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格危機的心理反應
第一節 對愛的病態追求
人格問題是當今世界一個倍受關注的問題，自殺、頹廢、暴力、犯罪、焦慮、壓抑、精神病等等，幾乎種種問題都能與人格扯上關係，關於人格問題的研究在國外起步較早，而且成績斐然，這裏我們借用國外一些相關資料來講述一下人格問題，盡管國外資料的文風、語言、術語與我們有一定距離，但從中我們仍可窺斑見貌。
在現代社會中，有些人最主要的追求，就是得到愛或得到承認；為了滿足這一願望，他們不惜全力以赴。有些人做一切事情的特點，就是傾向於順從、屈服，不采取任何自我肯定的步驟。有些人的全部追求就是希望獲得成功、獲得權力或獲得財富。而有些人則傾向於把自己對他人封閉起來，在他人之外獲得獨立。然而，人們就可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即認為這些追求和努力體現了一種對抗基本焦慮的保護作用，這種提法究竟是否正確?難道它們不正是特定的人在正常範圍內可能有的本能表現嗎?問題的這一提法，錯就錯在它采取了一種非此即彼的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觀點既不互相矛盾也不相互排斥。愛的願望、順從的傾向、對影響和成功的追求，以及退縮的心理，完全可以以種種不同的組合方式體現在我們所有人身上，而沒有任何神經症的征象。
更何況，這些傾向中的這種或那種，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還可能是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態度或傾向。這一事實會再一次表明：這些傾向完全可能是人類的正常潛能。關懷的傾向、體現母愛的傾向，以及順從他人願望的傾向，正如瑪格麗特·米德所說的那樣，在阿拉佩希文化中乃是占統治地位的傾向；而以一種相當殘酷的方式拚命地追求特權和威望的傾向，正如魯思·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那樣，在誇基烏特爾人中乃是一種得到認可的行為模式；至於出世或退縮的傾向，在佛教中乃是一種主要的心理趨勢。
我們提出這一概念的目的並不是要否認這些內在趨勢的正常特性，而是為了指出：所有這些內在趨勢，都可以被用來為對抗焦慮獲得完全保障服務。更何況，在獲得這種保護作用的同時，它們已經改變了它們的性質，變成了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可以借用一個比喻來把這種區別解釋清楚。我們可以為了檢驗我們的體力和技巧，為了從高處鳥瞰風景的緣故而去爬一棵樹，也可以由於有一頭野獸在後麵緊緊追趕的緣故而去爬一棵樹。在這兩種情形下我們都是在爬樹，但爬樹的動機卻完全不同。在第一種情形下，我們爬樹是為了娛樂；而在第二種情形下，我們則是受恐懼的驅使，出於安全的需要而不得不這樣做。在第一種情形下，我們要不要爬樹完全是我們的自由；而在第二種情形下，我們卻因為一種緊急需要而必須這樣做。在第一種情形下，我們可以尋找一棵最適合我們意圖的樹。而在第二種情形下，我們卻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須立刻就近爬上樹去；而且，它甚至可以不必是一棵樹，而是一根旗杆或一幢房屋，隻要它能夠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
動機和驅力的不同還會造成感覺和行為的不同。如果我們是被任何一種直接的、希望獲得滿足的願望所驅使，我們的態度中會包含一種自發性與選擇性；但如果我們是受焦慮的驅使，則我們的感覺和行動都帶有強迫性並具有不擇對象的特征。當然，存在著許多過渡階段。在一些本能性驅力中，例如在饑餓和性欲中，由於在極大的程度上要受來源於匱乏的生理緊張的製約，所以這種生理緊張有可能達到這樣一種地步，以致獲得滿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強迫性和不擇對象的特點；而這在正常情況下本來應該是受焦慮製約的驅力的特征。
何況，在得到的滿足中也有區別——用一般的話來說，即獲得快樂與獲得安全感的區別。然而這種區別卻並不如初看起來那麼鮮明。本能驅力(如饑餓或性欲)所獲得的滿足本應是快樂，但如果生理緊張一直受到壓抑，獲得的滿足就會非常近似於從焦慮的緩和中獲得的滿足。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有一種從難以忍受的緊張中獲得的鬆釋。此外，在強度上，快樂與安全感也完全可能是同樣強烈的。性的滿足，盡管種類不同，卻完全可以與一個人突然從緊張的焦慮中鬆釋出來的感受同樣強烈。一般說來，對安全感的追求，不僅可以與本能驅力同樣強烈，而且可以產生同樣強烈的滿足。對安全感的追求，同樣也包含著其它次要的滿足。例如，除安全感的獲得之外，被人愛或被人讚賞的感覺，取得成功或具有影響的感覺，也完全可以同時獲得極大的滿足。何況，正象我們很快就要看見的那樣，獲得安全感的各種不同渠道，可以使鬱積起來的敵意得到發泄，從而提供了另一種解除緊張的感覺。
我們已經知道，焦慮可以成為某些驅力背後的動力；而且我們已經大致考察了由此而產生的幾種最重要的驅力。現在我們將要進一步更詳細地討論其中兩種驅力。這兩種驅力在神經症中事實上發揮著最大的作用，這就是：對愛的渴望和對權力與控製的渴望。
對愛的渴望在神經症病人身上是如此常見，如此容易被受過訓練的觀察者發現，以至它可以被看作是標誌焦慮存在和表示其大致強度的最可靠的指證。事實上，如果我們麵對一個總是威脅我們、對我們懷有敵意的世界，而從根本上感覺到自己的無能為力，那麼，對愛的追求就顯然是尋求任何形式的仁愛、援助或讚賞的最直接最合乎邏輯的方式。
