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
1933年8月。一個炎熱、鬱悶、令人窒息的下午。
廣州口岸，停泊著一艘待啟航的貨輪。緊張忙亂的例行檢查過後，船緩緩駛出。
不知什麼時候，從艙底走出一對青年男女，略顯不安的神情中，流露出掩蓋不住幸福的喜悅。
男的大約二十四五歲，老練灑脫；那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學生模樣，身材嬌小，一對明亮的大眼睛閃著倔強的光芒。
他是作家歐陽山；她，就是草明。
“九·一八”的炮聲，把中學生草明從政治上混池、苦悶狀態中驚醒。她積極和同學們一起奔赴農村宣傳抗日救國，但不久便被軍閥陳濟棠趕回了教室。這時，有位教師介紹她認識歐陽山，他當時已經寫了十四本小說，正創辦用廣州話寫給勞動人民看的小報——《廣州文藝》。
歐陽山看了草明的來稿很讚賞，認為是現實主義的寫法，鼓勵她先多寫短篇，還說人家莫泊桑就是先寫了很多短篇，後來才寫的長篇。她也參加了《廣州文藝》的工作。他們一些人自編、自賣，十幾期後為當局所禁，又馬上把刊物更名《新地》繼續發行。她常在小報上發表作品，描寫繅絲女工的苦難生活和對命運的反抗。在歐陽山指導下，她寫出了一部約五萬字的中篇小說《繅絲女工失身記》，連同歐陽山反映流浪漢生活的小說《單眼虎》一起付印出版。為表示她對共產主義思想的萌芽，將“萌”字拆解為“草明”，作了筆名。
她還在何幹之組織的秘密讀書會裏學習社會科學，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廣州分盟的成立活動。
那是怎樣的歲月啊！似繃緊的弦，像歡快的進行曲。要應付功課，又要寫稿子、上街售報、讀新書……這批進步師生和文化人努力的結果，招致廣東統治當局的懷恨，放暑假的時候，得知何幹之、歐陽山受到通緝，黑名單上也有她。她和歐陽山正戀愛，把刊物托付給其他同誌，二人便搭乘了這艘運生豬和菜的貨輪。
經過三天三夜的海上顛簸，他們終於進入燈紅酒綠的大上海。經歐陽山的朋友韓起介紹，他們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適逢左聯一次盛會，歡迎以英國馬萊爵士和法共古久列為首的“國聯調查團”。她有幸出席，第一次見到仰慕已久的魯迅先生。有一次，她和魯迅在一起吃飯，飯後恭敬地遞上一枚牙簽。魯迅先生說：“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許敵人聽後會高興，以為我老掉牙了，但他們高興得過早了。”她為先生的幽默和鬥爭精神深深感動著。
有人冒草明之名，在第三種人的刊物《文藝》上發表了一篇小說《趕夜路》。
她氣憤之餘，寫了二百字的“聲明”，斥罵冒名者的無恥，希望能在《申報》增刊上發表。魯迅認為此舉實為他人做義務宣傳，便代為草擬數言，讓她附在下次發表的作品後麵，既達到目的，又不擴大宣傳。這時，她領會到革命先輩的戰鬥藝術。
1935年，她被國民黨逮捕，投入監獄。魯迅先生在經濟上大力援助她，出獄後，又為她介紹醫生看病，甚至親自查看德文診斷書。魯迅先生對晚輩的親切關懷和幫助，使她深受感動。終生難忘。在文學道路上，茅盾也給她不少幫助。
她和歐陽山在上海結婚，二人以賣文為生，生活雖然清苦，卻不乏鬥爭的詩情。
她常常參加左聯組織的飛行集會，秘密張貼革命標語，在盟員之間、盟員與進步文藝界、與工廠工人、國際友人之間開展豐富而有意義的活動。她也曾先後和沙汀、葉紫、歐陽山、艾蕪、楊騷、楊潮等作家，在“小說研究會”就創作上的傾向性、創作思想、創作方法等重要問題進行過熱烈的探討，還曾擔任刊物《作品》的編委，參加過“左聯”最後一個機關雜誌《現實文學》的工作。在上海的歲月，對於她堅定地走上為革命、為人民而創作的道路，是極為重要的時期。
二1933年10月，在左聯《文藝》月刊上，發表了她的短篇小說《傾跌》，這是她正式登上文壇的記錄。
《傾跌》，通過描寫三個繅絲女工淪落為私娼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由於外資入侵，我國農村手工業凋敝、破產，農民貧困化的悲慘景象。
作家飽含著熱情和希望，塑造了倔強、不屈和覺醒中的女工阿屈的形象——這可以說是草明一生致力於塑造工人形象的起步。
繼《傾跌》之後，她在《作家》、《文學月刊》、《申報·自由談》等刊物上，又陸續發表短篇小說《沒有了牙齒的》、《倦》、《進城日記》、《大湧圍的農婦》、《和平的果園》、《閱曆》、《我們的教師》、《小玲妹》及小小說《漢瀾橋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說《絕地》。這時，可以說是她一生創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內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詛咒黑暗，從側麵反映工人和社會下層人民的反抗和鬥爭。藝術表現上，她不太追求情節和結構的完整，而是致力於人物形象的刻畫，長於通過日常生活的細節表現人物的性格，也長於描寫人物心理、形態和景物，自如地運用第一人稱，以“我”的聞見為線索，帶動情節的發展，發現人生的種種畫麵，令人感到親切信服。
