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
韋君宜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是一位真正的老革命。在文藝百花園中，她又是一位辛勤的園丁，一位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能工巧匠”。在文學創作上，她卻是大器晚成，到了遲暮之年才展示才華，成為一位頗有成就的女作家。
八十年代以來，她老當益壯，像一隻忙碌的蜜蜂，釀造著沁人肺腑的醇蜜。
韋君宜從1935年開始寫作迄今，斷斷續續已近六十個春秋了。呈現給讀者的結集作品有，談青年思想的論文、散文集《前進的腳跡》，反映農村新氣象的散文特寫集《故鄉與親人》（與人合集）。近年來出版的有，小說集《女人集》，散文集《抒懷集》、《似水年華》、《故國情》及中篇小說集《老幹部別傳》，長篇小說《母與子》，中短篇小說集《舊夢難溫》等。
她的創作曆史，在我國現代文壇上不算短，在過去年代寥若晨星的女作家中，更是不多見的。幾十年來，她為鑄造美好的靈魂，為培養一代又一代的文藝新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花費大半生的心血，也為文藝百花園增添了鮮豔奪目的花朵。
吮吸知識的乳汁長大韋君宜1917年10月26日生於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她的父親在清末去日本留學，民國初年回國。他在日本參加過同盟會，回國以後，從鐵路技術人員升為鐵路局長。母親是一個清末舉人的女兒，略通文墨。韋君宜是長女，家裏對她雖然嬌寵，但不過分溺愛。父親自認為和別的舊式封建家長有不同之處——主張男女平等，對兒女的功課要求得非常嚴格，讓女兒和兒子讀同樣多的書。所以韋君宜除了到學校上課之外，父親還親自教她誦古文，讀日語；還要她課餘攻讀英語、數學。由於父親“望女成龍”心切，常常在學習上給她加碼，壓得女兒喘不過氣來。但是，女兒不是父親想象中的一塊全麵發展的材料。她的數學考得一塌糊塗，日語也學不進去，到考試時幾乎全忘光了，英語也隻勉強及格。但她的形象思維卻顯得特別發達，在父親嚴格要求的縫隙間，她把家裏存放的一切舊書，包括詩集、曆史通俗演義、政論、彈詞、小說……統統不分好歹地吞了下去。十二歲以前她看完了《紅樓夢》和《三國演義》，雖然隻知道十二釵作詩遊園很好玩，別的什麼都不懂，也總算是瀏覽一遍了。
父母親對於韋君宜的穿戴總是嚴格限製。寒去暑來，一年四季的衣服，從選料、樣式到縫製，全由母親代辦。從女兒懂得穿著打扮起，直到讀大學，母親從未允許女兒自己到綢緞店去扯過一件衣服料。父母親常常以“我的女兒不講究打扮”作為向朋友的一種誇耀。這就養成了韋君宜多年來不修邊幅，不講穿戴的習慣，直至今日。
父母親對於韋君宜買書卻是很放縱的，他們任由還沒有選擇能力的女兒到書店挑選。《小朋友》、《兒童世界》、《白話文選》等文藝及社會科學方麵的書，她隨心所欲地買，回到家又貪婪地讀。就這樣，幼年時代的韋君宜像蛇吞大象似的看了許多完全不適合她年齡特點的書，開始知道了胡適、梁啟超、魯迅……在書本上廣泛地接觸社會，開始了人生的思索。少年時代的啟蒙教育，在韋君宜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為她後來的成長打下了堅實而廣闊的基礎。
中學時代，韋君宜是在著名的南開中學度過的。這是她生命旅途上不可多得的黃金時代。這裏不僅給了她人生的啟示，而且賦與她創作的智慧。至今，韋君宜談起自己的母校，仍十分留戀，並帶有感激之情。學校對學生學習要求十分嚴格。一科不及格就要補考，兩科不及格要留級。但同時，又讓學生在課餘辦刊物，輪流當編輯。這裏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圖書館，還經常舉行國文會考和課外閱讀比賽，對優勝者發獎品。韋君宜的興趣、愛好很適應這裏的學習環境。一顆等待萌發的種子找到了適合她生長的土壤和氣候，她在文學方麵孕育的才能得以發揮和顯露。韋君宜在曆次國文會考和課外閱讀比賽中，總是名列前茅，在初中一年級時曾得過一塊銀牌和一本《世說新語》。
