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成功的花，
人們隻驚慕她現時的明豔！
然而當初她的芽兒，
浸透了奮鬥的淚泉，
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繁星》五五
冰心，是一顆巨星，在中國文壇和讀者心頭，已經亮了七十多年……她不慕榮華，安於平易，在北京西郊的蘇州街住了已四十餘年。生活上，她心裏沒有“舒服”的位置，時時追求的是耕耘，是收獲。
我們的詩人，在她的一生中，雖沒有如山的波濤，但也不是風平浪靜，那九十五年的曆史，我們的國家經過血與火的抗爭，終於從黑夜走向黎明。冰心，作為曆史的見證人，將近一個世紀，在這張人生的風雨表上，留下的生活腳印並不在一條直線上，且有深有淺。她是正直的，是一位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她那支多彩之筆，記下了她的成長，她的觀察，她的感受，她的愛憎，她的憂患，她的鞭撻……幾十年了，她仿惶過，但她總是不停地進步，即使是泥濘、荊棘，她也踏過去，在時代的風雨裏摸索著，跋涉著，尋找著真理，追求著光明……
“我的生年最好記：1900年！我是二十世紀的同齡人。”冰心說。
冰心姓謝，學名謝婉瑩，筆名有冰心女士、男士、冰心等。她在《我的故鄉》裏一開頭就說：“福州在我心裏，永遠是我的故鄉，因為它是我的父母之鄉……”
其實，冰心填寫任何表格，她的籍貫並不寫其祖父謝子修“進學”的地址——福建閩侯，而是寫福建長樂。她雖然於10月5日生在福州城內的隆普營，但誠如她說的：“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樹，他的第二代就是樹枝，我們就是枝上的密葉；葉落歸根，而我們的根，是深深地紮在福建橫嶺鄉的田地裏。”（《我的故鄉》）。
冰心的祖父謝子修是一位“教書匠”，是謝家第一個讀書識字的人。據他們的家譜記載謝家是晉朝謝安的後裔，是從江西遷去的。冰心的曾祖父出身頗苦，“是長樂縣橫嶺鄉的一個貧農，因為天災，逃到了福州城裏學做裁縫”。在舊社會，不識字的老實人總是要吃虧的。有一年春節，她的曾祖父向人家要帳，因不識字，被賴了帳，空手而回，在家裏等米下鍋的曾祖母聞訊自縊。被解救後，這對年輕的農民跪在地下，對天起誓：若天賜子，死活也得讓他讀書識字！祖父講的這些故事，深深地感動著冰心。她祖父終於成了一位學問家，兩位伯父也都成了“教書匠”。
而冰心的父親謝葆璋，則成了清朝政府海軍練營營長和海軍軍官學校校長及中華民國海軍部軍學司司長。冰心的父親十七歲那年，祖父的朋友嚴複到福州招收海軍學生，認為他可以投筆從戎，嚴複就出了一道詩題和一道八股題，結果他都做了出來。
於是謝荷璋就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師學堂當了一名駕駛生，後來成了巡洋艦上的青年軍官，到過英、日等國。她的母親楊福慈，是在九歲時，由冰心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詩談文說定的；十九歲結婚後，小夫妻感情極好，但謝荷璋長期在海上生活，“會少離多”，因此他們通信很勤，唱和的詩也不少。冰心父親參加了甲午中日海戰，軍艦被擊沉，他回到福州。不久，清朝海軍名宿薩鎮冰將軍拍來電報，又把謝葆璋召去，晉升為海軍要人……這就是冰心的家庭。但冰心認為自己並不是“烏衣門第”
出身，而是一個不識字、受欺淩的農民裁縫的後代。長樂縣農民的痛苦生活，培育了冰心最初的人道、同情和憐憫。
冰心剛生下七個月，便於1901年5月隨父母離開福州到了上海。那時冰心的父親已是清朝海軍“海圻’號巡洋艦的副艦長，軍艦無論開到哪裏，都要經過上海停泊幾天，因此他們一家便搬到那裏，住在昌壽裏，謝葆璋每隔幾個月就回來一次。
在上海，他們生活了兩三年，大約在1903年至1904年間，謝葆璋奉命到山東煙台創辦海軍軍官學校，於是冰心又隨父母到了煙台，祖父則回到福州，定居在城內南後街楊橋巷口萬興桶石店後。
在煙台，他們先是住在市內的海軍采辦廳，至今冰心還記得廳裏的一幅長聯：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工典八索九丘這副對聯，是她開始識字的課文。冰心回憶說：“父親那時正忙於擬定籌建海軍學校的力案，而我卻時刻纏在他的身邊，說這說那，他就停下筆指著那幅牆上的對聯說：‘你也學著認字好不好？你看那對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這幾個字，不都很容易認的嗎？’於是我就拿起一枝筆，坐在父親的身旁一邊學認一邊學寫，就這樣，我把對聯上的二十二個字都會念會寫了……”
