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果自由邦和法屬赤道非洲(2 / 3)

殖民者竭澤而魚的掠奪,在當地造成嚴重的惡果。第一,天然橡膠林大麵積被毀。非洲人為完成重稅,被迫采用快而省事辦法,將橡膠樹砍下來,或者剝下橡膠的皮,這是一次性使用。而租讓公司隻顧眼前利益,從不培植新橡膠樹。因此,橡膠林逐步趨於枯竭,產量成倍下降。以英比橡膠公司為例,1903年生產橡膠951噸,1905年便減至358噸。第二,象牙產量急劇下降。據統計,1903年剛果自由邦輸出總額為218.4萬鎊,其中橡膠占了190萬英鎊。第三,青壯年勞動力都去割膠、服徭役,農業被忽視,大片土地荒蕪。第四,更嚴重的是,土著居民人口銳減。據估計,剛果自由邦建立時有2500萬人,到利奧波德統治末期,據官方的樂觀估計,人口已不超過1000萬。

這就是血腥的利奧波德製度。其全部內容可歸結為一句話:運用全部現有的專製機器壓榨居民,使他們把最後一點東西交出來,把最後一點勞力貢獻出來。它混合了16世紀海盜式殖民主義者的野蠻和殘酷以及20世紀金融資本的狡猾和貪婪,是殖民史上空前黑暗的製度。

剛果人民無法忍受這一吃人的製度,進行了不屈的鬥爭。逃入人跡罕至的密林或法屬赤道非洲是廣泛采取的形式。據不完全估計,至少有3萬非洲人逃離剛果自由邦轄區。許多地區的人民舉起義旗,開展武裝鬥爭。1885—1905年,剛果河下遊地區爆發了不下12次起義。其中布迪亞和博瓦橡膠種植園的非洲勞工反對強迫勞動的起義一度發展到5000人。盡管這些起義在無情的鎮壓下都歸於失敗,但意義是巨大的。它揭穿了披在剛果自由邦外麵的偽裝,向外界暴露了它的殘暴,促使國際社會采取行動。

1890年,傳教士格拉特恩·吉納斯在英國首次披露了剛果自由邦的真相,但影響不大。進入20世紀後,國際壟斷組織的矛盾激化,剛果問題開始受到各界重視。1903—1904年,英國人莫雷爾和凱斯門特發表一係列文章,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在剛果的暴行,引起國際社會的震驚。人道主義者首先起來猛烈抨擊這種極端醜惡的隱蔽的奴隸製;歐美一部分資產階級出於自己的經濟利益反對這一製度;英美等國政府也對比利時施加壓力。麵對指責,利奧波德絞盡腦汁,負隅頑抗。1904年,他派出一個調查團,以應付國際輿論;1906年,他大批引進外資,力圖堵住投資國的嘴;同時,在剛果自由邦進行一些剜肉補瘡的改革。但這些措施在強大的反對浪潮麵前均無效果。1908年,英國外交大臣格雷說,剛果自由邦已經在道義上喪失了受國際承認的任何權利。國際社會一致要求結束利奧波德製度,比利時資產階級或因沒能從租讓製的紅利中分得一杯羹,或因對利奧波德向外資讓步不滿,都認為由議會控製剛果要比國王單獨控製好得多,紛紛要求政府兼並剛果自由邦。1908年8月20日,比利時議會通過由國家接管的法案。在移交之前,利奧波德急忙將23000萬公頃的土地租給五家他擁有股份的私人公司。通過這一形式,他保留了大量的地產。這五家公可都有大量外資。如上加丹加采礦聯合公司,英國資本擁有50%的股份。外國壟斷資本的大量湧入,為以後各帝國主義國家爭奪剛果準備了條件。不管怎樣,利奧波德在剛果長達24年的獨裁統治結束了。剛果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死亡150—300萬人。

四、比屬剛果

1908年11月16日,監察官吉蘭在博馬市升起比利時國旗,正式宣布剛果自由邦由比利時政府接管,改稱比屬剛果。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新政府進行了一係列改革。

