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列強調整非洲殖民政策
一、英國對殖民地政策的調整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極大破壞，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被嚴重削弱。戰後其綜合國力一落千丈，大英帝國也隨之分崩離析。
戰後初期，英國在南亞次大陸、中東地區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尤其是失去了印度這顆“皇冠上的明珠”，給予大英帝國的打擊最為沉重。
英國在希臘、土耳其和東歐地區的勢力範圍和影響大大縮小，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一批自治領離心傾向日增。所有這一切，使原來位居西方首強的英國，在戰後淪為次等國家。
英國的經濟向來具有極大的依賴性，對外貿易在英國經濟生活中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幾個世紀以來，它依靠海上強大的優勢維持大英帝國的生存，依靠遍布全球的金融勢力和英鎊信譽來支撐帝國的繁榮，依靠在海外的廣大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投資和進出口貿易來獲取巨額的利潤。然而，這一切在戰爭中發生了逆轉。戰爭結束時，英國的軍艦和商船因在戰爭中損失慘重，其海上優勢一去不複返；戰爭耗費的龐大軍費開支，海外投資收入的急劇減少，出口貿易的銳減（減少了近70%），使其外債激增，英鎊地位惡化。戰後初期，英國在海外的債務達35億英鎊，國際貿易收入逆差達40億英鎊。美國乘虛而入，向英國傳統的出口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進行滲透。
凡此種種，對英國在戰後的複興工作無疑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英國此時需要的大量資金必須求援於美國，它急需的工業機械和大批食品供應幾乎都得從美國進口。而英國卻因美元匱乏，又沒有多少商品可以向美國出口，結果又造成巨額的國際收支逆差。因此，英國期望通過加緊掠奪殖民地的農礦原料，一方麵為其經濟的複興輸氧供血，另一方麵用以擴大對美國的出口，賺取外彙，解決它的國際貿易收支的平衡。英國殖民地發展協進會主席曾直言不諱地說：“聯合王國每年有美元赤字達5億英鎊。我們之所以需要考慮非洲殖民地，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背景。”這是戰後英國統治集團調整其非洲殖民地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具有濃厚守成思想的英國資產階級還想重溫大英帝國盛世的美夢，企圖以英聯邦為基礎，將原有聯係的自治領地、新獨立國家和仍處於其統治下的殖民地、附屬國重新組成一個龐大的第三力量，成為丘吉爾所謂“三環外交”的政治實體，以與美蘇兩大國抗衡。
英國統治集團調整其非洲殖民地政策的第三個原因是，戰後非洲人民迅速覺醒，民族主義政黨紛紛出現，他們要求實現民族自決和獨立的呼聲不斷高漲。這股浪潮和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一起彙合成聲勢浩大的時代潮流，猛烈衝擊著帝國主義殖民體係。
英國對非洲殖民地政策調整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二次大戰結束到1956年英國在蘇伊士運河戰爭中失利為第一個階段；從1956年到1960年代初為第二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既互相聯係，又因時事更迭而具有不同特點。
1.第一階段政策調整的內容和特點
在二次大戰中，非洲殖民地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英國及其盟國，使英美聯軍得以在非洲戰場上擊敗德、意法西斯軍隊，因而更加顯示了它的巨大潛力。戰後，當印度等一批亞洲國家脫離英國而獨立，澳、新等自治領地在政治、經濟上日益疏遠英國之後，英屬非洲殖民地在戰略上和經濟上的地位就具有新的意義。因為這裏有英國的運輸生命線——蘇伊士運河航線和好望角航線，有英國需要的農業、礦業資源，還有它多年苦心經營建立起來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以及其他攫取到的權益。為了不失去這一切，英國統治集團在戰爭結束後即著手調整其對非洲殖民地的政策，以期把非洲殖民地繼續牢牢地拴在“約翰牛”的破車上。
這個時期，執政的英國工黨政府對非洲殖民地采取的總方針是，極力阻撓和推遲非洲殖民地走向獨立。其宣傳機構大造輿論，說什麼非洲不同於印度，非洲人在政治上還不成熟，“他們還需要有一段政治上的見習期，這個時期要50年或更長一些”。英國政府采取了兩個方麵的措施。其一，用高壓手段鎮壓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反抗鬥爭；其二，通過《殖民地發展與福利法案》的實施，加強對非洲殖民地的掠奪和剝削。