如果神經症病人的心理狀況正如他心目中經常想象的那樣，那麼，他要得到愛就應該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大致地說出神經症病人心中的感覺和印象，那就有些類似下麵這樣的情況：我所需要的是如此微乎其微，不過是希望他人應該對我友好，應該給我以善意的建議，應該同情和理解我這樣一個可憐的、無害的、孤寂的靈魂；我隻是急切地希望給他人以快樂，並不急切地希望傷害任何人的感情。這就是他心目中所想象所感覺的一切。他並沒有意識到他的敏感、他的潛在的敵意、他的苛刻的要求是如何嚴重地幹擾了他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他也不可能正確地判斷他給別人留下的印象，以及別人對他作出的反應。因此，他自然感到茫然不解：為什麼他的友誼、婚姻、愛情、工作、事業都經常不令人滿意。他往往把這一切歸結為他人的錯誤，認為是他們不體諒、不忠貞、不道德的緣故，或者就是某些深不可測的原因使他不具備受大眾歡迎的天賦。因此他始終不斷地追逐愛的幻象。
焦慮和敵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那就不難發現神經症病人思維方式中的這種自我欺騙，以及其所以遭致失敗的原因。神經症病人毫不自知地處在一種既無力去愛，又極其需要得到他人之愛的困境中。這裏我們不得不停下來回答這樣一個看擬簡單而實際卻難以回答的問題：什麼是愛?或者說，愛在我們的文化裏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經常聽見有人給愛下這樣一個隨隨便便的定義，即愛是一種給予和獲得感情的能力。盡管這一定義中也包含著某些真理，但它卻過於籠統，不可能幫助我們澄清我們遇到的困難。我們大多數人都可能在某些時候充滿愛，但它並不必然意味著能夠去愛。因此，首先應該考慮的乃是愛由以發出的態度：它是對他人的一種基本肯定的表現嗎?或者，它是出於害怕失去對方的恐懼呢，還是出自希望將對方攥在手心中的念頭?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把任何一種表現出來的態度，都作為愛的標準。
雖然要明確地說愛是什麼的確非常困難，但我們卻可以明確地說愛不是什麼，或者明確地說，哪些因素是與愛背道而馳的。一個人可以非常喜愛一個人，但仍然有時會對他發怒，不答應他的某些要求，或希望自己能避開他而不受他的打擾。但這種有外界原因的憤怒或退縮態度，與神經症病人的態度完全不同。後者任何時候都在警戒或提防他人，把他們對第三者的任何興趣都視為對自己的忽視和輕慢，把他們的任何要求都視為強迫，把他們的任何批評都視為侮辱。這當然並不是愛。同樣，愛是允許對別人的某種性格或某種態度提出建設性批評的，以便如果可能的話，對他人有所裨益；但指望他人盡善盡美，對他人提出種種不能容忍的要求卻並不是愛。因為正如神經症病人往往表現出來的那樣，這種要求中包含著一種敵意：“如果你不能盡善盡美，那就滾你媽的蛋吧!”
同樣，如果我們發現一個人把另一個人僅僅當作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說，僅僅因為或主要因為他能滿足自己的某些需要而加以利用，我們也會認為，這與我們關於愛的觀念完全不相容。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為僅僅為了性的滿足而需要對方，或者，僅僅因為對方的榮譽和名望而需要對方(例如在婚姻中)。但是在這裏，我們也很容易把問題攪在一起彼此混淆，特別是當這些需要屬於心理性質的需要時更是如此。例如，一個人可以自欺欺人地使自己相信他全心全意地愛另一個人，而事實上他卻僅僅是出於一種盲目的崇拜而需要對方。在這種情形下，對方就很可能遭到突然的遺棄，甚至可能轉而遭到仇恨，隻要那個愛他的人開始持一種審慎的態度，並因而失去了對他的崇拜——而他之所以被愛卻正是由於這種崇拜。
但我們在討論什麼是愛什麼不是愛的時候，卻必須小心謹慎，切不可粗枝大葉、泥而不化。盡管愛不能容忍為了某種滿足而利用對方，但這絕不意味著愛應該完全是利他主義的和富於獻身精神的。那種自己不需要對方任何東西的感情，同樣也不配叫做愛。那些表現出這種想法的人，恰恰透露出他們自己不情願給他人以愛，而並不表明他們對此有一種深思熟慮的信念。我們當然希望從我們所愛的人那兒得到某種東西——我們希望得到滿足、忠誠、幫助；如果需要的話，我們甚至可能希望得到一種犧牲和奉獻。一般而言，能夠表現出這些願望，甚至為此而奮鬥，乃是表明心理健全的指征服愛和對愛的病態需要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在真正的愛中，愛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病態的愛中，最主要的感受乃是安全感的需要，愛的錯覺不過是次要的感受罷了。當然，在這兩者之間還存在各種不同的過渡狀況。
如果一個人需要另一個人的愛是為了獲得對抗焦慮的安全感，則在他的自覺意識中，問題往往被完全攪合在一起，因為總的說來，他並不知道自己內心充滿了焦慮，不知自己因此而不顧一切地要抓住任何一種愛以獲得安全感。他能夠感覺到的僅僅是：我喜歡這個人，我信任這個人，我完全被他迷上了。然而，他這種自己覺得是發自內心的愛，卻很可能隻不過是對某種仁慈所產生的感激，或隻不過是由某個人、某種情境所喚起的希望和溫情。那個或明或暗地在他身上喚起了這種希望的人，不知不覺地被他賦予了某種重要性，而他對那人的感情則會表現為愛的錯覺。這些希望可以由一種簡單的事實所喚起，例如，一位很有影響很有勢力的人對他表示的和藹態度，一個一眼看上去即顯得堅強有力的人對他表示的親切友好。這些希望也可以由色欲或性欲的高漲所激發，盡管色欲或性欲的高漲與愛全然無關。最後，這些希望還可以從某些既存關係中得到支持和鼓舞，隻要這些關係暗中包含著一種給予幫助、給予精神上支持的允諾，例如與家庭、與朋友、與醫生的關係等。許多這樣的關係都維持在愛的幌子下，也就是說，維持在一種相互不可分離的主觀想法下。而實際上這種愛，隻不過是一個人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緊緊抓住對方不放。這並不是真正可靠的愛情，一旦自己的願望得不到滿足，這種感情就隨時可能發生劇烈的轉變。情感的可靠性和堅定性——我們愛情觀中的一個基本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是根本不存在的。