在殖民政製方麵,1908年10月18日,新政府頒布《殖民地憲章》,規定剛果殖民地歸國王和議會組成的宗主國當局管理,從而在法律上終止了國王的寡頭政治。1910年5月10日,殖民政府又頒布一項法令,承認土著酋長對部落的管理權,但酋長要由政府任命,其任務主要是征稅、招工,並協助維持治安。這實際上是一種地方的間接統治製度。在這一製度下,酋長的數目激增,1909年有1068個,1917年猛增到6095個。

新政府對臭名昭著的租讓製也進行了改革。1910年3月2日,廢除壟斷貿易製;5月2日,取消實物稅,代之以貨幣稅。新稅製包括主要稅和附加稅,主要稅即人頭稅,全體居民都要繳納;附加稅主要是指婦女的裝飾品。不久,又通過法令撤消40小時的強迫勞動法,但同時規定非洲人每月要為政府服務16小時。從1911年起,政府與各租讓公司進行談判,試圖以承認公司對部分租讓土地的全權占有,限製並逐步取消租讓製。但這一談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毫無進展。

由於剛果的象牙、橡膠資源趨於枯竭,國際市場上橡膠的價格大幅度下跌,新政府單靠這兩項商品的出口已難以維持財政,因此不得不將經濟轉向其他方麵。棕櫚、可可、岩樹脂等熱帶經濟作物的生產發展較快,出口與日俱增。棕櫚仁的出口,1906—1910年為5436噸,1911—1915年為7788噸,1918年猛增至31363噸。糧食生產也開始受到重視。1910年,成立了一個農業局,研究土壤的開發和利用。比利時政府還采取發放無息貸款,提供補貼、免稅等多項優惠政策,鼓勵歐洲移民到剛果辦農場,但收效不大。礦業的發展比農業更迅速。黃金、金剛石、銅和錫的產量穩步上升。礦產品的輸出幾乎占總輸出的75%。在采礦業中,加丹加的銅礦居首位。它主要由英比聯合公司掌握。1912年該公司生產銅3490噸,1914年增加到14042噸。工礦業的發展帶動了鐵路建設的發展。1910年,由開普經羅得西亞到加丹加的鐵路修通。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鐵路總長度已超出1000英裏。

比利時政府采取的諸項改革措施收到了一些成效,但許多重大問題仍未解決:第一,改革的局限性很大。改頭換麵的強迫勞動製依舊存在。租讓製甚至還有所發展。1911年,比利時政府將187.5萬公項的土地租給英國資本家,據說這是剛果最後一次出租土地。自由貿易製也因此大受限製。不根除租讓製,自由貿易製就無法真正地實行。第二,改革完全是為了壟斷財團的利益。保留租讓製、強迫勞動製和壟斷貿易製便說明了這一點。為了給礦業資本家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工,殖民當局在1917年頒布強製耕種法,規定非洲人必須在一定數量的土地上種植規定的農作物,收獲物由政府收購,價格遠低於市價。這項政策迫使非洲人放棄徒勞無益的農業而去做工。此外,實行現金納稅製同樣迫使農民棄農外出。農民大量湧入礦山、工廠,形成一支廉價勞工隊伍,1916年已達45000人,1922年增至147000人。工人工資很低,一般每月25—31法郎。正是在殘暴剝削非洲勞工的基礎上,壟斷財團擁有越來越大的勢力,左右了剛果的國民經濟。比利時總公司在1908年就已掌握剛果經濟的70%。因此,從改革和經濟發展中得利的隻能是這些大資本家。第三,非洲人的悲慘處境沒有根本改觀。繁重的賦稅、徭役沒有減輕;殖民官員的專橫跋扈,為所欲為的現象沒有改變;酋長製的恢複(這本身是對曆史的反動)不過使非洲人多受一層地方惡霸的壓迫,因為被任命的酋長大都是甘願充當殖民政府鷹犬的部落敗類;非洲人的社會福利建設與剛果自由邦時期一樣毫無進展。以醫療業為例,1885年有醫生2名,1891年有8名,1903年為25名,1908年達30名,到1919年僅有31名醫生。這一切說明,比利時政府的改革歸根到底還是為了掠奪。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比屬剛果動員18000人,參加攻打喀麥隆和德屬東非的戰鬥。但大戰也給殖民地經濟暫時的迅速發展帶來了一次機會。由於歐洲戰場對原料的急需。加丹加的銅產量由1913年的7400噸猛增至1917年的27500噸。棕櫚仁的出口增加近5倍,由1913年的7200噸升至1918年的31000噸。與此相應,輸出總額猛增,1914年為5800萬法郎,1918年達18600萬法郎。而戰爭的全付重擔都落在非洲人肩上,又給他們帶來了許多災難。前線作戰、勞役運輸造成大量死亡;殖民官員以各種名目征走非洲人賴以生存的口糧,造成一些地區人為的饑荒。