不久，他們家搬到煙台東山北坡的海軍醫院寄住。從醫院的廊上往東望，就看見了大海。海，在冰心的生活和創作裏該是何等重要啊！海，使她愛上了自然，淨化過她的感情，啟迪過她的靈感。冰心說：“從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裏想著它，嘴裏談著它，筆下寫著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幾年裏，當我憂從中來，無可告語的時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開闊了起來，寧靜了下去！”（《我的童年》）她在《自述》裏，曾生動地描寫過這一段重要生活：“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隻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隻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
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現代中國文學家傳記》）這時候，冰心每日讀書識字，母親和舅舅都是她的老師：母親教“字片”，舅舅教課本。但是自從有了海和山那樣美的活動天地，大自然的誘惑使她對於識字就失去了興趣，即使母親把她關在房子裏，父親用馬鞭子敲著桌子嚇唬她，她還是掙紮著跑出去，把那顆純真的童心交給山和海……
後來，他們家又搬到東山東邊的海軍練營旁，這是冰心八年煙台生活中離海最近的一段時間。
刮風下雨天，冰心不出去，呆在家裏纏著母親或奶娘講故事。當她反複聽完《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與祝英台》一類故事後，她已能認得二三百字，這時舅舅楊子敬答應她每天做完功課，晚飯後便給她講《三國誌》。
她覺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每次都聽得入迷，舍不得睡覺，幾乎每夜都由奶娘哄著，脫鞋解衣，哭著上床。但舅舅有工作，公務一忙，講書就得中止，有時斷五六天，冰心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蚊，圍著舅舅的書桌轉，但舅舅不理睬她的暗示。終於，“我隻得自己拿起《三國誌》來看，那時我才七歲。”她囫圇吞棗、一知半解地越讀越有興趣，一口氣讀完了《三國誌》、《水滸傳》和《聊齋誌異》。
那時候，冰心已經養成了在山巔水涯中獨來獨往的性格，白天一個人常常跑到營門，摸著水兵的槍，天真地同他們談話：“你打過海戰嗎？”冰心問水兵。
“沒有”
“我父親就打過，可是他打輸了。”。
“你等著，總有一天你父親還會帶我們去打仗，我們一定要打個勝仗，你信不信？”
水兵那像誓言一般的自信的聲音，多少年來一直響在她的耳畔。冰心雖小，但愛國之情就在營房、旗台、炮台、碼頭和山、海之間這樣的環境裏，開始長出最初的苗苗。1962年9月，她寫的散文《海戀》，記述的就是這段生活，並把那裏的一切比作她童年生活最初的舞台：“……這個舞台，絕頂靜寂，無邊遼闊，我既是演員，又是劇作者。我雖然單身獨自，我卻感到無限的歡暢與自由。”
冰心這時也開始在家塾裏附學，學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學，父親從營裏回來，就教她打槍、騎馬、劃船，夜裏指點她認星星。“逢年過節，他也帶我到煙台市上去，參加天後宮裏海軍人的聚會演戲，或到玉皇頂去看梨花，到張裕釀酒公司的葡萄園裏去吃葡萄。更多的時候，就是帶我到進港的軍艦上去看朋友。”（《我的童年》）父親的朋友都知道冰心會看《三國誌》，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實在有趣，每次到船上，總把她抱在圓桌子當中，叫她講《三國誌》，其報酬大半是送她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每次從船上下來回家，她總是歡天喜地在前麵跑，白衣水兵抱一包小說笑著在後麵跟。就在這時，她偷偷地寫起了小說，第一部介乎《三國誌》、《水滸傳》之間的一種東西，是白話的，名曰《落草山英雄傳》。但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冰心說：“因為‘金鼓齊鳴，刀槍並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接著她又換了《聊齋誌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誌異》，也是由於語言的重複而半途而廢。當然這童年的“創作”，多屬故事改頭換麵的抄襲，但其中也有在她幼小心靈裏由那些故事而引發的天真想象，這種奇早的創作試筆，在小說家來說，在中國還是少見的。
冰心八歲時，上學的時間長了，書也看得多了。她從“說部叢書”目錄挑出一些小說，常常托送信的馬夫到芝罘市唯一的書店去購買。當時她正在學造句，寫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冰心回憶說：“我為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著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著，覺得憂慮，竭力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誌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