這裏已經含蓄地指出過沒有能力去愛的根本特征是什麼，但這裏我們願意更進一步地對它加以特別的強調，這就是不考慮對方的人格、個性、局限、需要、願望和發展。這種不考慮對方的原因，部分是由於焦慮促使神經症病人要緊緊抓住對方不放。一個落在水中奄奄待斃的人，一旦抓住一個遊泳者，通常是不考慮對方是否願意或有無能力救他上岸的。這種不考慮對方的態度，同時也是對他人的一種基本敵意的表現，這種基本敵意的最普通的內涵乃是蔑視與嫉妒。它可能被一種不顧一切地努力要體貼對方，或甚至為對方作出牲犧的態度所掩蓋，但這些努力通常並不能防止出現某些不受歡迎的反應。例如，一個妻子可能主觀上相信她深深地愛著自己的丈夫，但每當她丈夫埋頭於自己的工作，專心於自己的愛好或分身於自己的朋友時，她就會嫉恨反感，抱怨嘮叨，悶悶不樂。又如，一個過分操心的母親可能相信自己為了孩子的幸福願意做任何事情，但事實上她卻根本不考慮子女獨立發展的需要。
以對愛的追求來作為保護手段的神經症病人，幾乎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缺乏愛的能力。他們中大部分人會把自己對他人的需要，錯誤地視為一種富於愛的氣質，不管是對個別人的愛還是對全人類的愛。他們有一種迫切的理由要堅持並捍衛這一錯覺。放棄這一錯覺即意味著正視自己一方麵對他人懷有根本的敵意，另一方麵又仍然需要得到他人的愛這種感情上的困境。我們不可能瞧不起一個人，不信任一個人，希望破壞他的幸福與獨立性，而與此同時又渴望得到他的愛、他的幫助和支持。為了同時實現這兩種事實上互不相容的目的，我們就必須嚴格地把這種敵對的態度從意識中驅逐出去。換句話說，這種愛的錯覺，雖然一方麵乃是由於完全可以理解地混淆了真正的愛與對他人的需要的緣故，另一方麵卻具有使愛的追求變得可行的特殊功能。
在滿足自己對愛的饑渴時，神經症病人還會遇到另一種基本障礙。盡管他可能成功地獲得——哪怕是暫時地獲得——他所需要的愛，但他卻並不能真正接受這種愛。我們本期望看到他接受和歡迎任何給予他的愛，就象久渴思飲的人那樣急不可耐。事實上，這種情形雖然也發生了，但卻僅僅是暫時的。每一位醫生都知道，和藹親切，關心體諒病人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即使任何治療也沒有進行，隻不過對病人作了一番熱心的關懷和認真的檢查，一切生理症狀或心理症狀也有可能突然消逝。當一個人知道自己被人愛的時候，他所患的情境神經症即使十分嚴重，也有可能完全痊愈。伊麗莎白·芭蕾特·白朗寧就是這種情形的著名例證。即使病人患的是性格神經症，這種關心——不管它究竟是愛，是一種興趣，還是一種醫生的關懷——都足以減輕焦慮，並從而改善病人的狀況。
任何形式的愛，都可能給神經症病人一種膚淺而表麵的安全感，或甚至是一種幸福感。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卻不相信它，對它表示懷疑和恐懼。他不相信這種愛，因為他固執地相信沒有任何人可能愛他。這種不被人愛的感覺，往往是一種自覺的有意識的信念，它不因任何事實上相反的經驗而動搖。的確，它可能因為被視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而根本不反映在人的意識裏；但即使它模糊不清，它也仍然象它經常被自覺意識到時那樣，是一種堅不可摧、毫不動搖的信念。同樣，它也可以隱藏在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下，表現為一種玩世不恭的傲慢，這樣它就很可能令人難以發現。這種不被人愛的信念，極其類似於那種不能夠去愛的狀態。事實上，它正是對那種不能去愛的狀態的自覺反映。顯然，一個能夠真正喜愛他人的人，自然會毫不懷疑地相信他人會喜愛自己。
如果這種焦慮確實根深蒂固，那麼，任何給予他的愛會受到懷疑，這種愛會立刻被設想為來自種種不可告人的動機。例如，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這種病人會認為：精神分析醫生之所以幫助他們，乃是出於他自己的野心；他之所以給他們讚賞和鼓勵，僅僅是出於治療的目的。又如，有一位病人就把心理醫生在她情緒極不穩定的一段時期，要求每個周末去看她一次的建議，視為一種正麵的侮辱。公開表示的愛，往往被視為一種奚落或羞辱。如果一位富於魅力的少女公開地向一位神經症病人表示她的愛，這位神經症病人完全可能把它當作一種取笑，或甚至當作一種居心叵測的有意挑逗，因為這位姑娘居然會真心愛他，這一點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對這種人的愛不僅可能遭到懷疑，而且還可能激發焦慮。這就仿佛是：屈服於一種愛即意味著陷入羅網而不能自拔；或者，相信一種愛即意味著居住在吃人生番之中而解除了武裝。神經症病人在開始意識到有人正在給他真正的愛時，往往可能產生一種極大的恐懼感。
最後，愛的證實還可能產生對失去自主性的恐懼。正如我們即將看見的那樣，情感上的依賴，對任何一個沒有他人的愛即無法生活下去的人來說，都會成為一種現實的危險；因而任何與之相似的事情，都可能遭到不顧一切的拚命反抗。這種人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地避免他自己的任何正麵的情感反應，因為這種反應會立刻導致失去自主性的危險。為了避免這種危險，他必須蒙蔽自己，不讓自己意識到他人確實是善意的和友好的；他會想方設法地消除一切愛的證據，以便在自己的感覺世界中，堅持認為他人是不友好、不真誠或甚至是心懷惡意的。由這種方式產生出來的情境，非常類似另一種情境：一個人因饑餓而尋求食物，而一旦食物到手卻並不敢吃，因為害怕它可能有毒。
