貿易的先驅基拉德，從他在廣州的貿易中，積累了大量的資本。他投資於地產和公共工程，投資於銀行和保險公司，投資於鐵路和航運企業。在十九世紀初年，他已經自有船隻十八艘，其中有八艘專門從事中國的貿易。這樣優厚的利潤，在美國頓時引起了一陣陣的“中國狂熱”。
西方國家在對中國的出口貿易中，也能獲得很高的利潤。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一隻載貨共值五四七五英鎊的英國商船，在廣州成交以後，淨得一萬二千英鎊，相當於購貨成本的百分之二百二十。有的商品的盈利，是十分驚人的。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英國商人在美洲西海岸以六分錢換來的一張皮毛，在廣州標價百元出賣。香料貿易，也是如此。康熙二年（一六六三），荷蘭商船在福建推銷香料，毛利在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三百之間。嘉慶四年至五年（一七九九至一八○○）間，英國運到廣州的香料，售貨收入相當於資本的百分之三百五十。有一次東印度公司在安汶的代理人以兩千○七十六元購買的香料，在廣州得價八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元，相當於貨本的四十倍。盡管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大班抱怨什麼貿易條件的苛刻，但是倫敦的總部“卻是單單靠了他們對華貿易中的利潤來支付他們股票的利息”。
雖然如此，西方國家的經濟力量，在這個時候還不足以打開以自給自足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市場。
當時貿易額最大的英國，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平均每年從廣州運出茶葉將近二十六萬擔，生絲將近八千擔。但是，它用什麼東西來換取中國貨物，一直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他們的機製產品，並沒有獲得中國人的普遍接受。一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土產的南京布，無論在質地上和成本上，都優於曼徹斯特的棉布”。這個時候，英國人所消費的中國手織土布，超過中國人所消費的英國機製棉布。盡管他們在中國出口的絲茶貿易中獲得巨額的利潤，他們在向中國出口的個別商品如香料、皮毛，也能獲得高額的利潤，但是他們的出口大宗——毛織品，為了換取絲茶，在十九世紀以前，一直是賠本出賣。在英國所有的對華大宗出口中，唯一能在中國獲得一定銷路的是棉花。但是，廣州進口的英國棉花，幾乎全部來自印度。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所產的棉花，雖能部分地解決中英貿易平衡問題，但總的形勢是：英國除了最後以白銀支付以外，別無其他彌補貿易差額的手段。這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棉花成為主要出口商品以前，尤其如此。從十七世紀中以至十八世紀上半期，所有英國經營對華貿易的商人，都不得不攜帶大量白銀到中國來購買貨物。東印度公司船隻的貨艙，白銀經常占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乃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紀中，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一般都在四、五十萬兩之間，最高達到一百五十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