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冰瑩

1993年7月,在參加了人文科學國際大會之後,我從美國東海岸的波士頓出發,乘著名的“灰狗”(GREYHOUND)長途汽車,途經十四州及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冒著依阿華州泛濫的洪水,三天三夜,曆盡艱險,於7月12日到達美國西海岸的名城舊金山,為了訪問心儀多年的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女兵”,一位多產作家,曾與陳天華、成仿吾被譽為湖南新化“三才子”的謝冰瑩。

舊金山的天氣很好,但7月的陽光並不爍人,風是涼的。當我進入CHINATOWN(唐人街)時,仿佛到了香港——眼裏是中國的牌樓,漢字路標,滿街的中國人,琳琅滿目的中國貨,聽到的是鄉音,心裏油然而生的是暖人的鄉情。

按約好的時間和地點下了車,隻見柵欄牆裏是一方不太大的小花園,綠樹競翠,鮮花耀眼,花壇邊半倚半坐著一位拄杖老人。“她就是謝冰瑩!”我毫無懷疑地這樣想。這時候,她已緩緩站起,微笑著走向大門。

“謝先生”隔著大門,我自信地向這位從未謀麵的前輩打招呼。

“你一定是閻先生了,雖然我們沒有見過,可我想象中的你和現在見到的你也相差無幾,隻是想象中的你,似乎沒有這麼年輕……我們有緣,我從樓上下來才5分鍾,你就來了。”

“我是見您心切,一路不敢怠慢……”

“要見我,得買票,因為我是‘動物’。”她笑著說。

“為了這‘票’往返飛行,等於我將地球環繞了一圈,還跋涉了一個美國。”

我接過謝老的話茬,把多年追求的心願,化成幽默遞了過去。

麵對這位革命的先驅女性,腦海不停地閃現著她在北伐和抗日戰爭中表現的那種偉大精神和民族氣節,她的智、仁、勇,以及影響過幾代人、並作為精神遺產永載史冊的《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

從1981年3月27日起,我們有過二十多封的書信來往。她給我的信中時時念及大陸的作家。這次見麵,她還問及冰心,還說抗戰時期,在成都曾聽她講演《閑話燕園》。她還說到柳亞子:“我曾住在柳先生家裏。他說話結巴。說話時,閉上眼,幹著急,就是說不出。我忍不住,就趕緊跑開,躲著他笑。他太太對我說:‘冰瑩,你別當著他的麵笑,那樣他會生氣的。’我說不會的……”

說起柳亞子,我想起他在1933年2月1日發表在《新時代月刊》二月號上的一首詞《壽冰瑩——浪淘沙》:絕技擅紅妝,短筆長槍,文儒武俠一身當。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舊夢斷湖湘,折翅難翔;中原依舊戰爭場!雌伏雄飛應有日,莫漫悲涼。

歲首賦催樁,今進桃觴;紅塵遊戲盡無傷。豔福檀郎吾亦妒,努力扶將。年少俠遊場,兒女情長,通家交誼鎮難忘。壽汝恨無雙七首,慚愧詩囊。

謝冰瑩拄著拐杖,走起路來步態尚可稱之為穩健——她的身體和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她看我手拖著,肩背著,於是便從我手裏搶過一個小包,我不肯,她也不讓。我們在樓道裏走了一段長長的路,先後經過三道安全門,再乘電梯,才進了她的家。一進去,她便指著臥室裏向西靠北的窗戶對我說:“你看,那就是有名的金門大橋!這座樓的其他房間,都看不見金門橋,隻有這一間,窗戶像個望遠鏡,金門橋時時都在我們的視野裏。我們和大橋每日相望,為了這個運氣和緣分,我和賈先生誰也不想離開這裏,一住就是一二十六個春秋……”望著金門僑,我心裏萌生出詩的聯想:那橋,難道不是歸路嗎?每日相望,與歲月相守,也許是在由近及遠地尋找自己的足跡,從大洋彼岸美國,眺望家園。

臥室裏有兩張整整清潔由深藍床罩遮蔽的不同走向的單人床,一張屬於她,床頭旁擺放著她和賈伊箴教授的合照及孩子們的大型彩色照片——照片告訴我,那是一個透著文化光輝的溫馨之家。另一張自然屬於賈教授(我沒有問,為了避諱)。