因此，簡而言之，對那些受自己基本焦慮的驅使，因而不得不尋求愛來作為一種保護手段的人來說，獲得這種如此渴望的愛的機會幾乎微乎其微。產生這種需要的情境，本身就妨礙了這種需要的滿足。
第二節 權力、聲望和財富的病態需求
在我們的文化中，對愛的追求是經常被用來對抗焦慮、獲得安全感的一種方式，而另一種方式則是對權力、聲望和財富的追求。
也許應該解釋一下，為什麼把權力、聲望和財富作為同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麵來加以討論。毫無疑問，在具體細節上，一個人的主導傾向究竟是追求其中的這種目標還是那種目標，必然會在個體人格中造成巨大的差異。在神經症病人對安全感的追求中，究竟選擇這些目標中的哪一個，既取決於外部環境，又取決於個體在天賦和心理結構上的差異。如果我將它們視為一個統一體，那是因為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點，正是這個共同點把它們與愛的需要區分開來。贏得愛意味著通過強化與他人的接觸來獲得安全感；而追求權力、聲望和財富，則意味著通過放鬆與他人的接觸，通過堅守他人自己的位置來獲得安全感。
統治和支配他人的願望，贏得聲望的願望，獲得財富的願望，其本身顯然並不是病態的傾向，正象希望獲得愛的願望本身並不是病態的願望一樣。要理解在這一方向上的病態追求的特征，我們就應該拿它與正常的追求作一比較。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權力感可能產生於意識到自身在力量上的優越，不管這力量是指身體的能力或力量，還是指精神上的能力、成熟與智慧。此外，對權力的追求也可能與某些特定的原因有關，例如家庭、政治團體或職業團體、故鄉或祖國、某種宗教思想或科學思想等。但是，對權力的病態追求卻來源於焦慮、仇恨和自卑感。嚴格地說，對權力的正常追求來源於力量，而對權力的病態追求則來源於虛弱。
同樣，文化的因素也必須考慮進去。個人的權力、聲望和財富並非在每一種文化中都發揮作用。例如，在普韋布洛印第安人中，對名望的追求是絕對不提倡的，在個人財富方麵也隻有很小的差別，因此對財富的追求也幾乎沒有什麼意義。在該文化中，追求任何形式的統治和支配，並以它作為獲得安全感的手段，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文化中的神經病病人之所以選擇了這種方式，是因為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權力、名望和財富可以提供一種較大的安全感。
在考察是什麼樣的條件產生了對這些目標的追求時，我們發現，這種追求的形成，往往隻是在事實證明了不可能通過愛來獲得安全感以對抗潛在的焦慮的時候。我將要舉一個例子，用它來說明當愛的需要遭到挫敗後，這種追求是怎樣以野心的形式發展起來的。
有一個女孩子強烈地依附於比她大4歲的哥哥。他們曾經沉湎在或多或少具有性色彩的溫情中。但當這女孩長到8歲的時候，她哥哥突然對她表示冷淡，並指出現在他們都已經大了，不能再玩那種遊戲了。在這次經曆後不久，這女孩在學校裏突然表現得野心勃勃。這種野心顯然是由於她在愛的追求中遭到的失望導致的，而這種失望又因為她沒有什麼人可以依附而變得更加痛苦。父親對子女一向十分冷漠，而母親則明顯地偏愛哥哥。她所感受到的不僅是失望，同時也是對其自尊心的可怕打擊。她不知道，哥哥態度的變化僅僅是由於他已臨近青春期，因此她感到十分羞恥和屈辱。由於她的自信心從來就建立在極不安全的基礎上，所以這種羞恥感和屈辱感就更加強烈。首先，母親既不喜歡她也不需要她，她感到自己無足輕重，可有可無；而母親，因為是一個漂亮的女人，卻受到每個人的崇拜和讚賞。其次，她的哥哥不僅受到母親的偏愛，而且還受到母親的信任。父母的婚姻本不幸福，所以母親有什麼煩惱總是同哥哥商量。於是，這姑娘感到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她作了更進一步的嚐試以期獲得她所需要的愛：在和她哥哥的那次痛苦經曆後不久，她愛上了她在旅途中遇見的一個男孩；她顯得十分得意，並著手編織有關這男孩子的美麗幻想。然而，當這男孩子從她視野中消逝以後，她因為抑鬱沮喪又產生了新的失望。
正象在這類情境中常常發生的那樣，她的父母和家庭醫生把她的精神狀況歸因於她在學校念書的班級太高。他們讓她暫時停學，送她到一個避暑勝地去獲得鬆弛和娛樂，然後再把她送進比她原來低一年的班級。正是在這時候，即當她才剛剛9歲時，她就顯示出了一種不顧一切、不願屈居人後的野心。她在班上非拿第一名不可。與此同時，她與其他原來十分友好的女孩子的關係也明顯地惡化了。
這一病例說明了導致病態野心的種種典型因素：一開始，她因為感到自己不被人需要而缺乏安全感，由此而產生了相當的反抗心理；而這種反抗心理又因為母親——家庭中地位最高的人——要求盲目崇拜、絕對服從而受到壓抑；這種受壓抑的仇恨產生了大量的焦慮；她的自尊心一直得不到發展的機會，她多次感受到屈辱，她由於與哥哥的那次經驗而受到強烈的刺激；於是她尋求愛，以此作為獲得安全感的手段，但這種嚐試最後也失敗了。
對權力、名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不僅被用來作為對抗焦慮的保護措施，而且也是受壓抑的敵意得以發泄的途徑。我們將首先討論這些病態追求是如何提供了一種特殊的保護性措施以對抗焦慮的；然後，再討論敵意可以經由它獲得釋放的特殊方式。
首先，對權力的追求可以作為一種保護性措施以對抗孤立無援、無能為力的狀態，我們已知這種狀態乃是焦慮中的基本因素之一。神經症病人對自身任何一點軟弱無能或喪失希望的感覺都十分敏感和極不情願，因此他總是設法逃避那些在正常人看來是司空見慣的情境，例如接受他人的指導、勸告、幫助，對他人的依賴和對環境的順應，放棄自己的意見或同意別人的意見，等等。這種對軟弱無能的反抗，並不立刻就以其全部力量爆發，而是逐漸地、一點一點地增加其強度。神經症病人越是感覺到自己事實上受到這些抑製作用的限製，他就越不可能實際地肯定自己；而他越是感到自己事實上的軟弱，他也就越是焦慮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來與軟弱有某種相似的東西。
