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衡哲
當大地渴望甘霖的時候，即使遠天一聲雷，一朵雲，也會使人快慰，若是有雨滴飄然而下，人們便會欣喜若狂地感謝它，大地將永遠記住它……
《小雨點》，是苦旱時候的及時雨！
陳衡哲，是一位曆史學家。文學不是她的本行，但她“身上每一個細胞都充滿著文藝氣息”（胡適語），她是新文學史上頗有貢獻的女作家。在“五四”時期，“她曾作奮鬥的歌吼”，確乎是有不可磨滅的功績。
陳衡哲隻有一部出版較早的短篇小說集《小雨點》和兩卷《衡哲散文集》及一些未輯集散篇。但她的心血鑄造的“小雨點”卻曾滋潤過新文學的幼苗……
1890年，陳衡哲生於江蘇省武進縣，那時正值封建社會日趨崩潰的清朝末年。
她在《自傳》裏說：“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但因為我的祖母和母親都是江蘇武進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裏的，所以就算是武進人。”
陳衡哲原名陳(雁鳥)，字乙睇，生在名門。她的祖父陳梅生有十二個子女；父親是幼子，當了清朝的官吏，有五個兒女，陳衡哲排行第二。
1897年，陳衡哲的舅舅莊思緘到廣西、廣東做官，這時她家便從湖南搬到江蘇外祖父那裏。她從小在家讀書，沒有上過小學。但她的思想和才華是在家庭環境裏熏陶出來的。大約五六歲時，每當舅舅回家省親時，陳衡哲總是天不亮便起身去看舅舅。她向祖母匆匆問了安，便一口氣跑到還沒起床的舅舅那裏，要他講新奇的故事。她雖然是個孩子，聽大人講故事，卻特別認真，舅舅在廣東省城城經常耳聞目睹歐美文化，尤其是醫學方麵的進步。他的思想很新，很佩服西洋的科學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國來的美國女子。他把所看到的西洋醫院、學校和各種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講給陳衡哲，最後一句話總是：“你是一個有誌氣的女孩子，你應該努力的去學習西洋的獨立的女子。”當時的陳衡哲最易受感動，舅舅最後那句話，往往使她熱淚盈眶。她問舅舅：“我怎樣方能學像她們呢？”舅舅說：“進學校呀！……”
舅舅給她講了許多中國以外的世界，她好像作了一次次的國外旅行，那麼多東西都使她驚奇不已，那顆幼小的心靈裏，裝滿了關於現代世界、科學救人、婦女新的使命等知識和認識。舅舅還對她說：“一個人必須能勝過他的父母尊長，方是有出息。
沒有出息的人，才要跟著他父母尊長的腳步走。”陳衡哲回憶說：“這類的話，在當時真可以說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靈上所產生的影響該是怎樣的深刻！”她每見舅舅一次，要進學校的念頭便加深一層，後來竟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夢想。
陳衡哲十三歲那年，父親到西南僻遠的一個省去做官，她由於求學心切，便要求母親，讓她到廣東舅舅那裏去上學。這位賢明的母親深知女兒的誌願，於是同意了。秋天，當舅舅再次回鄉省親要回廣東的時候，她講了一定要到廣東去的諾言。
這諾言竟使她熱血沸騰，痛哭一場。她回憶說：“這哭是為著快樂呢，還是驚懼，自己也不知道。但現在想起來，大概是因為這個決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個成年的人了，它在一個不曾經過感情大衝動的稚弱的心靈上，將發生怎樣巨大的震蕩嗬！”
當她決心離開母親，踏上那條陌生的人生之路的時候，心裏曾有過很多痛苦和矛盾，但那顆正富於幻想的心，卻有著高遠的美好追求。
在廣東，她得到了舅父舅母父母般的溫情和撫愛。她是夢想著上學而來的，所以一到那裏便央求舅母到醫學校為她報名。“雖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絕對不喜歡學醫的，但除了那個醫學校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學校可進呢？有一個學校可進，不總比不進學校好一點嗎？”舅舅認為她的年紀太小，想讓她等兩年再說，但她非要上學不可。舅母帶她去報名，但學校不收不到十八歲的學生。她帶著一顆失望與受傷的心回到家裏，隻好仍舊做舅舅的學生。
她的舅舅是一位喜歡教誨青年的人。那一年，他不但自己教陳衡哲，還請了一位客籍廣東的杭州先生教她初級數學和新時代的衛生知識。三個月後，舅舅將文作武，到廉州統領新軍去了；又過了三個月，家也搬了去。舅舅極忙。但每天下午，總要穿著新軍統領的眼飾，騎著馬，匆匆回家教她一個小時《普通新知識》、《國民課本》和一些報章雜誌，然後又匆匆離去。她回憶說：舅舅“對於現代的常識，也比那時的任何尊長為豐富，故我從他的談話中所得到的知識與教訓，可說比書本上得到的要充足與深刻得多。經過這樣一年的教誨，我便不知不覺的，由一個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邊際了。我的知識已較前一期為豐富，自信力也比較堅固，而對於整個世界的情形，也有從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我幼時求學的經過》）陳衡哲像一隻躍躍欲飛的鳥兒，雖然羽毛未豐，卻不畏人世的風險，隻是想奮翅高飛，並不留戀生活的順適和安樂，一心想著求學。在1917年的冬天，她被舅母帶到上海，在蔡元培等人創辦的愛國女校讀書，後來又進了一所新辦的學校。上海三年，陳衡哲頗感失望，但她的英文卻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成為考取清華學堂赴美留學的關鍵籌碼。
一個初踏人生征途的旅人，都會珍惜和永記親友或尊長的指點。陳衡哲說：“督促我向上，拯救我於屢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濕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進者，舅舅實是這樣愛護我的兩三位尊長中的一位。他常常對我說，世上的人對於命運有三種態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與惡劣的命運奮鬥。”