戰後，英國在調整和重新部署整個軍事防務體製時，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非洲成為其重要環節。這是因為，英國從南亞次大陸撤退後，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防務體係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它隻得將其防線撤至以蘇伊士運河為中心的中東地區和尼日利亞至肯尼亞一線。為適應這一新的部署，它把從印度撤出來的軍隊和各種軍事設施轉移到肯尼亞，在那裏擴建空軍和海軍基地。在這之前，即1946年，英國《每日快報》在一篇報道中寫道：“預料東非將成為英國軍隊的原子橋頭堡和帝國防禦體係的主要供應基地。”另外，它利用1936年與埃及訂立的條約，加強蘇伊士運河區的防務。1951年7月，英國外交大臣在下院仍然鄭重聲明，英軍不打算撤出蘇伊士運河；同年10月17日，甚至派兵占領塞得港、伊斯梅利亞等城市。這些舉動，既是軍事戰略上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衛它在中東的經濟、政治利益，維護它對非洲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統治。
凡是可能危及英國上述利益和統治地位的言行，均遭到撻伐或迫害。正是在這個時期，英國殖民當局製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慘案。例如，1945年，埃及數十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要求廢除1936年的英埃條約、撤走駐埃英軍。1948年，加納人民掀起大規模群眾性的不服從運動並抵製英國貨，要求實現自治。同年，蘇丹鐵路工人為提高工資，實現自由和社會公正，連續罷工33天。1947年，尼日利亞拉格斯市發生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運動，高呼“不自由勿寧死”、“我們要自治”等口號。接著在1949年11月，尼日利亞發生恩努古煤礦工人大罷工，從最初的經濟要求轉向後來的政治鬥爭，支持民族主義政黨提出給予尼日利亞自由和自治的要求。1952年，肯尼亞爆發了震動整個非洲大陸的“茅茅”武裝起義。所有這些反抗殖民統治的鬥爭，統統被英國殖民軍警淹沒在血泊之中。此外，恩克魯瑪、阿齊克韋、卡翁達和肯雅塔等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人，也是在這個時期或者被逮捕監禁、或者遭受政治迫害。
以高壓手段為主、以懷柔為輔，是這個時期英國政府對非洲殖民地政策的主要特征。然而，奉行高壓政策畢竟隻是手段，那末，英國要達到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呢？
1945年9月，英國政府製定了《殖民地發展與福利法案》。法案規定，在1946—1956年的10年內，將向英屬殖民地提供1.2億英鎊基金用於經濟開發和福利事業。這筆基金的主要來源，是英國財政部按官方援助計劃撥給的優惠貸款。實際上，這不過是資本輸出的一種形式而已。因此，投資項目必需是營利性的。
非洲經濟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維持生產者的生存和國內市場的生產，以自給自足經濟為主；另一部分是主要供出口的農、礦產品的生產。顯然，後一部分經濟生產是營利性的，得到殖民當局的重視，也容易獲得基金貸款和技術援助。礦業和農業原料的開發、生產，幾乎都控製在外國資本和壟斷公司手中。因此，發展基金（包括福利基金）的受益者並不是非洲人民大眾。西非著名的史學家阿杜·博亨曾指出：“如果殖民地有的地方果真得到‘發展’，一般說來那隻是旨在促進殖民者利益的活動的副產品。”
這個時期，非洲殖民地經濟與戰前相比有了較大的發展，礦業、農業和製造業的產值以及出口貿易均有明顯的增長。其原因除了發展基金和引進技術這兩個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國際市場農礦原料價格高漲的刺激。
比如，尼日利亞幾種主要經濟作物的產量，1950年代初與戰前相比，棕櫚油增長了15倍，花生增長9倍，可可增長5倍，棉花增長4倍。它的煤產量1945年為1.7萬噸，1954年增加到64.6萬噸。同樣，它的錫礦產量也有明顯增長。尼日利亞的對外貿易隨之大大發展，1939年出口總值為890萬英鎊，1953年猛增到1.253億英鎊。黃金海岸的黃金出口總值，1946年為560萬英鎊，1950年增長到870萬英鎊。該殖民地的錳礦、讚比亞的銅礦、坦噶尼喀的鑽石等的出口總值，在同一時期都有顯著增長。埃及的棉花，1942—1947年平均年產量為30萬公噸，1948年產量增至40萬公噸。烏幹達的棉花，1945年產量4.1萬公噸，1949年增至7.1萬公噸。蘇丹棉花產量1944年為6.8萬公噸，1950年增至10萬公噸。南羅得西亞的製造業在戰後也有較大發展，1945—1952年的工業製品比1939—1944年的產量增長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