其次，對權力的病態追求，可以被用來作為一種保護性措施，以對抗自覺無足輕重或被他人看得無足輕重的危險。神經症患者形成了一種頑固的、非理性的權力理想，這種理想使他相信：他應該能夠駕馭一切，無論是多麼困難的處境，他都應該立刻就能對付它。這種理想漸漸與驕傲感聯係起來，其結果，神經症患者不僅視軟弱無能為一種危險，而且視為一種恥辱。他把人分為“強者”與“弱者”，崇拜強者而蔑視弱者。他對他視為軟弱無能的一切毫不留情。他總是或多或少地瞧不起那些同意他的看法，順從他的願望的人；瞧不起那些內心有種種禁忌，無法完全控製自己的情感，因而總是顯得表情冷漠的人。同樣，他也瞧不起他自己身上的這些品質。如果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自己身上存在著某種焦慮或某種抑製，他就會感到恥辱；並因為自己有神經症而瞧不起自己，急於把這一事實掩蓋起來。他也因自己不能獨立對付這一困境而瞧不起自己。
對權力的追求所采取的這些特殊形式，取決於權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經症病人最恐懼最蔑視的事情。我將要提到這種追求的一些特別常見的表現。
其中之一是：神經症病人往往既希望控製自己，也希望控製他人。凡不是由他發起或讚同的事情，他都不希望發生。這種對控製的追求可以采取一種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識地允許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卻堅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什麼事情對他隱瞞，他就會勃然大怒。這種控製他人的傾向，也可能受到強烈的壓抑，因而不僅他自己，就是他周圍的人也都相信：他在允許他人享有充分自由方麵十分慷慨大度。但如果一個人如此徹底地壓抑了他自己控製他人的欲望，他就可能變得懨懨不樂；甚至每當對方與其他朋友有約會或赴自己的約會遲到時，他就會出現嚴重的頭痛或翻腸倒肚。由於不知道這種生理功能失調的原因，他往往把它們歸罪於天氣不好、飲食不節或其它同樣無關的原因。許多表麵上好象是好奇的心理，實際都是由希望控製一切的隱秘願望所決定的。
同樣，這種類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遠正確，而一旦被證明出了錯，即使僅僅是在微不足道的細節上出了錯，他們也會變得十分惱怒。他們必須比任何人知道的事都多，這種態度有時候會明顯得令人尷尬。那些在其他方麵都十分嚴肅可靠的人，一旦麵臨一個問題而不知其答案，可能會不懂裝懂，或甚至憑空杜撰一個答案，盡管在這個特殊問題上無知也並不會有損他們的名譽。有時候，他們會強調希望預先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希望預期或預言各種可能性。這種態度可能是不願意出現任何不能控製的局勢，不願冒任何風險的心理。對自我控製的強調表現為不願意讓任何感情擺布自己。患神經病的女性可能會感受到某個男人對她的吸引，但一旦他真地愛上了她，她又會突然轉而輕視他，這種類型的病人往往很難讓自己馳騁於自由聯想，那就意味著失去控製和讓自己被卷入到未知的領域中。
另一種標誌神經症病人對權力追求的態度是希望符合自己的願望。如果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恰好符合他的願望，或者不是恰好按他希望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時間，他就可能經常因此而惱怒。不耐煩的態度也與上述追求的態度緊密相關。任何形式的遷延，任何被迫作出的事，哪怕是對交通燈的等待，都可能導致他火冒三丈。神經症人自己往往並不知道他有一種支配一切的態度，至少不知道這種態度對自己影響有多大。不承認這種態度，確實更符合他的利益，因為這種態度具有重要保護作用。同樣，也不應該讓他人發現這種態度，因為，如別人發現了這一點，他就有失去他人的愛的危險。
這種不自覺的態度在戀愛關係中有著重要而微妙的意義。如果丈夫或情人未能恰好符合自己的期望，如果他忙了，忘了打電話，或因事外出，女性神經症患者就會覺得他並不愛她。她把這種事情視為她不被人需要的證據，而且意識到，她這種感覺乃是因為對方未能順應她自己這種願望，是模糊不清的願望而產生的一種憤怒反應。這種謬誤的確十分常見，它在極大的程度上構成了不被需要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在神經症中又往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反應通常是從父母那兒習得的。一個支配欲很強的母親，由於十分反感孩子公然不服從自己，往往會相信並宣布這孩子並不愛她。在這種心理基礎上，往往會產生出一種奇怪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幾乎可以使一切戀愛關係歸於失敗。一個神經質的姑娘由於瞧不起任何軟弱無能而不可能愛一個“軟弱”的男人，但她又因為總是希望自己的伴侶順從自己，而同樣不可能與一個“堅強”的男人相處。因此，她內心深處所渴望的男人是一個英雄、一個超人，而與此同時又十分軟弱，因而會毫不猶豫地屈服於她的一切願望。