除舅舅之外，姑母也是她命運的導航人。在《紀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裏，寄托了她許多美好的感情，她把姑母的影響看作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頁。她回憶說：“這位姑母不但身體高大，精力強盛，並且天才橫溢，德行高超，使我們一見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遠的領袖人才；雖然因為數十年前環境的關係，她的這個領袖天才隻能牛刀割雞似的施用到兩三個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卻並不像普通所謂‘才女’的一樣，隻限於吟風弄月。她除了做詩，讀史，寫魏碑之外，還能為人開一個好藥方，還能燒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輕的時候，白天侍侯公婆，晚上撫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靜時，方自己讀書寫字，常常到晚間三時方上床，明早六時便又起身了。這樣的精力，這樣艱苦卓絕的修養，豈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們所能有的！”
姑母的這些影響力，深入到她的心靈和精神，啟迪她磨礪意誌，開辟生活。
在上海求學時期，因父親命令給她訂婚而使陳衡哲陷入黑暗的境地。這時，她便跑到鄉下的姑母家裏。一個沒有人生經驗的女孩子，在布滿荊棘的生活中，是姑母對她的偏愛，給了她一線光明。
她的姑母酷愛杜詩，有一次吟罷“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歎了一口長氣，對陳衡哲說：“這是我從前的夢想。現在嗬，連自己的兒孫也庇不著了！”陳衡哲說：“但是，姑母現在是庇著一個苦孩子啊！”
在她眼裏，姑母是召喚黎明的一縷霞光，“使一種黑暗的前途漸漸有了光明，使我對於自己的絕望變成希望，使我相信，我這個人尚是一塊值得雕刻的材料。……
但在那兩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經驗，使我對於自己發生了極大的懷疑，使我感到奮鬥的無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維持下去。在這種情形之下，要不是靠這位姑母，我恐怕將真沒有勇氣再活下去了。”（《紀念一位老姑母》）1911年至1914年，正是陳衡哲在上海求學的時期。但這裏沒有理想的學校，學習成績等於“零”，這是她至為痛苦的總結。由於無書可讀，她便常去有著明秀山水環境的姑母家，並在一個家館教了半年小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年夏天，清華學堂開始招考留美女學生。當時她自覺程度淺，不敢應試，但她得到了姑母的鼓勵，認為大有考取的希望。這種鼓勵，使她恢複了自信力，聽了姑母的話，到上海應了考。考完後，仍回鄉下教家館。後來，姑姑和舅舅都在報上看到了她的名字，並都立刻寫信給她。舅舅信上說：“清華招女生，吾知甥必去應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積年求學之願，於今得償，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還沒看完，“眼淚便如潮水一般的湧出來了。”
這是生活的轉折！她回憶說：“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頁，而引我離開這個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卻是這位老姑母，和她對於我的深信與厚愛。”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內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新思潮把陳衡哲衝出了園門，並於1914年考取清華學校。她到美國後，入美國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學之———瓦沙女子大學（VassaCollege），專修西洋曆史，同時學習西洋文學。在那裏，她結識了胡適、任叔永（鴻雋）、楊杏佛、梅光迪、朱經農、胡先（馬肅）等人，並以莎菲為筆名開始寫作。
當1915年9月，主編《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的陳獨秀發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舉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後，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也是新文學促進派的先鋒，而梅光迪（覲莊）等人，或堅決反對，或不讚成胡適的“文學革命”
的主張，一場筆戰，把他逼上了試寫白話詩的道路。胡適說：“民國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間，我同梅（覲莊）任（叔永）諸君討論文學問題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時在綺色佳過夏，故知道我們的辯論文字。她雖然沒有加入討論，她的同情卻在我的主張一方麵。……她不曾積極參加這個筆戰；但她對於我的主張的同情，給了我不少的安慰與鼓舞。她是我的一個最早的同誌。”（《小雨點·胡序》）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學獲文學士學位後，又進芝加哥大學繼續學習。陳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義者，為了理想和事業，曾決心不結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國，才由於他三萬裏求婚的誠意，方拋棄了不婚主義，訂了婚。1920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開放大學女禁，先打電話給陳衡哲，聘她為教授。這一年，她獲碩士學位後，在新文學革命運動的高潮中，於夏天回國，秋天與任叔永結婚。1924年，到南京東南大學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學教曆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後四次代表中國出席在美國檀香山、日本東京、中國上海、加拿大班府召開的太平洋學會的學術會議。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學校長，她也同去成都，任該校西洋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