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沅君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馮沅君是一位著名學者，一位教育家，也是“五四”以後出現的新文學史上第一批頗有影響的女作家之一，曾與蜚聲文壇的女作家冰心、廬隱齊名。她從事文學寫作的時間，僅為其生命的十分之一，從1922年開篇創作到1929年擱筆，曆時七年，給後人留下三個短篇集——《卷荒》、《春痕》、《劫灰》及其未入集的少量文字。她的作品的中心主題是大膽寫出了當時女性掙脫舊禮教束縛的戀愛心理，表達了“五四”運動前後一些人對封建傳統的激憤和反抗。她的作品如涓涓細流彙入“五四”以後文學的洪流中，浩浩蕩蕩，奔騰不息。
馮沅君的創作，凝聚著魯迅的心血，這棵幼苗，曾得到過魯迅辛勤的灌溉和培育。早在1926年，魯迅曾把她的短篇小說《卷(艸施)》連同其它三篇編入《烏合叢書》（之六）,從編輯稿件到印刷出版，都親自辦理，魯迅寫信給畫家陶元慶（112致陶元慶，《魯迅書信集》上卷100頁），要他為《卷(艸施)》設計封麵，並自己撰寫廣告。
魯迅還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中用一頁的篇幅對這本集子中的短篇小說《旅行》給予了熱情而中肯的評價：馮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卷(艸施)》……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後》（並在《卷艸施》內）的精粹的名文，雖嫌過於說理，卻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隻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直後，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遂不得不複活其“纏綿排惻之情”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和“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中的主角，或誇耀其頹唐，或炫鬻其才緒，是截然兩樣的。
魯迅議論作品，同時也是對作家的評論。字裏行間充分肯定了馮沅君毅然和傳統戰鬥的革命精神。
一馮沅君畢生為追求婦女解放而鬥爭，她身先士卒爭取和男子同樣受教育，爭取婚姻自主的權利。她對封建道德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挑戰和討伐，她是婦女解放的先鋒。
馮沅君原名恭蘭、淑蘭，筆名淦女士、沅君、大琦、易安等。1900年9月4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一個小官僚地主家庭中。父親樹侯於1898年在北京考中了第三甲進士。中進士以前，他曾在武昌方言學堂工作；以後被任命為湖北省武陽縣知縣。馮沅君的母親吳氏曾攜大兄馮友蘭，二兄馮景蘭隨父先在武昌住了一年多。後又領著他們兄妹住在父親的官署中，達一年有餘。不久，父親因病去世，母親便扶柩攜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馮沅君的母親粗通文字，精明能幹。雖被封建思想所束縛，但對子女讀書卻很開明，並且親自輔導。返回老家後，母親出錢給馮家兄妹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念書。
馮沅君從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塊讀古書。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於先生外，還可向大兄、二兄請教。
後來，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後赴京、滬，進入大、中學。母親雖開明，也不會再專門為一名女孩子請私塾先生了。加上農村的封建勢力重如磐石，社會輿論不準女孩子上學讀書。馮沅君強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壓抑和打擊，她在摸索著走自己的路。
一方麵利用家中父兄念過的書，刻苦攻讀，每到夜晚聽母親口授“四書”、“五經”，自己還經常吟詩作賦；一方麵貪婪地閱讀大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帶回來的中國古典名著及新出的報刊，從中接受新的思想，也為她後來畢生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家鄉，馮沅君目睹並親自飽嚐了女子不能上學念書的苦痛，她決心爭取和大兄、二兄一樣到外地學習。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書的長兄友蘭回來了。馮沅君從哥哥口中喜聞北洋軍閥政府把清慈禧太後創辦的女子師範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增設了國文專修科。她理直氣壯地向母親提出了要去上學的要求。她表示：如家裏怕花錢，可把家裏給自己結婚時買嫁妝的錢先拿出來，待將來結婚時，什麼都不向家裏要，她向封建思想開始了最初的挑戰。
母親為女兒求學的熾熱情感所打動，但更大的難題擺在了她的麵前。此時，已給沅君訂了親，按照封建傳統，無“正當”理由是不能毀婚的。因此，馮沅君要出外上學就必須通知男方家，這樣，勢必要引起一係列的麻煩；如不通知，私自出走，周圍的輿論將壓得寡婦母親喘不過氣來。母親斷然決定，一切責任自己承擔。於是馮沅君收拾好行裝，梳上長辮子，穿著長裙，跟著兄長義無返顧地朝著解放的路迅跑。
唐河距有火車站的駐馬店三百餘裏，乘坐馬車要走三天多。馮沅君到北京後，立即參加了入學考試。這次應考隻考作文一門，她早在家鄉自學時，六朝小賦就已寫得相當純熟了，由於水平比較高，一次投考，便考中了。這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行為，為她壯了膽，她欣喜若狂，更加無所顧忌。
馮沅君入學時正值“五四”運動的前夜，中國知識界中已出現了革命思想的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聲勢也日益壯大。
她所在的女高師，校長是一個頑固的老官僚。對學生當中爭民主、自由的熱情，千方百計地進行壓製和扼殺，為阻攔學生上街遊行，把校門加上一把大鎖。馮沅君第一個搬起石頭砸碎了這把鐵鎖，為同學們打開了通路，使奔騰的革命浪潮，衝出校門，與社會相彙合。
為反抗封建家長統治，她還把《孔雀東南飛》的故事，改編成話劇。等到演出時，無人肯演反麵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演出後，受到了同學們的讚揚。
馮沅君反對封建傳統，態度之堅決，行動之果敢，還表現在她的名宇的變易上。
馮沅君這一輩男女大排行，最後一字取“蘭”字。同輩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時，長兄馮友蘭首先提議中間字為“溫、良、恭、儉、讓”。伯父一聽，欣然同意。馮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蘭。待到北京報名時，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溫、良、恭、儉、讓”之故，便自作主張改名為馮淑蘭，以表示對封建家長的小小不馴和反抗。
她在家鄉時，雖勤奮自學，但讀的多是詩詞歌賦。到北京上學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激流中，特別是“五四”運動的爆發，給馮沅君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波，她跟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一道，迫切要求解脫封建宗法製度和思想所加給人們的精神枷鎖。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出版的新文藝作品，特別是郭沫若那氣勢奔放，具有鮮明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小說、戲劇，大大地打開了她的眼界，震撼著她的心靈。
她在較之過去更加廣闊的生活裏，尋找著愛情和意誌的自由。
二1922年，她從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旋即考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
就在這一年，由於社會新思潮的猛烈衝擊和個人自由思想的迅猛發展，她的創作欲望如決堤的洪水，一發而不可收。之後，她連續寫了《隔絕》、《隔絕之後》、《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說，以泳女士的筆名在創造社辦的《創造季刊》、《創造周報》上發表。
陸侃如在《卷艸施》再版後記中寫道：“‘淦’訓‘沉’，取莊子‘陸沉’之意”。《莊子·則陽》中說：“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她取“淦”為筆名，正說明她雖隱於市朝，乃至遭到被埋沒，但仍不甘與之同流合汙。
淦女士的名字，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大家所注意了。尤其是《隔絕之後波表的時候，格外引起了大家的驚異。從那時起，她開始了創作生涯。三個集子《卷艸施》（一九二六年，北新書局）、《春痕》（一九二六年，同上）、《劫灰》（一九二八年，同上）非常係統地表現了一個女性生活的全部過程，仿佛是一個女性青春時代的“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