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

台灣和北平是我喜歡的中國的一個省和一個特別市,我以能和這兩個地方結不解緣為榮。

——林海音:《兩地·序》

這是真的。她熱愛它們,她把她對於這兩個地方的愛傾注在每一篇作品裏,熔鑄於每一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弄清楚這一點,就比較容易回答“林海音到底是個北平化的台灣作家呢?抑或是台灣化的北平作家這個饒有興趣的問題了。應該說,她都是。確切地說,她首先是“北平化”的台灣作家,然後才是“台灣化的北京作家”。這是因為,她的創作活動雖然是在台灣才開始的,但創作準備時期卻在北京。台灣是她的故鄉,而故鄉的人民、景物,自然是她漚歌、描寫的對象。但無論她怎麼“化”,她都是中國作家,這是毫無疑義的。

然而,這位六十年代就斐聲台灣文壇的作家,大陸人民卻無法讀到她的作品。

但一水隔不斷骨肉情,她的作品一本一本地流傳到大陸,很快,她的自傳體小說《城南舊事》被搬上銀幕。於是,1983年春,在她度過金色年華的北京,我們看到了這樣令人歡欣的場麵:人們相互傳遞喜訊:根據台灣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城南舊事》,獲得馬尼拉第二屆國際電影節金鷹獎!

於是,這部影片一下子風靡海內外。小說《城南舊事》也相繼在北京、廣東出版。暢銷海內外的大型文學刊物《海峽》,也於1983年二期,全文刊載了這部情思切切,鄉戀深深的小說。

從此,大陸人民認識了這位作家,並希望了解她的身世、讀到她所有作品……

一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灣省苗栗縣,父母曾東渡日本經商,林海音於1918年3月18日生於日本大版,不久即返台,當時台灣已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其父林煥父不甘在日寇鐵蹄下生活,舉家遷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長大。曾先後就讀於北京城南廠甸小學、北京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任《世界日報》記者。

不久與報社同事夏承楹結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帶著三個孩子回到故鄉台灣,任《國語日報》編輯。1953主編《聯合報》副刊,開始文藝創作,並兼任《文星》雜誌編輯和世界新聞學校教員,1967年創辦《純文學雜誌》,以後又經營純文學出版社。

林海音的創作是豐厚的。訖今為止,已出版十八本書。散文集《窗》(與何凡合作)、《兩地》、《作客美國》、《芸窗夜讀》、《剪影話文壇》《一家之主》、《家住書坊邊》,散文小說合集《冬青樹》,短篇小說集《燭心》、《婚姻的故事》、《城南舊事》、《綠藻與鹹蛋》;長篇小說《春風》、《曉雲》、《孟珠的旅程》,廣播劇集《薇薇的周記》、《林海音自選集》、《林海音童話集》,編選《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此外,還有許多文學評論、散文等,散見於台灣報刊。

二林海音從寫散文開始她的創作生涯。她的散文充滿鄉戀、哲理、親情,浸潤著人們的心。那北京風貌、台灣民情、異國景物,以及天倫之樂、同鄉之親、師生之誼,讀書心得,偶聞雜感,都令人興起縷縷情思。而最令人感動的是:大多文字都流露出作者對祖國母親的摯愛,對第二故鄉北京的懷念。“我漫寫北平,是為了我多麼想念她,寫一寫我對那地方的情感,情感發泄在格子上,苦思的心情就會好些。”

(《陳穀子·爛芝麻》)她把滿腔思戀,傾訴於對昔日親朋好友的懷念中,表現在北京特有的名勝古跡、風土人情、市場變化的描繪上。至於北京的四季美景,在作者筆下,展現的是一幅幅彩色鮮明的圖畫:明媚的春,歡樂的夏,紅葉滿山的秋,鵝毛大雪的冬。“那古城曾傾瀉我所有的感情,春來秋去,我是多麼熟悉那裏的季節啊!”“然而這一切,在這裏何處去尋呢?像今夜細雨滴答,更增我苦戀北平!”