追求權力的另一種態度是絕不讓步的態度。同意他人的意見或接受他人的建議——即使這些意見和建議被認為是正確的——會被神經症病人視為一種軟弱，而且哪怕是想到要這樣做，也會在神經症病人心中喚起一種逆反心理。那些頑固堅持這種態度的人往往會因為害怕屈服於他人，而矯枉過正地強迫自己采取一種相反的立場。這種態度最常見的表現方式，是神經症病人在心中暗暗堅持認為世界應該適應他而不是他應該適應這世界。精神分析治療中的一個基本困難就來源於這一點。對病人的分析治療，其最終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獲得內省的知識，而是利用這種內省來改變病人的生活態度。而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盡管知道這種改變對自己有好處，卻十分憎惡這種未來的改變，因為這種改變對他來說即意味著最後的讓步。在愛情關係中也同樣包含著這種不能這樣做的態度。不管愛情究竟意味著什麼，愛情中始終包含著對愛人和對自己感情的屈服和讓步。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越是不能做出這種讓步，他的戀愛關係就越不能令他滿意。在性冷淡中也同樣包含著這一因素，因為性高潮的獲得需要完全放棄自我的能力。
我們明白了追求權力給愛情關係造成的這種影響，就能夠更完整地理解對愛的病態追求所具有的種種內涵。不考慮到追求權力在追求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對愛的追求中所包含的許多態度。
正如我們看見的那樣，對權力的追求，乃是一種對抗軟弱無能感和無足輕重感的保護性措施。同樣，對名望的追求也具有這一作用。
屬於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有一種迫切需要吸引他的注意，受到他人尊敬和崇拜的願望。他會產生以美貌、以聰明才智、以某種出色的成就來打動他人的幻想；他會毫不控製，揮金如土；他會不惜一切地學會談論最近流行的新書中最新上演的戲劇，會竭力認識一切顯要人物。他不可能讓崇拜他的人作為他的朋友、丈夫、妻子和職員。他的全部自尊心都建立在他人對自己的崇拜上，而如果得不到崇拜，他會一蹶不振。由於他極其敏感，由於他老是感到屈辱，人們對於他遂成為一種永恒的苦役。他自己往往意識不到這種屈辱，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會使他更加痛苦；但不管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都會以一種與痛苦成比例的憤怒來對此作出反應。正因為如此，所以他這種態度總是不斷地產生新的敵意和新的焦慮。
為了進行純粹的描述，我們不妨把這種人稱之為“自戀者”。但如果從動力學角度考察，這一術語就會使我們誤入歧途。盡管他不斷地沉溺於自我擴張，他這樣做卻主要並不是出於自戀的緣故，而是為了保護自己以對抗屈辱感和無足輕重感，或者，用正麵的話來說，是為了恢複被壓碎了的自尊心。
他與他人的距離越遠，他對名聲的追求就越可能向內發展。這時候，對名聲的追求就發展為一種在自己眼中顯得清高和優越的需要；而任何一種缺點，不管是被準確地認識到還是模糊地感覺到，都會被視為一種屈辱。
在我們的文化中，保護自己以對抗軟弱無能、無足輕重、委屈羞辱的感覺，也可以通過追求財富的方式來獲得，因為財富能夠同時給人以權力和名望。在我們的文化中，對財富的非理性追求是如此廣泛和如此風行，以致隻有與其他文化進行比較，我們才可能承認：無論在貪多務得的意義上，還是在生物驅力升華的意義上，這種對財富的追求都並不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天性。即使在我們的文化中，一旦製約和決定這種追求的焦慮得以減輕或排除，對財富的強迫性追求就會自動消逝。
以追求財富作為保護所對抗的特殊恐懼，乃是對貧窮潦倒、寄人籬下的恐懼。對貧窮的恐懼可以象鞭子一樣驅使人不停地工作，絕不放過任何掙錢的機會。這種追求所具有的防禦性質，表現在神經症患者不能拿自己的金錢用於較大的享受。當然，對財富的追求並不一定僅僅指向金錢或物質，它同樣也可以表現為企圖占有他人的態度，或被用來作為防止失去愛的保護性手段。由於占有現象已是我們十分熟悉的事情(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婚姻中，在婚姻中，法律為這種占有的要求提供了一個合法的基礎)，由於占有的性質在許多方麵都同我們討論權力追求時所描述的情形完全一樣。
在上麵描述的這三種追求，正象說過的那樣，不僅可以用來作為對抗焦慮的保障，同樣也可以作為宣泄敵意的手段。這種敵意究竟是表現為一種支配他人的傾向，一種侮辱他人的傾向，還是一種剝奪他人的傾向，則要取決於哪一種傾向的追求占了上風。
對權力的病態追求所包含的支配他人傾向，並不一定公開地表現為一種針對他人的敵意。它可以偽裝成有社會價值或人本主義性質的模樣，表現為諸如給予忠告的態度、愛管閑事的態度，以及希望成為開創者或領導人的態度。但如果在這些態度中確實隱藏著敵意，那麼他人——子女、婚姻伴侶、下屬和雇員——便會感覺出來並對此作出或順從或反抗的反應。神經症病人本人往往意識不到這當中包含的敵意。即使當他因事情不順他心而勃然大怒時，他也仍然堅信不疑地認為：他這個人本質上是一個性情溫和的人，隻因為他人竟然愚蠢到起而反對他，他才動了肝火。然而實際發生的情形卻是：神經症病人的敵意已經取得了文明的形式，一旦事情不能稱心如意就會公開地爆發出來。使得他發怒的事情，很可能在其他人看來根本就不是什麼對他的反對，而隻不過是意見不同或沒有按他的意見去辦。但就是這些小事也可以使得他勃然大怒。我們不妨把這種支配他人的態度視為一種“安全閥”，經由這一安全閥，一定量的敵意可以以一種非破壞性的方式釋放出來。由於這種態度本身乃是敵意的一種淡化了的表現，它也就為阻止純粹破壞性的衝動提供了一種途徑。
由他人之反對所導致的憤怒，也可能受到壓抑，而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這時受到壓抑的敵意就可能產生新的焦慮。它可能表現為抑鬱消沉或疲勞萎頓。由於引起這些反應的事件是如此微不足道，因此它們完全不為人們所注意；而由於神經症病人意識不到他自己的這些反應，這種抑鬱或焦慮的狀態就可能看上去毫無任何外來刺激。隻有精確地觀察，才可能逐漸揭示刺激性事件與繼之而來的反應兩者之間的聯係。