我趑趄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得母親反笑了。”（《自述》）冰心的舅舅是一位老同盟會員，經常接到朋友從南方或日本寄來的藏在肉鬆或茶葉罐裏的《天討》一類禁書。她也學著大人，在更深夜靜時偷看。這樣，她也慢慢地關心起國事來了。她常常看上海《神州日報》和《民呼報》，讀新舊小說。冰心說：“到了十一歲，我已經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嶽》、《東周列國誌》等等。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無味的是《紅樓夢》”（《自述》）到後來，冰心去海灘少了，但站在樓上，大海盡在眼底。尤其在風雨之夜，也最愛倚欄凝望給她以神秘、溫暖和快樂的燈塔的光芒……啊，煙台！多麼難忘的生活！
表舅王(降右)逢到煙台後，成了冰心的老師。第一次談話後，王向冰心的父親誇耀她“吐屬風浪”。冰心說：“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們堂屋的對聯；天後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煙畫片後麵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助長了她的談鋒，也有益於以後的創作。
舅舅楊子敬最會講故事，講得有聲有色，是冰心最喜歡的人。冰心說，“他有時講吊死鬼的故事來嚇唬我們，但他講的更多的是民族意識很濃厚的故事，什麼洪承疇賣國啦，林則徐燒鴉片啦等等，都講得慷慨淋漓，我們聽過了往往興奮得睡不著覺！”表舅王(降右)逢是冰心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由於他的善誘，她才發瘋似的愛上了詩，學對對子，看詩韻。冰心的父親及其同事組織賽詩會，大家議定題目，分頭做詩。賽詩會總是晚上在冰心的書齋裏舉行，她就在一邊旁聽。至今她仍能記得父親那些樸實而富有“軍人本色”的詩句，這不僅說明冰心的驚人的記憶力，也足見父輩的文化生活對她產生的長遠影響。這時候，她不僅做論文，也開始了寫詩。能找到的小說她差不多都看過了，興趣轉到課內書的學習上。
1910年，清朝海軍大臣載洵曾視察煙台海軍學校，為了控製海軍，回京便派出二十名滿族學生到海軍學校。翌年的春季運動會上，蘊積已久的滿漢學生間的矛盾爆發了出來。謝葆璋已被政府認為是“亂黨”，因海軍學校學生中有同盟會員、校圖書館裏訂有為同盟會宣傳的《民呼報》之類，所以要對他“撤職查辦”。他聽了這消息和朋友的勸告後，立即辭職，於是冰心也告別了耳鬢廝磨多年的大海，隨父母回到福州。
歸途中，振奮人心的辛亥革命爆發了。在上海虹口，冰心也像大人一樣，搶看當天的報紙，關心著革命的發展。她父親的同班同學黎元洪將軍簽名的從湖北發出的起義電報，篇末以“黎元洪血叩”收束，那種激昂悲壯的革命之情，深深地打動了冰心，在大家捐款勞軍的熱潮中，她也把自己攢下的十塊壓歲錢，送到《申報》館，獻給革命軍。那張她曾珍藏多年的收條上，寫著“幼女謝婉瑩君”……
1911年底，冰心回到久別的故鄉福州，一家人在城內同祖父住在一起。冰心說：“祖父的前後房，隻有他一個，和滿屋滿架的書，那裏成了我的樂園，我一得空就鑽進去翻書看，我所看過的書，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的筆記小說《子不語》，還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紓（琴南）老先生翻譯的線裝的法國名著《茶花女遺事》。這是我以後竭力搜求‘林譯小說’的開始，也可以說是我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我的故鄉》）1912年，冰心考取了坐落在城內花巷的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第一次過起了學校生活。她回憶說：“頭幾天我不很習慣，偷偷地流過許多眼淚，但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怕大家庭裏那些本來就不讚成女孩子上學的長輩們，會出來勸我輟學。”（《我的故鄉》）在女師，冰心隻讀了三個學期。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部長黃鍾瑛一封電報召走了她的父親，於是1913年，他們全家就到了北京。這一年，她沒有正式讀書。