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
在“血水浸染、烈火升騰”的大海裏，中國曾有過一個孤島——上海。上海孤島時期，創作力旺盛的張愛玲和蘇青，就像文壇上空閃爍的雙星，頗為人所關注。
蘇青也很有成績，但作品本身卻遠不能與張愛玲相比。
張愛玲於1952年離開上海，先香港，爾後遠走他鄉，定居美國。人們看不見雲霧中深藏的雙星，並不是雙星已經隕落。當地球旋轉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雙星才又露出了光芒，而尤其屬於張愛玲的那顆，卻越發顯得明亮。
1994年末至1995年初，我曾給國內一些資深的中國文學研究家寫了一信，並列舉三十多位筆者認為本世紀最著名的女作家，然後依據這些作家作品自身在文學史上自然形成的價值與地位、在國內外讀者中產生的影響及對中國文學、中國作家的影響，曆史、客觀、公允地選出十位成就最大者，就此征詢研究界朋友的意見和看法。他們都給了我一個滿意的答複，於是“20世紀中國十大女作家”，基本上有了一個科學的名單。每一張“答卷”中都有張愛玲。有的研究家還為她們畫了序號，排了名次，有把張愛玲排在第二的，也有第三的。
這個“民意”測驗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權威性。張愛玲終於回歸了文學本身，回到文學史上屬於她的那個位置。
張愛玲這個名字，在中國姓氏文化裏，有著中國人的審美傳統，美麗、樸素、普通，城市有，鄉村有，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愛玲”這個名字。但在中國文學史上，張愛玲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在本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大陸，除了有一定資曆的文學研究者和解放前成名的作家外，普通文化人和讀者，能了解張愛玲其人的實在不多。1980年，當我第一次在美籍華人學者夏誌清教授的大著《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名為《中國近代小說史》）中讀到關於張愛玲和錢鍾書的評論時，真是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清新。隨著曆史的演進，張愛玲雖然人在國外，但她的文學精神和影響卻早已回歸故裏，在讀者心裏和文學教師的眼裏及青年作家的認知中，她從名作家，到大作家、傑出作家。這個過程，是張愛玲一生中在文學領域創造的傳奇。
一“我是生在上海的，兩歲的時候搬到北方去。”張愛玲在《私語》裏這麼說。
張愛玲祖籍河北豐潤，於1921年9月30日生在上海地處公共租界的張家公館；用她的話說，那是一個“亂世”。“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但我們沿著曆史的河岸往上走，便可以尋覓到張家那片閥閱世家的天空。
她的祖父張佩綸，是正直的儒生，憂患國事，成了清朝末年同治、光緒時期“清流派”的主要成員，評議朝政、彈劾貪官，力主抵抗外敵，深受朝廷的青睞；後為同治時期的翰林，官至侍講、署左副都禦史；但在他統率清兵抵抗法軍的那場著名的“馬江之戰”中大敗而逃，被朝廷問罪流放北疆。李鴻章器重人才，張佩綸刑滿歸來後即被李鴻章收為幕僚，並以小女李菊耦相許。於是李鴻章的親女兒成了張愛玲的親祖母，就是說張愛玲的血管裏流淌著“貴族的血液”。關於張佩綸與李鴻章小女的婚姻奇緣，及其宦海沉浮的坎坷與辛酸，可在清末小說名著《孽海花》中鉤沉到真真假假的傳奇故事，也能聽到些許曆史的回聲。
一個家族也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永久的興旺，總會由盛變衰，也會由衰變盛的。時至張佩綸的晚年，夕陽已經深深籠罩了張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張愛玲父親那一輩，家道中落，昔日的輝煌已經所剩無多。