由這種強迫性的支配欲所產生的更深一層的特性，缺乏與人平等相處的能力。這種類型的人要麼必須領導他人，要麼必然感到完全茫然、六神無主和軟弱無能。由於他是這樣地專製獨裁，因而任何不能完全被他支配的事情，都會使他感到自己處於奴隸般的地位。如果他的憤怒受到壓抑，這種壓抑就會使他產生抑鬱感、沮喪感和疲勞感。然而，這種軟弱無能的感覺卻可能僅僅是一種迂回方式，以確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或表現自己因不能指揮他人而產生的敵意。例如，有這樣一個女性，她正和丈夫在國外的一座城市中散步。事先，她曾在一定程度上詳細研究過地圖，因此她一直充當向導。但當他們走到某些她事先未曾在地圖上研究過的地方和街道時，她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於是把向導的任務完全推給了丈夫。盡管在此之前她一直十分活潑歡快，這時候她卻突然感到疲憊不堪，而且幾乎一步也不能再往前挪動。我們大多數人都熟知婚姻伴侶、兄弟姊妹、朋友夥伴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神經症病人往往表現得象一個奴隸主，他用他的軟弱無能象鞭子一樣地抽打對方，以便驅使對方為他的意誌服務，向對方索取無止境的關懷和幫助。這種狀況的典型特征，就是神經症病人從未能夠從別人為他作出的種種努力中獲得任何好處，而隻是報之以不斷的埋怨和不斷的要求；更壞的則是報之以責難，硬說別人忽視了他，虧待了他。
在心理分析的過程中也可以觀察到同樣的行為。這種類型的病人可能會拚命要求幫助，然而，他們不僅不遵循醫生的任何建議，而且還會對沒有得到幫助表現出憤怒和怨恨。如果他們確實獲得了某些幫助，因而對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征有所了解，他們就會立刻墜入先前的苦惱之中；然而，就象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的，他們會設法消除這種通過醫生艱苦勞動得來的自我洞察和自我反省。最後，這些病人會屢次迫使醫生作出新的努力，而這些努力又注定將再次遭到失敗。
病人從這種處境中可以得到雙重滿足：一方麵，通過表現自己的軟弱無能，迫使醫生象奴隸一般為他服務，並獲得一種勝利的滿足；與此同時，這一策略又往往能夠使醫生產生無能為力之感——這樣，由於病人自身的種種糾葛使他不能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去支配別人，他便找到了一種消極的方式以支配別人。不用說，以這種方式獲得的滿足完全是無意識的，就象為獲得這種滿足所運用的技巧也完全是無意識的一樣。病人自己能夠意識到的一切，隻是他非常需要得到幫助而又沒有能夠得到幫助。正因為如此，所以在病人自己看來，他的所作所為不僅完全合情合理，而且他還覺得他有充分權利對醫生發火。盡管如此，病人卻不可能不在內心深處意識到他正在玩弄一種狡計，並因此而害怕被人發現和被人報複。因此，出於自衛，他感到有必要使自己處於有力的地位，於是采取反守為攻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不是他暗中使壞，而是醫生輕慢他、欺騙他和虐待了他。但是，除非他真正感到自己成了醫生的犧牲品，否則他就不可能信心十足地維持這一假定。因此，處於這種狀況中的病人，不僅不會自動承認他並沒有受虐待，而且恰恰相反，他還會堅決維護他的這一信念。由於他始終堅持他受到了醫生的傷害，所以往往給人以他希望受虐待的印象。但實際上，他跟我們大家一樣，一點也不希望受虐待；隻不過他那種遭受虐待的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不能輕易地放棄這一信念。
在這種支配他人的態度中，往往可能包含太多的敵意，從而導致新的焦慮；而這又可能產生這樣一些抑製作用，如不能下命令，不能下決心，不能表達確切的意見等。其結果則是神經症病人往往顯得過分順從，而這又反過來使他把自己的抑製作用誤認為一種天生的軟弱。
在那些把追求名望當作頭等大事的人身上，敵意往往采取一種想侮辱他人的欲望形式出現。對那些自尊心曾因為遭受屈辱而受過傷害並因而變得報複成性的人說來，這種欲望乃是至高無上的最大欲望。這些人在童年時代往往都經曆過種種屈辱，這種屈辱的經驗可能來自他們出生和成長的社會環境，例如屬於少數民族，或者本人家庭很窮但卻有一些富有的親戚。它們也可能來自個人的遭遇，例如：因為其它孩子的緣故而受到歧視，被人瞧不起；被父母親視為玩物，時而受到縱容，時而又被羞辱嗬斥、冷落、痛罵。這些經驗往往因其具有痛苦的性質而被遺忘，但一旦問題明顯地涉及到屈辱，這些經驗就會在意識中再度出現。但是，在成年神經症病人身上，我們能夠觀察到的，卻僅僅是這些童年經驗的間接結果而不是直接結果。這些間接結果之所以得到強化，是因為它們經曆了屈辱感→想侮辱他人的欲望→由於害怕受到報複而對屈辱高度敏感→更加希望侮辱他人這樣一整套“惡性循環”。
侮辱他人的傾向之所以受到深深的壓抑，通常是因為神經症病人從自己的敏感中知道，當他自己遭到侮辱時，他是如何痛苦和如何渴望報複；因此他幾乎是本能地害怕別人也會對他產生同樣的反應。盡管如此，這種傾向仍有可能在他不知不覺的狀態中表現出來。它可以表現為無意間輕慢了他人，讓他人長時間的等待；表現為無意間使他人陷入某種尷尬的處境，使他人產生寄人籬下之感，等等。即使神經症病人完全意識不到自己有侮辱他人的願望，意識不到自己實際上已經侮辱了他人，在與他人的相處中，他心中仍然彌漫著對他人的怠慢和忽視。