謝老說:“他頭一歪,無憂無愁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這張床的一切如舊,好像賈教授正在那裏休息,或是正在等待他的歸來。臥室連著小小的洗漱間,盆浴淋浴兼備,牆上貼著謝老寫的紙條:洗臉巾、浴巾、腳巾、友人用巾等等,規規矩矩,有條不紊。外間略小,是書房客廳,也是廚房。一棵生長了二十三年的常青藤,爬滿了房子,把同一個空間的書房客廳和廚房隔開。一張窄窄的一米二帶屜長條桌,小小的木質書架靠牆而立,上麵放些小巧玲瓏什物,正麵貼滿了黃白紙條,工工整整地記錄著朋友的地址和電話。“這是我對付記性不好的方法。我怕忘了朋友的地址和電話,所以,重要的,都貼在那裏。”

在長條桌左上角的牆壁上,懸掛著豐子愷贈給她和賈伊箴的真跡畫,畫的內容被他的兩句題詩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小桌呼朋三麵坐,留將一麵與梅花。”在她房間裏,有好多菩薩塑像或畫像。她見我在數其數量,便說:“不用數,共有八個菩薩塑像和畫像。”聽後,我立即給她開了一個小玩笑:“不!在您家裏,共有九個菩薩;不過,隻有您是真的。”“閻先生莫開玩笑,不要惹怒了菩薩;要知道,菩薩是要保佑你一生幸福平安的。”“罪過!請大慈大悲的菩薩寬恕!”因我說得相當認真,謝先生便趕緊說:“沒關係!任何時候菩薩都不會報複或懲罰的。”後來,她告訴我,從小因受母親影響,才信菩薩,皈依佛門。

“閻先生,你是第一個來訪的大陸人,我們隔山隔海通信好多年,今日能見麵真不容易。我們算有緣分,你算有運氣,因為你早來晚來,我都不在。”

謝老一麵說,一麵為我沏茶。喝完茶,即帶我到一家叫“湖南亭”的中國餐館吃飯。

“因我常在‘湖南亭’吃飯,常在‘湖南亭’請朋友,所以有人還把我當成餐館的老板呢!”謝老很興奮,不停地向我講述她和這家餐館的親密關係和感情聯係,“我到舊金山不久,‘湖南亭’也來了,悄悄地在我家旁邊開了業,你說,我是不是有運氣?我走遍天下,總忘不了湖南菜的美味,而湖南菜似乎隻有這‘湖南亭’的最好……”

在“湖南亭”,謝老點了幾個她認為最有代表性的湖南菜,另有一盆湯,一盆米飯來款待我。她大概想我遠道而來,一定很餓。餓也真餓,但我隻顧與她講話,根本無心照顧那一串九曲十八彎的饑腸。謝先生吃飯時幾粒白米掉在桌麵上,她揀起來,又放在碗裏。

飯後而歸,在她的小家裏,我們開始了輕鬆自由的對話,直到太平洋上空的星鬥連成一片曆史和傳奇……

一歲月像逝水一樣,年複一年地奔流不息。如今,已經八十九歲的謝冰瑩,我仿佛聽見她在說,她永遠是小孩,沒有老,祖國的錦山繡水、家鄉四季如畫的風光,永遠在她的心裏生輝,在她的筆下發光山青、水秀……村子的四周被起伏的山巒包圍著,婉蜒如帶的小河,終年不息的唱著小曲,水清得可以看見小蝦遊泳;一到春天,那些采茶女的歌聲唱得你神魂飄蕩。她們是農家女,出門采茶都用藍色或印花頭巾罩著,隻露一個小臉,遇到男人時,像新娘似的低頭含羞而過。全村的女人找不出一雙天足,都裹得如小辣椒一般……這是謝冰瑩在《平凡的半生》裏所描述的家鄉——湖南省新化縣大同鎮謝鐸山一二十年代的生活……