張愛玲兩歲時隨家到天津。她整天生活在仆人中間，總是由傭人抱著走親戚看客人，從小生活在封建禮教的熏陶之中。張愛玲在《我的天才夢》裏說：“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三歲時，她便能背誦唐詩。她在《私語》裏回憶說：“我記得每天早上女傭把我抱到母親床上去，是銅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跟著她不知所雲地背唐詩。她才醒過來總是不快樂的，和我玩了許久方才高興起來。我開始認字塊，就是伏在床邊上，每天下午認兩個字之後，可以吃兩塊綠豆糕。”稍後，她家裏為她和弟弟請了私塾先生，算是她的正式教育，從此也開始了她最討厭的背書生活。那時期她常常為背不出書而苦惱。“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花滾下來。”她回憶說，有一次，“年初一我預先囑咐阿媽天明就叫我起來看他們迎新年，誰知他們怕我熬夜辛苦了讓我多睡一會，醒來時鞭炮已經放過了。我覺得一切的繁華熱鬧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了，我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來……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了。”在母親不在身邊——和姑姑張茂淵一起到法國留學去了——的時候，她已經讀過了《西遊記》等書。她父親又娶了個新的姨太太，她叫她姨奶奶。
姨奶奶不喜歡她和弟弟。
1929年，張愛玲八歲那年，一家人經過“黑海洋綠海洋”回到了上海定居。父親嗜毒，打嗎啡針，一步步走近墳墓。母親從法國回來，父親進了醫院，表示要痛改前非。他們家也搬進一所花園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話書”，也有蘊藉華美的親戚朋友，母親和胖伯母坐在鋼琴凳上模仿電影裏的戀愛表演，她在狼皮褥子上笑著滾來滾去。那時家裏的一切她都認為是美的頂巔，藍椅套，玫瑰紅地毯，因此“連帶的也喜歡英國了，因為英格蘭三個字使我想起藍天下的小紅房子，而法蘭西是微雨的青色……”那一年她嚐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名曰《快樂村》，寫的是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而得到中國皇帝特許的免征賦稅並予自治權；那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持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她還為這部作品繪了多幀插圖，“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裏一座涼亭。”在小學還寫過一篇《理想的理想村》，後來又寫了純粹是鴛鴦蝴蝶派式的章回長篇小說《摩登紅樓夢》，共計五回，是父親代她擬的回目。雖然她的這些作品並不成功，但那是豐富想象力的第一次大規模智慧開發。九歲時她便開始向報社投稿，雖然每次都是泥牛入海，沒有消息。她喜歡巴赫、莫紮特等古典作曲家，當時她還躊躇著不知是應該選擇音樂或美術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看了描寫窮困畫家的電影後，她哭了一場，並決定要做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裏演奏。張愛玲說，她對於色彩、音符、字眼十分敏感。當她彈鋼琴時，便想象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豔的衣帽攜手舞蹈；學寫文章，也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誌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
那樣的年紀，她開始憑著自己的感覺和印象捕捉和選擇色彩，她畫小人，也喜歡畫上紅的牆，這樣她感到溫暖而親近。除了畫畫之外，她還學鋼琴和英文。她認為生平中隻有那個時期是具有洋式淑女風度的。張愛玲還充滿了憂鬱的感傷，看到書裏夾的一朵花，聽她母親講起它的曆史，便掉下淚來。
張愛玲受新文學的影響也比較多，那時她便常常讀新文學的書籍和雜誌。她在《私語》裏說：“《小說月報》正登著老舍的《二馬》，雜誌每月寄到了，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麵笑，一麵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所以到現在我還是喜歡《二馬》，雖然後來老舍的《離婚》、《火車》全比《二馬》好得多。”那時她就喜歡張恨水的小說，後來真是有點“嗜之若命”了。