五、瓜分前法屬赤道非洲的社會經濟狀況

法屬赤道非洲位於赤道南北間廣闊的土地上。這個地區的社會發展很不平衡。首先是地區差異。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尚未形成國家的地區,包括加蓬和中非。一直到殖民征服前,這兩個地區尚處於氏族部落製度階段。例如在薩拉人中,氏族是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各氏族互不相屬,隻在戰時組成一個臨時聯盟,推舉一個軍事首領。戰爭結束,聯盟即告解散。各氏族內部,土地集體占有,氏族成員共同勞動,集體漁獵,收獲物由酋長分配。酋長負責調解各種糾紛,其權威來自氏族成員對他的尊敬。同齡等級在這種社會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把全氏族成員按性別、年齡組成多個小團體,從而形成一個穩固的金字塔式結構,有效地保證了氏族的穩定。另一類是古王國存在地區,即剛果和乍得。進入19世紀後,該地區已發展起較完善的奴隸製和封建製國家組織。世襲國王是全國的最高首領,他在大貴族組成的國事會議協助下進行統治。全國劃為幾個省(或區),由國事會議委任的高級官員直接統治。基層政權由氏族貴族構成,他們負責將土地分給農民,並征收捐稅和徭役。

法屬赤道非洲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另一表現是社會結構的多層次性。如未形成國家地區的社會結構之複雜,可以展示出氏族製各個階段(從母權製到父權製)直到解體的全過程。原始森林中的俾格米人直到20世紀初仍處於氏族製的早期階段,過著單純的采集和狩獵生活。其社會結構十分簡單,幾代成員組成的父係大家庭是唯一的社會組織。薩拉人、恩紮卡拉人、芒基亞人等則處於氏族製的發展時期,其社會結構前麵已有論述。而加蓬的姆蓬韋人,中非的阿讚德人、曼格別圖人等在進入19世紀後,氏族製開始走向瓦解。其表現是:(1)氏族首領專權現象日益嚴重,長老會議和全氏族大會對他的限製越來越小。氏族首領職位變成世襲,擁有軍事統率權、司法權和管理權。他還通過征戰擴大自己的常衛隊,以武力維持統治。(2)社會分化日趨明顯。以氏族首領為中心的貴族集團通過對外掠奪和對內剝削,形成了一支勢力強大的特權階層。他們使用奴隸勞動,並對平民進行剝削。如曼格別圖人首領使用幾百名什役和侍從。乍得和剛果的社會結構也很複雜。高居社會頂層的是封建大貴族,中間是氏族貴族,底層是自由民和奴隸。部落製、奴隸製和封建製奇怪地混合著。這種特殊的曆史現象是如何形成的?有人認為,非洲沒有單純的奴隸製時代,封建製直接脫胎於部落製,於是三種製度便在交叉點上融合了。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對其社會性質的封建說提出異議,認為稱之為部落封建製更為合適。