南開中學的教師是聘請當時最為優秀的學人。韋君宜在高中一年級時，班上來了一位進步教師，叫田聰，他曾和幾位青年朋友辦過同人刊物，自己也能寫作。他教同學們有選擇地讀新作品。韋君宜在他的啟發和指導下，閱讀了《北鬥》、《文學月報》等；接觸了進步的俄羅斯文學，讀了《新俄學生日記》、《鐵流》、《毀滅》等。這些作品，在那黑沉沉的長夜裏，好像天空中倏然閃過的一道亮光，使她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又好像一股小小的清泉，在她那幹涸的心田上流淌。她感到振奮，感到世界有了生機。
一次，韋君宜交了作文卷以後，老師流露出興奮的表情，並鼓勵她說：“何不學習寫小說？”還告訴她學文學要打基礎，要多讀一些世界名著。韋君宜按著老師的指教，老老實實地讀了屠格涅夫、契訶夫和當時時髦的辛克萊的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她吸取了豐富的營養，為她後來的文學生涯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高中三年級的時候，國文教師換了孟誌孫先生。他學識淵博，精通古文，後來成了大學教授。他在中學教這群少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用大學的授課方法了。他把中國的詩歌按時間順序自由圈選，教學生們從頭讀起，由詩經開始，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至元曲為止；他還指導學生閱讀大量參考書。韋君宜極力適應孟先生的授課方法，經常去書店，就在這一年裏，她學會了到北京琉璃廠舊書店去選購線裝書，書店的夥計們用驚訝的眼神看著這個鑽故紙堆的少女。高中畢業時，韋君宜曾奉孟先生之命，寫了一篇畢業論文——《讀〈陶淵明集〉》。那時候，“學者”的頭銜對韋君宜有著強烈的誘惑力，故紙堆、書齋，是她陶醉的地方，是她賴以生存的極樂世界。
在振聾發聵的炮聲中驚醒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華北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在豺狼步步緊逼麵前，國民黨政府則步步退讓，北京危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
韋君宜恰在此時，踏入了素有反帝鬥爭傳統的清華大學，敵人的鐵蹄踏碎了她成為學者的美夢。她從書齋中走了出來，麵對著完全變化了的環境，感到驚異、迷惘。她拿起筆來，記錄了自己的苦悶和朦朧的追求，散文《告訴》是她的一篇習作，也是她後來跟文學結緣的開篇之作。以後，她又接連寫了一些小說和散文，發表在天津《大公報》和《國聞周報》上。其內容大都是聽來的革命故事和親自觀察的小市民生活。作者追憶這一段創作時曾說：“那是在追求黨還沒有追求到的時候寫的，雖然很幼稚，文章卻是一片真情，熱烈的程度，有過於少男少女在熱戀中。我是在熱戀著革命，熱戀著我的祖國”。
帝國主義入侵後，北京的街頭和正陽門車站到處都寫上了“片假名”，“何梅協定”、“塘沽協定”接連簽定。學校裏一麵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一麵是熊熊燃燒的反抗之火，抗日的進步團體如雨後春筍。圍繞著抗日救國的內容，同學們召開各種形式討論會。韋君宜有時也去旁聽或列席，她用心地傾聽那些高談闊論的男同學發表演說，開始覺得新鮮，有道理，漸漸聽得入迷，信服了。從別人的演說中，她知道了盧森堡、李卜克內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懂得了什麼叫剝削、壓迫，世界上為什麼有窮人、富人……討論會使她開闊眼界，明辨是非，她從旁觀者逐漸成為一名自覺的參加者。
一次，一位女同學因參加左派革命團體，被特務迫捕。當時韋君宜正巧從圖書館出來，另外一個女同學告訴了她事情的經過。韋君宜便和其他同學一道，悄悄地跑到那位女同學隱藏的地方——清華大學生物館最高層的花棚子上，讓那位女同學坐在那裏不動，由她們負責送水送飯，直到天黑。特務們由於沒有搜查到，隻好掃興而歸。漆黑的夜晚，韋君宜和其他女同學一起，前後簇擁著，把這位女同學送出了清華園，暫回山西老家躲藏起來。
韋君宜在訪惶中堅定了信心，從膽怯中獲得了勇氣。經過這件事後，她懂得了革命不隻是看幾本書，發表幾篇演說了事，革命要真幹，要豁出命來幹，提著腦袋幹。