張愛玲的父親吸毒從改悔到反悔，在家裏不時地引發“戰爭”。“父母終於協議離婚。姑姑和父親也是一向意見不合的，因此和我母親一起搬走……他們離婚雖然沒有征求我的意見，我是表示讚成的，心裏自然也惆悵，因為那紅的藍的家無法維持下去了。”使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可以去看母親，因為這是條約寫明的。但不久她母親又要去法國。走之前，母親到她住讀的學校同她告別。張愛玲一直目送母親走出校門，“我在校園裏隔著高大的鬆杉遠遠望著那關閉了的紅鐵門，還是漠然，但漸漸地覺得這種情形下眼淚的需要，於是眼淚來了，在寒風中抽噎著，哭給自己看。”張愛玲從童年到少女時代，她是在母愛和撫愛稀薄的時空裏度過的。也許父母也不能說就不愛自己的女兒，張愛玲也不是不愛自己的父母。張愛玲的母親不是一般的女性，她追求知識和精神上的高雅滿足，再赴法國自然有她內心的痛苦，來向女兒告別，就是母愛行動。張愛玲沒有看見母親的淚水，正像母親沒有看見女兒的淚水一樣。母親走了，但張愛玲還會到姑姑那裏感受母親的情緒，因為在那裏可以呼吸到母親保留下來的空氣。而在父親的家，那裏的一切她都看不起：鴉片、教她弟弟做《漢高祖論》的先生、章回小說……她說她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強分兩半，光明和黑暗，善與惡，神與魔，屬於她父親那一邊的必定不好，雖然有時候也喜歡。“我喜歡鴉片的煙霧，霧一樣的陽光，屋裏亂攤著小報（直到現在，大疊的小報仍然給我一種回家的感覺），看看小報，和我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父親的房間裏永遠是下午，在那裏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
有一天，姑姑告訴她一個最壞的消息：她父親要結婚了。她哭了，因為她看過太多太多的關於後母的小說，她萬萬沒有想到這個世界上最壞的事實會落到她頭上。
她回憶說，當時“我隻有一個迫切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鐵欄杆上，我必定把她從陽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但該發生的都發生了，家又搬回她的降生地——民初式的洋房裏。那裏有她太多的回憶，“像重重疊疊複印的照片”；那裏的太陽使人昏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那房子就像一個陰陽交錯的奇怪的世界，她感到一種精神的荒涼和無所依托的空虛。
張愛玲在聖瑪利亞女校住讀期間很少回家，所以每次回去，父親總是客客氣氣。
她父親知道她作文好，也很得意，興致上來還鼓勵她學做詩。張愛玲回憶說，她一共做過三首七絕，第二首詠“夏雨”，其中“聲如羯鼓催花發，帶雨蓮開第一枝”
兩句被先生濃圈密點，第三首是詠花木蘭，以後沒有再寫。
二如果說，家庭環境和小學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具有重要意義，而中學時代的興趣培養則是人生達至終極的基礎工程。
上海的聖瑪利亞女校是著名的美國教會女子中學，同中西女塾同負貴族化聲譽。
張愛玲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這所美國聖公會辦的學校度過的。在那裏她得到了自由發展，自信心日益堅強。她“不合群”、不交友、不苟言笑、天馬行空獨來獨往的自由性格那時已趨穩定。當時學校的教師主要是美國人和英國人，課程分設英文部和中文部。英文部的課程是主課，包括英文、數、理、西洋曆史、地理和《聖經》，用英文講授；中文部的課程包括國文、中國曆史和地理三門，不被重視。1936年秋，學校來了一位名叫汪宏聲的老師主持中文部的教務，並兼教高中國文。這位酷愛文學，具有新進作風的汪先生為女校帶來了新鮮空氣，遂使國文課大為改觀。汪先生不僅改變了授課方式，變八股式的滿堂灌為自由討論，更為甚者是他在國文課中大膽增加了中國新文學的內容。他不僅為學生講解曹禺的劇本、丁玲的小說，還親自為圖書館大量購置新的中文書籍和報刊、獎勵學生課外閱讀，“努力為學生爭取用本國語言文字發表的機會與活動”。他的構思和努力，就像園丁灑下的汗水，竟為這個學校澆出一片文學的春色。
汪先生為了打破“說立誌”“說知心”等八股濫調，第一堂作文課就在黑板上出了兩個聯係學生生活實際的題目，另外還特別鼓勵學生自由命題。學生為汪先生的“革命”之舉感到驚喜。張愛玲是全班唯一自己命題的，題曰《看雲》。文章精神瀟灑，詞藻瑰麗，令汪先生吃驚得簡直不敢相信。但他那時新來乍到，點名冊上的名字和學生還沒有聯係起來。發文卷時，當他唱到張愛玲時，“便見在最後一排最末一隻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來，不燙發（據我統計，聖校學生不燙發者約占全數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或預科生——小學高年級學生），衣飾並不入時，——那時風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則是寬袖。”不隨俗，不入流，甚至奇裝異服，是張愛玲從小就有的“傳統”。江老師將她的作文在課堂上朗讀了一遍，還加了許多說明，竭力讚揚，大大褒獎她的文章如何如何寫得好；麵對如此的榮譽，若是一般的學生，一定是喜不自勝，倍受鼓舞；而她一如往常，仍然保持著那種板滯神情。