(《苦念北平》)。作者的綿綿情思,真是“訴不盡,理還亂”!此外對天安門、故宮、景山公園、文津街、虎坊橋、天橋、地壇等地的深情描繪,都灑下了作者相思的淚。因為“那裏我住得太久了,像樹生根一樣。”人同樹,沒有根是無法生存的。這也是她雖然長住台灣,但她這個人,她的作品卻“有濃厚的北平味兒,”

“甚至比北平人還北平”的原因。

她自然也愛她的故鄉台灣。那裏到處可見的相思樹、香花,台北的溫泉,獅子山的美景,媽祖生日的熱烈氣氛,高山族少女的戀愛生活……都再現在她的篇章中,傾注著她的溫情。而對故鄉的英雄,則更是無限崇敬,如《霧社英魂祭》,洋洋數千言,從霧社山民的祖先寫到今日霧社的莊嚴美麗,從山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寫到日寇入侵後的悲慘命運,又從山民的奮起反抗寫到殖民地者的殘酷鎮壓,更從英雄的頑強戰鬥寫到烈士精神的永垂不朽。跨越了那麼漫長的歲月,描寫了那樣壯闊的畫麵,全文感情深沉而主題深刻,筆勢縱橫而線索明晰,處處圍繞著烈士精神與山河同在這個凝聚點取材,將敘述、描寫。議論、抒情熔於一爐,從而使這篇祭文成為一首緬懷英烈的頌歌。

林海音的另一些散文,則注重哲理的探求。如因“窗”的特殊作用而判“窗是有情的”(《窗》),而“門”則是“無情的東西”(《門》);作者通過對“門”

的有關成語的種種解釋,闡述自己獨到的見解,寫得別具一格。更指出狗仗人勢的可憎(《狗》),至於錢,也不是萬能的東西,因為它買不到青春、生命的真理(《錢》)。隻有春,才是充滿希望的,“兒童,春天,希望,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春》)。這些內涵豐富、哲理深刻的散文,是林海音對人生深入觀察的結晶。

林海音敘寫夫妻情、母子愛、師生誼之類的散文,充滿一種真摯。親切的情趣美。如妻子為盡婦責,好心地把丈夫書桌上亂物整理好,反而引起丈夫的怪脾氣,妻子據理力爭,丈夫隻好認輸:“算你贏,還不行嗎?”結尾多麼風趣而親呢!

《今天是星期天》中的丈夫,為了讓忙了一星期的妻子休息,不讓她進廚房,他帶領孩子們做飯炒菜,把他對妻子的體貼,以及他不會做家務事而鬧出的各種笑話,渲染得滿紙生輝。作者還常選用一些生活細節來突出這種情趣,如“醜小鴨”們“偵察出父母因熬夜寫作而偷吃東西”的物證後,四張小臉衝著“我”要求“賠”

的笑劇(《鴨的喜劇》);為幫助學生默默改錯誤,以不損傷學生的自尊心,她又采用先叫學生一個一個走到操場,讓偷球者自己去還球,小偷不敢還;後又用學生和老師一個一個走出教室又一個一個走進來,小偷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把球放回原處,雖然老師明知是誰,也不點破,這一組細節描寫,顯得新穎別致,更體現老師一片愛心和巧妙的工作方法。……這樣描寫,妙趣橫生,充滿詩情畫意,折射出作者熱愛生活的底蘊。

優美的散文,常常是精巧構思的結果,林海音散文構思的特點,是形散神不散。

為使散文神凝,她很注意“文眼”的安設,卻又不露痕跡。如《貝多芬的力》,作者既寫貝多芬父親的酗酒和母親的早喪,又寫他負擔全家生活和培育兩個弟弟的艱難,也寫他失戀的痛苦,耳聾的打擊,以及他立了遺囑又奇跡般地活了二十五年,直到完成《第九交響樂》才在貧病中逝世。全文緊緊圍繞著這位傑出人物對事業的執著追求,把許多有關的片斷彙集於“力”這個焦點上,從而使這篇散文凝煉、濃烈,並以它思想的光輝而使讀者受到啟迪。《辛酸餐館淚》。《日落百老彙》、《詩的婚禮,詩的歲月》也體觀這種構思的特點。有些篇章,用對比突出主題,如《五十兩黃金·一塊抹布》、《二弦》。但她大多散文,都以清新的文字和素淡的筆調,將一個短小的故事、一件普通的事物,舒徐自如地寫出來,讓讀者得到豐富的感受。