弟弟們上課的時候，她呆在家裏看母親訂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她從雜誌後麵的“文苑欄”裏，知道了“詞”的形式，於是就開始閱讀詞。“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著書，卻也不是完全杜撰。隻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布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1914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京貝滿女中。”（《自述》）貝滿女中坐落在北京燈市口，是一所教會學校，課程嚴緊，同時學生們的競爭之心都很強烈，冰心自己也不甘落後，所以一天到晚地做功課。如此緊張的生活一晃過了四年，在課外，除了看些她這時喜歡的筆記小說及短篇的舊小說之外，並沒有專心攻讀什麼書，但英文知識得到了積累，提高不少。這時期，由於在學校每天受著基督教義的影響，冰心說：“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這種“愛”，愛的力量，愛的色彩影響了她一生的文學創作。
二1919年，摧枯拉朽的暴風驟雨洗刷著中國的河山，造出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作家是時代的產兒，冰心，就是隨著新時代的到來，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產生的第一批現代作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女作家中，陳衡哲、袁昌英雖然在前，但作品少，同期的廬隱和馮沅君、蘇雪林雖曾有與冰心齊名之譽，但終沒有她那樣的名氣，稍晚一些的淩叔華、沉櫻、白薇、陳學昭等人也不能相比。
冰心曾說過，是“五四”運動的驚雷把她“震”上創作道路的。
1918年秋，她從貝滿女中畢業後即考入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學習，目的是將來成為一名醫生。她父母都認為女孩長大後也應該就業。母親講過曾強烈刺激過她的一句話：“女孩子的手指頭，又當不了門閂！”當冰心懂事後，母親便常常提醒她：“現在你有機會和男孩子一樣地上學，你就一定要爭氣，將來要出去工作，有了經濟獨立的能力，你的手指頭就和男孩子一樣，能當門閂使了！”
但那時知識分子的道路隻有兩條：當教師或當醫生。冰心說：“我是從入了正式的學校起，就選了醫生這個職業，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親體弱多病，我和醫生接觸得較多，醫生來了，我在庭前階下迎接，進屋來我就遞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細地看他診脈，看他開方。後來請到了西醫，我就更感興趣了，他用的體溫表、聽診器、血壓計，我雖然不敢去碰，但還是向熟悉的醫生，請教這些器械的構造和用途。我覺得這些器械是很科學的，而我的母親偏偏對聽胸聽背等診病方法，很不習慣，那時的女醫生又極少，我就決定長大了要學醫，好為我母親看病。”（《從“五四”到“四五”》）冰心的父親也鼓勵她說：“東亞病夫的中國，是很需要良醫的，你就學醫吧！”
冰心從小立誌學醫，所以盡管愛好文學，但對於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生物以至於天文、地質等科都特別用功，她都爭取學好考好。冰心說：“那幾年我是埋頭苦讀，對於其他一切，幾乎是不聞不問的。”
冰心在協和女子大學預科一年級時，正是“五四”運動爆發的那年。後來女大並入燕京大學，稱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她正陪著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五四”運動的第二天，就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投入愛國運動的行列。
同時又被選為北京女學界聯合一會的宣傳股的成員。白天，她跟著當代表的大姐姐們上街宣傳，去大會旁聽，募捐，晚上就寫反帝反封建的各種文章。群眾遊行示威、演說、火燒趙家樓……使這位剛要跨入青年行列的文靜女子感奮不已。冰心說：“從寫宣傳文章，發表宣傳文章開始，這奔騰澎湃的劃時代的中國青年愛國運動，文化革新運動，這個強烈的時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教會學校的門檻，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裏的種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