張愛玲的文名很快在校園裏傳布開來。教員們在休息室裏談論她，學生在宿舍裏談論她，一時間張愛玲成了這所學校一個溫馨的話題。老師們談論她，還不僅僅是因為她的文章寫得好，也常常談論她常常忘交作業，課堂上不好好聽講，而學習卻最優秀：“在教室裏總是坐在末一排，不聽課，手裏的鉛筆則不停的在紙上劃著，仿佛是很用功地記筆記的樣子，可是實際上她在畫教師的速寫樣。教師也不常和她計較，因為她考試的時候是穩拿A或甲的。”（汪宏聲：《記張愛玲》）在汪宏聲的組織下，聖瑪利亞女校學生成立了一個取意為國爭光的課外活動組織國光社，還出版了一個32開本的小型刊物《國光》。第一期上發表了張愛玲寫的小說《霸王別姬》。這篇小說技巧之成熟令全校師生驚異不已。對於這篇小說，汪老師更是大加讚揚，說與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簡直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國光》上還發表過一篇描寫農村生活的《牛》。另外在校刊《鳳藻》上發表過用英文寫的《牧羊者素描》和《心願》。她在《〈傳奇〉再版自序》裏回憶說：“最初在校刊上登兩篇文章，也是發了瘋似的高興，自己讀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第一次見到。”那時她在《國光》上又匿名發表了兩首嘲諷老師的打油詩：一則曰——“橙黃眼鏡翠藍袍，步步擺來步步搖；師母裁來衣料省，領頭隻有一寸高。”其二曰——“夫子善催眠，噓噓莫鬧喧；籠袖當堂坐，白眼望青天。”
作品雖是匿名發表，卻沒有一個人不認為是張愛玲所為。關於這件事，汪老師則認為，學校的空氣太嚴肅了，用風趣幽默調劑一下有益無害。沒想到，兩首小詩闖了禍，對坐入號者卻為此大為惱火，上告美國校長，最後定下三個解決辦法：一，由汪先生和編者出麵道歉；二，《國光》停刊；三，不準張愛玲畢業。最後，那位先生收斂了當初的憤憤之情，結果是不了了之。
1937年夏，張愛玲中學畢業，母親從法國歸來。母親說：“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母親曾給她時間學習適應環境，教她做飯，用肥皂洗衣，練習走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麵部神態，如若沒有幽默天才就別說笑話等等。她覺得母親的實驗是一個失敗，“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影響。”她還說：“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樣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風笛），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鹹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紅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這種咬齒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顯而易見，張愛玲在少女時代就顯示出一位真正藝術家的敏感，她的靈魂裏充滿了藝術的靈秀之氣，惟獨沒有人世間的庸俗。
中學畢業那年夏天，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她躲在家複習功課，準備升大學以實現其夢想。1938年夏，她參加了聖瑪利亞女校在貝當路美國禮拜堂舉行的畢業典禮，算是真正結束了她的三分安靜、七分寂寞孤獨的少女時代，從小積澱下來的文學天才，在中學時代閃過光華之後，便深深地藏進追求知識的勤奮裏。那時她用演說的方式向父親提出出國留學的事，不僅遭到嚴詞拒絕，還說她是受了人家的挑唆。她後母更是變本加厲地當麵羞辱她：“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幹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裏，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隻好做姨太太。”後來這位後母還動手打了她。她本能地要還手時，卻被老媽子攔住了。但後母卻尖叫著說她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