1906年,當中國還處在黑暗重壓下,這年10月22日(陰曆九月初五),她在這個鄉村誕生了。

她的父親是清朝的舉人,能文能詩,做過三十年新化縣立中學校長,記憶力強,知識淵博,學生們都稱他為“康熙字典”。他平易近人,從沒做過損人利己的事情:“母親和父親一樣被全村的人所擁戴,她聰敏有誌氣,能刻苦耐勞”。她讀書不多,但理解力強,從十六歲嫁到謝家起,便擔負起整個繁重的家務。一共生下四男二女,謝冰瑩是最小的女兒,受到父母的溺愛。

謝冰瑩原名鳴岡,字鳳寶,又名謝彬。五六歲時父親就教她讀《唐詩三百首》、《隨國女弟子詩》、《史記》等。她有驚人的記憶力。然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縛著母親,要她少讀書,多學女紅,跟別的女孩一樣,裹足穿耳,決心把她培養成一個賢妻良母。但是謝冰瑩從小就有反抗精神,為了迫使母親接受她上學讀書,曾絕食三天,後來見她哭得實在可憐,才允許她進私塾,十二歲時改入大同女校。

《水滸》這部名著,不知撥弄過多少人的心弦,熏陶過多少作家。謝冰瑩在小學時期,也愛上了《水滸》。盛夏的黃昏,人們揮扇納涼,她像說書人似的開了場,招引了一群端著飯碗的、拿著煙杆的、捧著茶杯的、背著孩子的男女老幼。她的六祖母是最積極的一個,一吃完飯就催促大家:“你們快點吃飯呀,吃完好聽鳴岡講故事。”她一講起來,就進入角色,忘了形,手舞足蹈。有次講武鬆打虎,竟然把一個蹲在她身邊,仰著臉聽講的孩子當成老虎,飛出一腳,把孩子踢倒在地,聽講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那孩子疼得直想哭,但見大家笑,她也跟著笑了起來。

母親對謝冰瑩著魔似地看小說,講故事,非常痛恨,更認為《水滸》是一部邪書,便把書收藏起來。後來她還是把《水滸》找出來,但再也不當著母親看,總是在大家都入睡之後,才偷偷爬起來看書。不久,看壞了眼睛,母親罵她,她回答道:“禁止我看小說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

人的性格、生活道路,往往受著多方麵的影響和製約,童年時代,是這多種因素裏的重要因素。關於童年生活,謝冰瑩回憶說:我完全像個男孩,一點也沒有女孩的習氣,我喜歡混在男孩子裏麵玩,排著隊伍手拿著棍子操練時,我總要叫口令,指揮別人,於是他們都叫我總司令。我常常夢想著將來長大了帶兵,騎在高大的馬上,我佩著發亮的指揮刀,帶著手槍,很英勇地馳聘於沙場。

我反對裹足,反對穿耳,我那時並不懂得什麼男女平等,隻知道同樣是人,為什麼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這些苦刑隻給我們女人受,男人有資格出外讀書,為什麼女人沒有呢?……媽媽早上替我裹腳,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窩裏解開,到我哭鬧著要上小學時,便把所有的裹腳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與封建社會作戰的第一聲。

謝冰瑩很小時,母親就替她訂了婚。她在大同女校學習,未婚夫在大同男校學習。這位不相識的“對象”,謝冰瑩曾見過一麵,但印象很壞,她說:“我相信將來決不會和他結婚的。”1993年她回憶說:“我五歲被‘指腹為婚’式地許配給一個叫蕭明的未婚夫,那時他十歲。我參加北伐回來,家裏就逼我結婚。我反對這門親事,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他,哪裏談得上感情?媽媽個性強,她一點也不通融,說我若不從她就死;我個性也強,也不通融,認定了的理,誰也改不了。爸爸說,為了媽媽你犧牲一下吧。我說,你殺了我,我也不從!爸爸說,你先去,然後跑。我帶著無限的委屈依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種設想和準備。婚,隻能成假,不能變真。我對蕭明說,我是奉父母之命來你家的,我們結婚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隻有痛苦;我們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談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過,隻好睡覺;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隻能硬挺著不停地在火爐旁寫日記。

蕭明人很好,通情達理,終於放了我,從此便開始了一生的痛苦……

在女校學習時,她的小腳得到了解放。這時,“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漁夫》,都德的《最後一課》。我被這些愛國的故事所感動,對新文學發生了莫大的興趣。”