法屬赤道非洲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是不平衡的,但在生產活動的基本方麵卻有相當大的一致性。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作為主要經濟活動的粗放型農業有兩個特征:其一是勞動工具十分簡陋,多為鋤、刀、斧,未出現犁。其二是耕作技術原始,最普遍的是刀耕火種和輪作製。人們用刀砍火燒的辦法清理土地,然後用鋤挖出小洞,將玉米、高粱的種子撒入洞內,或將土攏成一個個的小土堆,種上木薯。一塊土地在使用1—2年後要休耕一段時間,其長短各地不一,一般需3—4年,有的要10年甚至25年。在這裏,粗放的經營方式之所以長盛不衰,與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密不可分。首先,由於地處熱帶,雜草和樹叢生長很快,清理土地的工作非常繁重,因此形成了較特殊的勞動分工,男子負責清理土地,婦女從事農業生產。其次,在高溫多雨條件下形成的富鋁土養料少、分化快,因此土地比較貧瘠;又由於該地萃萃蠅猖獗,牛馬難以飼養,所以有機肥也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若過分使用地力,隻會導致土壤的進一步貧瘠。因此,鋤耕、燒荒和輪作製便是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的產物。第二、畜牧業也采用粗放的經營方法,即完全依賴天然牧場,沒有或幾乎沒有人工飼料的補充。從事畜牧業的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此為生的牧民,主要是北區的乍得和中非的阿拉伯人;另一種是農牧結合的半遊牧民。飼養的牲畜主要有駱駝和羊。第三,手工業有了相當的發展。紡織、製革、製陶和染料等行業的內部分工精細,如紡織業已達到複雜專業化水平的有紡紗工、織布工、染色工和精製工。許多產品銷售到西非和北非。第四,市場的發育還存在著極大的缺陷,即沒有貨幣。流行的仍是物物交換,這主要是由於生產的發展還不能提供充足的剩餘產品。

奴隸貿易對這一地區的破壞作用不容忽視。加蓬和剛果地處大西洋岸,400年來一直是奴隸貿易的重災區。從19世紀中期開始,受大西洋奴隸貿易影響較小的乍得和中非又遭到阿拉伯奴隸販子的直接騷擾。尚未形成國家的中非首當其衝,據統計,每年有萬餘名奴隸從中非送往蘇丹。奴隸貿易的長期肆虐造成人口大量喪失,生產技術退化,生產力遭到毀滅性破壞,部落、國家之間的敵對進一步加劇,社會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加蓬和中非地區向國家邁進的過程被終止,早已形成國家的剛果則在奴隸貿易的打擊下迅速衰弱。剛果地區在16世紀就已形成了盧安果、安濟果和恩古約幾個小王國,其中巴維利人的盧安果王國是最大的一個。該王國商業十分發達,其產品纖維布、鹽暢銷於內地。18世紀,盧安果達到鼎盛時期,領土大大擴展,南起剛果河口、北抵利伯維爾附近的河口區、東至馬雲貝高原、西臨大西洋。到19世紀後期,奴隸貿易導致王國衰落,1883年接受法國保護。乍得地區因有強大的國家組織,受奴隸貿易的影響較小,因而在法國人侵入時能夠組織起真正的抵抗。

巴吉爾米是乍得地區康加人的國家,1522年由比爾米·代塞所創,首都設在馬塞尼亞。王國建立後,一直處於與珀爾人和阿拉伯人不斷的戰爭中。16世紀末17世紀初,伊斯蘭教在國內推廣。18世紀下半葉,王國達到全盛時期,統治範圍向北方和東南方擴展,沙裏河上遊薩拉人居住區均被納入藩屬地區。跨入19世紀後,國運轉衰,1806年一度被瓦達伊所滅。1807年,烏斯曼·博庫·芒達(1807—1846)在西非聖戰中雖恢複了國家獨立,但戰亂並未結束,人民起義頻頻發生。1870年,瓦達伊再次入侵,掠走三萬工匠,手工業蒙受極大打擊,從此一蹶不振。1893年,臘巴赫入侵,素丹加烏朗二世不戰而逃。1897年,他與法國軍官讓提爾訂約,將巴吉爾米置於法國的保護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