她為什麼將自己的愛和同情寄予工人、窮人；為什麼將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擲向剝削壓迫者呢？除了受進步思想的影響，革命理論的教育外，顯然和她個人的生活經曆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順德縣坐落在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它盛產稻、甘蔗、蠶繭、香蕉、魚類。很久以來，製糖、繅絲工業就很發達。草明的家在順德縣桂洲鄉。
母親是雇農的女兒，九歲時，因為小弟弟生病無錢醫治，自願賣身換取兄弟的性命。由於醫治不及時，小弟弟一命歸天，當姐姐的卻做了廣州一個徐姓官僚地主家的丫頭，永遠失去自由。到十六七歲，主人把她和另一個丫頭送給一個姓吳的官吏做妾，這人就是草明的父親。
她生於公元1913年6月15日，原名絢文。從小體弱多病，十歲時，個子像六七歲孩子那樣矮小。她的複雜的大家庭，常使她厭惡和恐怖。嫂嫂總是責罵她沒有天性，死了一個不滿三月的弟弟也不悲哀；父親的另一個老婆，常借用她的肉體來發泄自己的怨氣；驕縱壞了的異母兄長和比母親還要大的姐姐、嫂嫂們，也常虐待她，她好像一隻可憐的小黃雀，被關在籠子裏。
父親的大家庭日趨破落，她初知人世時的生活知識，不是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洋娃娃，而是抽屜裏的“當票”’。父母的衣服、首飾、古董、字畫、碑帖……進了當鋪；父親的幾個老婆也一個個離開“倒了黴”的丈夫，唯獨她的老實而從來沒有得過寵愛的母親，堅持留在家裏，靠借債，靠手工，勉力維持著一家人的溫飽。
她的同母兄長，一個到香港廣生行當售貨員，一個在上海郵局揀信，還有兩個念私塾。她跟著媽媽學習編織、糊紙盒子、做香包……
家裏經常沒米，一小鍋飯得先讓父親吃，然後是哥哥，到她嘴裏已剩下不幾口。
肚子不飽，就出去跟著哥哥淘氣，抓蜘蛛、釣魚、摸田雞，弄熟後，幾個孩子分著吃。她也跟著男孩子爬屋頂。有時一個人留在屋頂上，望著遼闊的南天，變幻的彩雲，便托著腮幫無邊無際的遐想起來。
她的家鄉，繅絲廠星羅棋布，絕大部分是手工勞動，隻有一家最大的是半機械化。她常去絲廠玩。晨光熹微中，女工們應著汽笛的召喚，急忙走向工廠。晚霞收斂在大芭蕉樹叢後麵，她們拖著疲餓不堪的身影走回來，木屐打著白麻石，似有無窮的哀怨。小草明不知道她們蒼白的臉色是由於工時過長，成天看不見太陽和惡劣的勞動條件所致，更不懂為什麼她們整年辛苦，卻過著貧困的生活，隻是睜著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羨慕地盯著這支長長的隊伍。有時清晨和小朋友們跟在她們後麵，一直把她們送到墳瀾橋頭；傍晚跟哥哥們跑到五裏外的大涼亭，去迎接這支放工歸來的隊伍。
十歲那年，母親打算送她進絲廠，但要準備拜師的禮品：至少一個金戒指，一套香雲紗衣褲。那次沒去成，因為國際市場上受日本生絲的排擠，我國絲業不景氣，絲廠紛紛倒閉，加上她體弱多病，長得矮小，腿腳跟不著翹板，隻好作罷。
她的母親雖然不識字，卻鼓勵自己的女兒讀書，認了字長大了好找個事做。她邊跟媽媽學針線活，邊跟念私塾的哥哥學識字，每天學一個，會了十個，獎勵她一個銅板。她家有個書箱，零亂地裝滿《封神榜》、《西遊記》、《水滸傳》、《筆生花》、《福爾摩斯偵探案》等小說。她貪婪地讀起來，不認識的字就跳過去，大致明白了它們的意思。
十一歲那年，母親送她進了鄰村的小學，一年級念了半年，就跳級上二年級。
二年級也隻念了半年。因母親生病，她隻好停學。母親因肺病在病床上熬了一年，便永遠閉上眼睛，卸去了人生的負荷。
後來，她有比較自由的機會跟那些完全靠絲廠生活的姐妹們交往。她提出到絲廠去，家裏的人都不讚成，哥哥們說不如到省城讀書。但錢呢？她隻能仍然呆在鄉下，枯寂，無聊，苦悶，時時蹲在書箱子麵前，啃那些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書。
父親經常不在家，也不顧家，溜到廣州熟人家當幕僚，也有時替人寫狀子、寫字，聊以糊口。她十三歲那年，父親替人寫狀子打贏了官司，得了一筆可觀的酬金，便寫信叫回在香港的兒子替他管家，接女兒到廣州念書。
由於有自學的基礎，草明考入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四年級，學習很勤奮，各門功課成績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語文尤其突出。念滿四年級，又跳級考入師範中學。半年後，父親的錢用光了，隻好回到鄉下去住。一個在銀鋪學徒的哥哥，從每月二十四元的微薄收入中，分出一半給妹妹，供她繼續念書。
上了中學，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了“五四”以來的著名文學家魯迅、鬱達夫、茅盾等人的作品，繼而轉向外國文學。她最崇拜魯迅和高爾基。魯迅的鬥爭精神，高爾基筆下的窮人的崇高品德，鼓舞著她。她立誌向魯迅學習，要像高爾基那樣也寫工人、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