(《我是怎樣寫作的?》)從此,她最喜歡讀國文,每次作文課,她總是第一個交卷,而且比別人寫得長,寫得好。每次寒暑假,父親教她念四書、五經,給她講《史記》,但母親總是在她耳邊嘮叨出嫁的事,或講女人讀書無用,毫不心疼地侵占她的寶貴光陰,要她繡花、紡紗,為此她曾暗暗悲傷,小小的心田已經埋下了苦悶的種子。

當她十三歲的時候,轉學到新化縣立女校。這個學校的國文教員特別提倡讀文言,但並不反對學生寫白話。她回憶說:“我讀小說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那時二哥在山西大學讀書,他寄來一本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集,我看了非常感到興趣,自己也很想學著寫,但是看了胡適論短篇小說,我又沒有勇氣下筆了。”

“五四”運動前後的學校,都很注重講演,那些思想解放、關心國家命運的青少年,一般都能登上講壇,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對人生、對社會各種問題的看法。

有一次,謝冰瑩上台後,一緊張,口吃起來,隻說出了要講的題目,卻沒講出一句內容。她爭強好勝的自尊心受到挫傷,感到羞辱而要自殺。但經過這次打擊,她的膽量卻一天天大起來,口吃的毛病反而沒有了。

1920年,她轉到一所離家有四百多裏、特別重視英文的教會學校——益陽信益女於中學(現為益陽市第一中學)。學校地處資江之畔,——益陽城內南門附近的五馬坊,對麵有桃花侖。江水、漁船、蔥鬱的山林,織成那裏十分美麗的景觀。她常在熹微的晨光裏為欣賞愉悅心靈的美景而耽誤點名和做禱告。提到禱告,那是最使她頭痛的事。謝冰瑩說:“我並不反對宗教,而且主張信仰自由,但我不讚成崇拜偶像,耶穌為民眾謀幸福而被猶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犧牲精神是偉大的,我們盡可崇拜他的偉大,學習他的精神,並不需要一天到晚做什麼禱告……實在沒有意思。”為了不做禮拜和在國恥日發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這位思想激進、隻有十四歲的少女,終被學校開除。但在1921年暑假,她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父親親自送她由藍田乘船到長沙。

在新的環境裏,她對文學的興趣像酒一樣愈釀愈濃,文苑裏爭芳十豔的新文學之花,誘惑著她那顆入了迷的心。那時,“除了上課,所有餘下的時間,我都消磨在圖書館裏,又因我有一個時期擔任圖書管理的職務,看小說的機會更多,而且每次購到新書的時候,我總有優先權閱讀。那時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小仲馬等。王爾德和愛羅先珂的童話,也是我最喜歡的,中國的小說,我最喜歡看《水滸》和《三國誌》。《紅樓夢》雖是一部小說,但對於林黛玉的哭,並不能引起我的同情,而賈寶玉那種傻頭傻腦,隻知道和女孩子玩的態度,我常罵他沒出息。”“……我愛看哀感悲壯的小說,就是看戲看電影也一樣,我不喜歡看那些結局大團圓的,而喜歡看結局悲慘的。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小仲馬的《茶花女》和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朱淑貞的斷腸詞,成了我最愛的讀物……”在女師,她的國丈老師是翻譯家李青崖,在文學創作上,不時給她以點撥;但她用心血寫的萬餘字的小說《初戀》,李先生卻不給她看,並說當初福樓拜教莫泊桑寫小說是從短篇入手他才成了世界短篇小說之王。李先生沒給她改稿,頗使她傷心且記了“仇”,再不交作文,期末結算成績時,她的作文是零分。

這件事,她寫進了《一個女兵的自傳》裏的《作文打零分》一文中。1943年與李青崖先生邂逅時,她心裏難過,直向李先生道歉。後來,她在《李青崖》這篇散文中寫道:“就在那夢一般的相遇,夢一般的心境裏,我了解了李先生的寬宏度量,了解了他的慈愛心腸。”另外,在寫作上她還受到編輯《通俗日報》副刊的三哥的鼓勵,這不僅使她的寫作興趣更高,而且有了長足的進步……

