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柯：要建立中國特色的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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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老與黨同齡，是一位資深的報人。他從1938年在皖南參軍，在新中國成立前，先後擔任新四軍浙東縱隊《戰鬥報》主編、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前鋒報》總編輯、新華社華東前線分社一支社社長；新中國成立後，曾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時任市委辦公廳副主任、《黨的工作》和《支部生活》總編輯；“文革”後，任《民主與法製》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年逾九旬的他，身手矯健，思路清晰。作為一位資深的“90後”，他像年輕的90後一樣，保持一顆好奇心，依然對社會、對新聞界保持關注，也有自己獨立的思考。
《檢察風雲》：丁老，您好，非常高興您能接受采訪。您把一生最美好的時光都獻給了新聞事業，作為晚輩，向您致敬。首先，您能回憶一下您的新聞生涯嗎？
丁柯：非常高興你們來訪，《檢察風雲》雜誌是我比較喜歡看的讀物，你們雜誌辦得好，生動活潑。你們雜誌大方地贈送給人大代表看，是高招，因為他們有影響力，與群眾有密切聯係，把他們當做贈閱對象，可以經常征集他們的意見。
我的一生其實就做一件工作，那就是新聞工作。我沒做過別的工作。我從1938年參軍，開始做《江海報》隨軍記者；1943年在浙東四明山辦《戰鬥報》。當年，我們在最艱苦的環境下辦報紙，很難得的經曆。
新中國成立後，上海《解放日報》創刊，我作為編委參與創辦。後調市委辦公廳，1956年～1966年，我擔任中共上海市委《黨的工作》和《支部生活》總編。當時，實際主持是柯慶施。“文革”荒唐歲月，最先被打倒了，上海市委黨校校長、副校長以及我，被稱為上海的“三家村”。
“文革”後，我參與負責《民主與法製》雜誌。《民主與法製》雜誌1979創刊，我從1981年開始負責。這份雜誌姓“黨”姓“法”，堅定支持改革開放，發揚民主，宣傳法製，反對“和尚打傘”，提倡敢於“碰硬”，支持“溫州模式”等新事物，深得民心，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很紅火，最高每期發行幾百萬份。
在我的新聞生涯中，我很幸運碰到很多好的首長，在新四軍時期是譚啟龍；解放戰爭時期是葉飛；到上海後，是範長江、柯慶施、陳丕顯、羅竹風。回顧我的一生，在黨的新聞工作崗位上為人民服務，可以說沒有虛度吧。
《檢察風雲》：作為一位資深報人，您有什麼要對新時代的年輕新聞人說？
丁柯：我們那一代人很單純，一直跟著黨走，文化靠自學，跟你們年輕人比起來，你們文化高得多。我們那個時候是黨講什麼，我們就學什麼、幹什麼，新聞工作圍著黨的要求轉；大家聽黨的話，按照黨的要求來做。那個時候的新聞工作者，是經過戰火鍛煉出來的，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這非常重要。我們部隊記者戰鬥在第一線，與連隊一起，解放戰爭時的萊蕪戰役，我們前方記者深入火線，我作為總編輯也進入前方指揮所，前線記者輕傷不下火線，這位記者後來得到三等功。當時，記者的信仰是很堅定的。
現在，你們年輕人所處的時代變化了，環境也複雜了，但是我依然建議大家要有堅定的信仰。前不久發生的《新快報》記者被拘事件，後來這位記者承認收了錢。這就是信仰不堅定啊！
《檢察風雲》：我們知道，您對紙媒麵臨的困境很關心，您有什麼建議？
丁柯：在新媒體衝擊下，紙媒受到衝擊，報紙雜誌被閱讀的唯一性、重要性已大大降低，迫切需要我們與時俱進，有新的創意、新的人才，特別需要的是，要有新的覺醒。
新媒體有它的優點，我們需要向它學習。上世紀80年代，報紙也受到很大衝擊。那時，報紙主要受到地方“小報”（都市報）衝擊，特別是在廣東。很多“小報”發行每期幾十萬份，超過不少大報。大家也很慌。我專門到那邊去調研發現，報道的題材幾乎相同，但一般的黨報標題很正式，版式也很刻板，“小報”不一樣，他們把標題弄得很轟動，大標題占很大版麵，有轟動效應，後來，我們出版的《民主與法製畫報》就借鑒他們的優點，打破原來版式，所以，發行量每期也上到80多萬份。同樣，現在新媒體的一些好的經驗，我們紙媒也可以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