林海音小說則為我們展開更為廣闊的生活畫麵,並以反映我國特殊曆史時代的真實麵貌而得到人們的讚揚。

林海音特別關心中國婦女的生活和命運。她大部分小說,不管是以北京為背景還是以台灣為背景,處於中心位置的,始終是婦女問題。她的許多反映舊中國婦女命運的作品,既是探討中國婦女問題的記錄,也是寄托鄉愁的一種表現形式。如自傳體小說《婚姻的故事》描述婆母、姨娘、“我”和妯娌、友人的不同婚姻,“給我無限回憶”。深深的鄉愁也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如《城南舊事》就是通過宋媽、蘭姨娘、秀貞和爸媽等人物命運的描寫,表現作者對北京的思念之情。

描寫大陸來台婦女和台灣婦女的生活際遇,是她探索中國婦女問題的繼續。她們不是忙於事業而失去家庭的溫暖(《春風》),就是為養家活口淪為受人淩辱的戲子(《風雪夜歸人》);不是為掙錢送妹妹讀書而隻好賣唱(《孟珠的旅程》),就是在失學失業的痛苦、寂寥中被變態的戀情吞噬(《曉雲》)。而秀惠的自殺身亡,又從另一側麵反映了台灣下層婦女的悲慘命運(《玫瑰》)……總之,林海音筆下的婦女,不論貧富貴賤,年齡大小,文化高低,籍貫出身,“都是一群被虐待者”。她重現了二十年代舊中國婦女和五六十年代台灣婦女的苦難生活,也寫了她們的反抗,如歌女玫瑰以跳樓自殺來抗議養母和社會對她的坑害。但大多數婦女的“控訴和抗議是溫和與微弱的”(葉石濤語),林海音為被侮辱被損害者鳴不平,卻找不到出路。這又一次證明,婦女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

除了描寫婦女的生活和命運外,林海音的小說,還反映大陸赴台人員的寂寞、對大陸親人的思念(《晚晴》)和謀生的艱難(《蟹殼黃》),以及台灣城市貧民不幸的命運(《鳥仔卦》),台灣菜農的困苦生活和望子成龍的心願(《要喝水嗎?》)。

而《蘿卜幹的滋味》、《爸爸不在家》等短篇小說,則是兒童生活的寫實。

林海音還寫了不少童話,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林海音童話集》,一本為故事篇,有《請到我的家鄉來》、《遲到》、《三盞燈》、《哈哈哈)、《爸爸的花椒糖》、《金橋》、《駱駝隊來了》、《察家老屋》、《童年樂事》;另一本為動物篇,內有《我們都長大了》、《小快樂回家》、《六趾兒》、《井底蛙》、《不怕冷的鳥——企鵝》。不管是故事箱或動物篇,都充滿兒童情趣。作者將淺顯的哲理、深刻的主題用小讀者樂於接受的形式來表現,都使小讀者愛不釋手,百讀不厭,是寓教於樂的精品。

文學作品,總是通過塑造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來反映生活的。“如果被描寫的人物,在某個時期來說,是最具體的個人,那就是典型。”(屠格涅夫語)林海音致力於寫人,寫人的命運,靈魂,性格,井通過“最具體的個人”的複雜性格,折射出社會的風貌,勾勒出整個時代的麵影,這是她作品深受讀者歡迎的主要原因。林海音寫了許多婚姻故事,卻沒有一個是雷同的,就是因為不管是哪一代的婚姻,哪一個具體人,都有時代的特點,環境的印記,人物自己的個性。反映清末民初女性悲劇的《燭》中的大婦,明明反對丈夫娶妾,表麵上卻要讚同;心裏對秋姑娘恨得要死,外表上卻又顯得雍容大度。她的獨特性格和複雜感情明顯地帶有時代的標記,環境的烙印,因為中國社會長期受著封建主義的統治,“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封建宗法思想像枷鎖一樣禁錮著婦女的思想和言行。在男子為中心的宗法社會裏,男人娶妾,是天經地義的事,而大婦的美德,是對丈夫的順從,對小妾的忍讓和寬容。但被棄的痛苦,對愛情的強烈追求,又使她不甘於默默忍受這難堪的境遇。於是她采取“裝病”這個反抗形式,以懲罰丈夫的變心和小妾的得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