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請問先生世人都講‘士農工商’把商人排在末尾，先生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台下那人問道。
“恩...我認為前人所說士農工商單從字麵上的意思理解，難以斷定前人把商人排在最末尾。我們可以首先先想想孔聖人在講士農工商的時候是處於什麼樣的時代？在我看來那個時候生產力及其地下，人民衣不果腹，溫飽問題尚不能解決？又怎麼言商呢？我想大家想必也知道，在春秋戰國時期出了幾個比較大型的商人，如魏國的白氏、齊國的範氏、趙國的趙氏、出國的屈氏都算是當時的大商家，這些商人運用自身之便，促進商品的流通，吧全國的錢財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之時官無常糧，民不聊生，孔夫子在這個時候提出士農工商的看法是不錯的。”李塵道。
“到了漢朝的時候，商人依舊占據著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那個時候世人無不經商，造成全國近八成的土地沒人耕種，漢武帝征戰用的糧草完全不足，在這樣的條件下，董仲舒係統的提出了重農抑商的思想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並實行到今天，盡管這項製度曾被一些王朝摒棄過，但是它作為曆史的潮流，在曆史的長河之中始終占據這一席之地。”李塵頓一下接著道。
“可是仔細想想，大唐盛世又是如何造就的？唐朝李氏對於商品流通給予了極大的鼓勵，並且與周遭諸國通商，短短的不到五十年便通過這樣以中國方式，贏得了其附屬國的尊重，然而到了後期，隨著兼並戰爭的持續，為了集齊足夠的糧草重農抑商的思想又被重新重視起來，導致了唐朝後期百年之亂。”
“因此再我看來，重農抑商政策於國家製度相始終，決不是偶然的。因為一個國家或政權實行的經濟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在前期實行這種製度的根本原因是落後、閉塞的自然經濟的反映，是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必然產物。 依靠自然的力量，是國家經濟的基礎。農業是古代最具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生產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興衰和人民生計，國家通過征收穩定的土地稅保證財政收入。鑒於這個原因以農業立國，必然成為曆代的治國綱領。
然而到了現在，國家生產力水平雖然在發展，但是這項政之所以沒有取消的原因便在於，國家的的稅收上不去，統治者為了增加稅收強行的鼓勵農民開發土地，加強稅收，然而土地雖然開采的多了，但是國家稅收卻沒有上去？這是為何？
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土地兼並的嚴重，那些京城高官沒有重視道商業發展的潛力。若是京城之中有人重視到商品發展的潛力，用商品的流通增加稅收，那麼京城所麵對一切艱難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當有一天京城人看到明白這個潛力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商業地位抬頭的地步，對於那一天的到來，我身懷希望，而這些希望的源泉，便是眾位。”李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