中學時期,謝冰瑩有兩個愛好文學的朋友,她們寫了許多小說、散文和新詩,還天天寫日記,但這些都是秘密進行的,連國艾老師都不知道。這種刻苦練習,使得她文思敏捷,筆鋒流利,為日後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學二年級時,在長沙《大公報》幅刊上以“閑事”為筆名,發表了一篇《刹那的印象》,那是她第一次與社會見麵的處女作。這篇散文描寫一個師長的太太買了一個丫頭,要她們品評她的好壞,當時她極為氣憤,連這位太太的飯也沒吃,跑回學校就寫了這篇文章,第一次用文字公開了她的正義感和社會思想。從此,她對文學的愛好更進了一步,但並沒有想到將來要當作家。她的父親卻不然,對女兒的希冀與日俱增,總是孜孜不倦地培養她,教她唐宋八大家的詩文,並常常對她說:“孩子,你要成為道韞班昭第二,史續蘭台祈異日,我把這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二革命,像春潮,席卷南方,直搗軍閥的巢窠。許多有識之士,熱血的青年,都投入了這場革命。

如果你不參加革命,你的婚姻痛苦解決不了,你的文學天才也無從發展,為了你將來的前途,從軍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謝冰瑩的二哥,是封建婚姻的犧牲者,他的妻子又醜又惡,但他不能離婚。他愛母親,所以不敢違母命,寧願自己犧牲,但他同情妹妹,慫恿、支持她逃婚。當他從報上看到中央軍校招收女兵的新聞後,急忙跑到學校告訴妹妹,要她趕快報名,並講了以上那些堅定她出走當兵、逃出封建樊籠的話。後來,她感慨道:“我是多麼感激二哥嗬,我得到了生的啟示,發現了光明。”於是,1926年12月16日,經過許多曲折和艱苦來到武漢,投入革命的洪爐,在兩湖書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受著嚴格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與她同時受訓的二百多女同學中,有小姐、太太、生過三四個孩子的母親,還有母女兩代人,不少人是小腳,“她們穿著軍服,打著裹腿,背著槍,圍著子彈,但是走起路來像鴨子似的一扭一拐”,然而她們是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犧牲了家庭享受和學校舒適生活而來到有著鐵一般紀律的軍事集團來受苦,來鍛煉身體和精神的。謝冰瑩熱愛這樣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是再痛快沒有了,雖然在大雪紛紛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們都要每天上操,過著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誰也不覺苦。”

1927年,她隨中央獨立師葉挺副師長率領的討伐楊森、夏鬥寅的革命軍西征,狂風、淫雨不能阻止她們前進,“隻覺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紅似的太陽,前麵是光明的大道,美麗的花”,“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裏路,晚上有時睡在一張門板上,有時睡在一堆稻草裏。”謝冰瑩說:“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裏,我忘記了自己是女人,從不想到個人的事,我隻希望把生命貢獻給革命,隻要把軍閥打倒了,全國民眾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隻希望跑到戰場上去流血,再也不願為著自身的什麼婚姻而流淚歎息了。”這就是她那時高昂的精神境界。西征途中,她利用行軍與作戰的間隙,或在白天休息、晚上睡眠的時間,往地上一坐,把兩膝並攏一起當桌子,把她北伐途中的經曆,所聞所見所感,廢寢忘食地用火一樣的熱情急就成章,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著名的《從軍日記》。

這些日記體、書信體的文章,表現了當時轟轟烈烈的偉大時代,反映了青年們的愛國熱忱,人民對革命的支持和擁護,表現了新時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及其艱苦的生活;她們從被封建鎖鏈捆得緊緊的家庭裏逃出,經過侮辱和痛苦、掙紮和奮鬥,從小腳到天足,然後“和男子站在一條戰線上共同獻身革命。”她把《從軍日記》投寄到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主筆孫伏園見到後極為興奮,就陸續把這組文章刊登在從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副刊上。《從軍日記》立即轟動了文壇,接著林語堂把它譯成英文,也在《中央日報》英文版上連載,後又有法、俄、日、朝鮮等文的版本問世,於是““謝冰瑩”便名揚天下了。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曾向她致函,表示敬意祝賀。但這時,作者沒有在一片讚許聲中飄飄欲仙,她說:“我隻覺得太慚愧,太恐懼,我生怕有負他們的熱望和讀者們對我的熱情,從此我對於文學由欣賞慢慢轉變到批評的態度,自己學習的態度愈來愈嚴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