神經症病人往往意識不到自己是在有意地掠奪他人。與他這種掠奪願望有關的焦慮，可能會在一旦有人需要他拿出什麼東西或做點什麼事情的時候，就自動地產生一種抑製傾向。這樣，他就會忘記本來應該給他人買的生日禮物，或者，在某位女性願意委身於他的時候突然變得陽萎。但這種焦慮並不一定總是導致實際的抑製，它也可能逐漸明顯地使人意識到那種擔心自己正在剝削和掠奪他人的潛在恐懼；因為事實正是如此，盡管在自覺意識中他們總是憤怒地否認自己有這種意圖。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甚至可能在某些事實上並不包含這種掠奪傾向的行為中，也懷有這種擔心和恐懼；而與此同時，他卻始終意識不到那些真正包含著對他人的剝削和掠奪的行為。
這種掠奪他人的傾向往往伴隨著對他人的羨慕和嫉妒。當然，如果他人得到了某些我們也希望得到的好處，那麼，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會或多或少有一點羨慕或嫉妒的。但是，在正常人身上，這種嫉妒偏重於他希望自己能得到這種好處；而在神經症病人身上，這種嫉妒卻偏重於他不願意別人得到這種好處，即使他自己並不願意得到這種好處時也是如此。這種類型的母親往往嫉妒自己子女的快樂，她會對他們說：“誰今天笑得歡，他明天就會哭得慘。”
神經症病人會竭力掩飾他這種嫉妒態度的本來麵目，把它偽裝成一種合情合理的羨慕。別人的任何好事，不管是一個洋娃娃還是一個姑娘，一種閑適的樂趣還是一樁較好的工作，在他眼中都可能顯得光彩奪目，十分可愛，以致他覺得他這種羨慕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而要使這種羨慕正當化，又隻有借助於對事實進行某些無意識的歪曲，例如低估自己實際擁有的一切，錯誤地覺得別人的好事確實是自己希望得到的好事。這種自我欺騙可以發展到這樣一種地步，即相信自己因為不能得到別人得到的東西，而處於一種悲慘可憐的境地。他完全忘記了，事實上在其他一切方麵，他都不願意同他人作一個交換。對於這種歪曲，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他不可能享受和欣賞任何幸福。但正是這種不可能，卻有利於他保護自己以避免他十分害怕的他人的羨慕。正象那些有充分理由保護自己不受某些人嫉妒，並因而歪曲掩蓋了自己真實處境的正常人一樣，他也並不是有意要拋棄自己已有的滿足。但由於他的工作做得是如此到家，所以他實際上完全剝奪了自己的任何享受。這樣，他終於自己挫敗了自己的目的。他本來希望擁有一切，但由於他這種破壞性的衝動和焦慮，他最終卻落得兩手空空。
顯然，這種掠奪或剝削他人的傾向，也象所有敵對傾向一樣，不僅來源於不正常的人際關係，而且還會進一步加深這種關係的不正常。尤其是在這種傾向或多或少處於無意識狀態的時候——而實際情形也往往正是這樣——它就必然會使他對他人處於一種不自然或甚至是羞怯的狀態。在那些他並不對之抱任何希望的人麵前，他的行為舉止和言談感覺都很泰然自若，無拘無束；但隻要一有可能從他人那兒得到任何好處，他就會立刻變得很不自然。這些好處可能是實質性的好處，例如某些信息或某種建議；也可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例如未來可能得到的利益。這一點既適用於性關係，也適用於其他人際關係。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往往在自己並不介意的異性麵前，表現得坦然自若；而在他渴望能夠喜歡自己的異性麵前，就變得十分尷尬和手足無措。因為在他看來，獲得對方的愛就跟從對方身上得到某些好處是一回事情。
這種類型的人很可能在掙錢謀生方麵特別能幹，從而把自己的衝動引導到有利的方向上。但他們也往往在掙錢的問題上形成種種抑製，這樣他們就會不好意思向別人要報酬，或做了大量工作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酬金，因而顯得比他們的實際性格要更加慷慨大度。此後，他們又很可能因自己沒有得到足夠的報酬而心懷不滿，但自己卻並不知道這種不滿的真實原因。如果神經症病人的這種抑製作用變得十分嚴重並因而滲透到他的整個人格之中，其結果則會使他在總體上無法自立，而必須依靠他人的支持和供養。這樣，他就會過一種寄生蟲式的生活，並以此來滿足他那種剝削他人的傾向。這種寄生蟲式的態度並不一定表現為“所有人都應該為我服務”的明顯形式，而可能采取比較微妙的形式，例如希望他人給自己以恩惠，希望他人首先采取主動，希望他人在工作上幫自己出謀劃策。一句話，希望他人對他的生活負責。其結果，他便從總體上對生活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態度，這就是，他好象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必須在這種生活麵前或者有所建樹，或者虛度一生。他的這種生活態度，就好象他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與他自己全然無關；就好象一切好事或壞事都純粹來自外界，而與他的所作所為全然無關；就好象他有權坐享他人創造的一切美好事物，而把所有的壞事都歸咎於他人一樣。由於在這樣一種生活態度中，壞事往往比好事更容易發生，因此他幾乎無可避免地會對整個生活產生越來越大的仇恨。這種寄生蟲式的態度，同樣也見之於對愛的病態需要中，特別是在對愛的需要表現為對物質恩惠的渴望時更是如此。
神經症病人這種剝削或掠奪他人的傾向所經常產生的另一結果，乃是對自己可能被他人欺騙或剝削而感到焦慮。他可能生活在一種不斷的恐懼中，深怕別人會占他的便宜，會從他手中奪走金錢，會剽竊他的某一思想；他會對他碰見的每一個人都產生這種恐懼的反應，深怕這個人是在對他打什麼主意。一旦他真地受到欺騙，例如，如果出租汽車司機故意不走最近的路線，如果餐廳的侍者向他多報帳單，他所發泄的憤怒就會大大超過應有的限度。顯然，他是在把自己的欺騙傾向所具有的心理價值投射到他人身上，因為，對他人產生一種正當的憤怒顯然比麵對自己的問題要愉快得多。何況，癔病患者往往把責難當作一種恐嚇的方式，或者通過恐嚇使對方產生犯罪感，從而任其辱罵或利用。辛克萊·劉易斯在多茲沃爾斯夫人這個人物形象的性格中，對這種策略作了精采的描繪。