在“一二·九”風暴中摔打隨著共產黨對抗日運動的領導，全國人民更加團結一致。此時，抗日救國已經不是少數先進人物的思想和願望，而是全國人民的要求和行動了。嚴酷的現實，使韋君宜迅速地作出抉擇——站到廣大人民一邊，投入抗日救亡的熱潮中去。隨著知識的增長，閱曆的廣泛，她的愛憎感亦愈加分明。她決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階級，舍棄舒適、安逸的生活。她在後來寫的《答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文中說：……我讀的書更多了一點，我知道了資產階級是怎樣一個階級，知道了剝削工人剩餘價值是怎麼一回事，知道社會是向怎樣的方向發展。過去對我那個家庭腐朽生活，例如我的父母哪時抽鴉片煙，每天睡到下午一點鍾起床，這些事，我過去隻是簡單地討厭，當初步接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我知道了像這種生活將來一定得消滅，我應當自覺地離開它，決不跟它一起滅亡，應當自覺地為它挖掘墳墓。
反動派的水龍、大刀，血淋淋的現實，使她從革命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了一名衝鋒陷陣的猛士。她以從未有過的勇敢，參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大示威，和夥伴們手挽手，肩並肩，忘記了饑餓和疲勞，喊出了心靈的最強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她在回憶時寫道：“那時候……對敵人對奴才的仇恨，使我們每個人都像獅子，恨不得立即咬死這些壞人。”
“一二·九”運動過後，各地學聯紛紛成立。共產黨又提出了“青年學生到群眾中去和農民相識，和農民拉手！”的口號，北平、天津學生組織了南下擴大宣傳團，沿著平漢鐵路步行南下，向沿鐵路的農村居民宣傳。每天走一站路，在當地小學校裏住宿，這是廣大知識分子走向工農的開始。韋君宜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自然，那個宣傳沒有什麼太多的直接效果，那甚至是有點可笑的，那樣一群穿著工褲、旗袍、西裝、長褂的學生們，跑到農村去告訴農民，日本帝國主義要打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要來搶奪你們的牛羊了！實際上自己連那裏是用牛耕地還是用驢耕地也不知道。可是，現在想起來，我總不能笑。因為我們是帶著那樣莊嚴的心情去作那個最重要的開始的。我們的腳走到農村去了，我們的眼看到了沒褲子穿的農村孩子，我們的心真正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改變的必要了！”
經過血與火的考驗，韋君宜從一個知識分於家庭出身的小姐徹底地脫胎出來了。
從農村回來不久，她成了第一批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後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此後，韋君宜的公開身分是清華大學三年級學生，實際上主要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她被提任為學委幹事，婦救會黨組成員，奔走於各大學、中學進步學生和組織之間，組織各種抗日宣傳活動，到門頭溝等工礦、農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並創辦《北平婦女》等刊物。這時，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因而，雖選修了朱自清的宋詞，劉叔雅的莊子，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卻常常不去上課。
當時的學委，既無機關，也無經費，為了開展工作，韋君宜隻好以自己早已厭惡的家庭為據點，召開各種會議。一天，北平婦救會的同誌們到她家開會，一下子來了二十多人，開會時又顯得很秘密，加上家裏早就聽說過韋君宜在學校不好好上課，到處亂跑，所以這次會議引起了母親的注意。會議正開得熱鬧時，母親讓女工幾次進去，把韋君宜叫出來，並且提出陪她出去，給她做新大衣。執拗的女兒對母親的舉動非常生氣，聽完母親的話，二話沒說，扭頭就走，回去繼續參加會議。她當時清楚地知道，在這二者之間，隻能有一種選擇，不放棄這些優厚的物質生活享受，就得放棄對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